必须指出，象征并非单单在梦中发生，它们在所有心灵各种的表象明示出现，包括象征的思考和感情，象征的动作和情势。通常来讲，似乎无生命的物体，也在象征模式的安排下与潜意识合作。天下间确实有许多说及主人一死，钟也随即不动的真实故事。其中一个是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皇宫中的摆钟，当大帝命丧黄泉之际，该摆钟随即停止摆动了。其它较普遍的例子是：当某人魂归天国时，镜子会破裂，或墙上的画会跌下来，还有，在某人情绪波动不安时，他处身的房子会出现极微小而无法解释的破损。即使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拒绝相信这类报告，这种故事却总是会突然出现。单就这点来看，就足以证明它们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性。
不过，象征有许多种，最重要的并非个别的，而是有“集体”性质和起源的象征。这些主要是宗教的意象。信教者假定这些意象是神性的起源——它们曾向人类启示。怀疑者则冷淡地说，它们是被捏造出来的。这两者都有错。没错，正如怀疑者所注意到的，几世纪以来，宗教象征和概念一向是意识细心推敲琢磨的对象。同样，当信教者意指它们的起源，至今已埋在似乎没有人类根源的神秘过去里，一样是确定的。但事实上，它们是“集体表象”，从初期的梦和有创造力的幻想放射出来，而且这些意象是无意识、自然而然的表明，绝非有意的杜撰。
这个事实——对梦解释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很明显，如果你假定梦有象征意义，那你的解释，会和那些认定梦只不过是掩饰我们已知的情绪或思想的人不同，如果像后者这样，那梦的解释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你只会发现你早已知道的事情而已。
为了这个缘故，我通常对学生说：“尽你所能学习象征，然后在分析梦时把象征全部忘掉。”这个忠告有实际的重要性，以致我把它当作一个规则，提醒自己绝对无法充分地了解别人的梦到正确无误地解释的程度。我这样做，无非为了阻止我自己的联想和反应的奔放，它说不定以不同的方式胜过病人的不安和犹疑不决。这对治疗有很大的效用，分析者可以借此准确地得到梦的特别信息。不过他必须完全透彻地探索整个梦的内容。
我和弗洛伊德一块工作时所做的一个梦，可以说明这点。梦到自己在“家里”，似乎是在二楼的起居室，这房间既舒适又宜人，全是十八世纪的装潢，我奇怪自己从没看过这个房间，不晓得一楼是个什么样子。我下楼去，发现这地方很黑，墙上都是镶嵌板，这里的家具是十六世纪的，甚至更早一点。我的惊讶和好奇心加重，想把这整幢房子的结构看个一清二楚。于是走到地下室，看见门打开着，我沿着石阶梯走到一个较大的圆顶房间，地板是用大块的厚石板铺砌而成，墙壁看来很古旧，细看墙上的灰泥，发现其中掺杂碎片瓦。很明显，这是罗马式的墙，我变得愈来愈紧张。在角落，看见一块上面有铁环的石板，拉起那石板，看见还有另外一道窄楼梯，通往一个类似史前墓穴的山洞，里面有两个头盖骨、一些骨块，以及一些陶器碎片，到这里，我就醒过来了。
如果弗洛伊德在分析这个梦时，照着我的方法探查它的特殊背景和联想，只会愈想愈远，恐怕他会离题万丈，而且忽略他自己的真正问题。其实，那梦是我生活的简史，是我心智的发展史。我在一幢有二百年历史的房子长大，而大部分家具则更古旧，大概有三百年历史。在思想上，我迄今神游于康德和叔本华两位大哲的哲学中，当时最新的思想是杜威的作品。在这不久之前，仍与深受中古思想影响的双亲同住，他们相信神的无限力量一直统御全世界和人类，这世界已变得陈旧而落后。我的基督教信仰在遇到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时，难免会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什么一楼这么安静、黑暗，和无人居住的原因。
而对历史产生兴趣，始于我专注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上，当时我是个解剖学会的助理员，对化石时代的人骨醉心不已，尤其对尼安德塔人的研究，以及争论已久的杜博猿人属的头盖骨，更为神往。事实上，这些都是我对那个梦幻的真正联想。但我不敢对弗洛伊德提起头盖骨、骸骨、或尸体的事，因为我知道这主题不会受到他欢迎。他怀有我预料他会早死的奇怪念头。后来，他凭以下的事得出结论：我在不来梅对保存木乃伊发生兴趣，那是我们1929年乘船到美国时途经上岸观光的地方。因为我从最近的经验中，深深感到弗洛伊德和我之间的精神观和背景，有道几乎无法弥合的鸿沟，所以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害怕如果我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向他敞开，他不仅会瞠目结舌，而且破坏我们的友情。感到自己的心理上有些不确定，所以几乎自动地告诉他一个有关我的“自由联想”的谎话，以免把个人和与他全然不同的架构点明出来，反正这只有吃力不讨好而已。
我必须为这段对弗洛伊德叙述我的梦的冗长介绍而抱歉。不过这是当人介入真正的梦分析时，遭遇到困难的很好例子。很多事都需取决于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的个人差异。
很快就发现弗洛伊德企图在我身上找出矛盾的意愿，于是试探性地提议说我所梦见的那些头盖骨可能是指我家里某些人的死因。这个提议使得他满意，但是我却不满意这个“假”结论。
当我在尝试寻找答复弗洛伊德问题的适当答案时，突然被一种在心理学的了解上，扮演主观因素角色的直觉困惑。我的直觉是那么强烈，只想到如何脱离这麻烦的纠缠，于是我就以撒谎这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做不仅不高尚，而且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可是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冒与弗洛伊德争执的危险——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希望这么做。
我的直觉是由出乎意料的洞察力组成，使我认清梦意指“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以及我的整个实体，都在和另一个具有理性和追求自己目标的奇异心灵所建立的理论架构对抗。我霎时就了解我的梦所代表的意义。
这项冲突说明了梦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是一种技术，可以像两个人之间用办证法交换意见，只要学习、根据规则来适应即可。如果将它视为机械性的技术，做梦者个人的心灵人格就会迷失，而治疗就仅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谁会支配谁？为了这个原因，放弃了催眠治疗，因为我不愿意用自己的意志压迫别人。希望治疗的过程完全发自病人自己的人格，而不为我的提示所影响，因为那只有短暂的效果。我的目的在于保证和维持病人的自尊和自由，好让他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活。在和弗洛伊德交换意见后，逐渐领悟到我们在建构有关人和其心灵的一般理论之前，应该学习更多有关我们要处理的人类真正问题。
个体是唯一的实体，我们愈是轻视个体，一味朝着人类抽象观念走去，那我们就会愈走愈错，跌进迷阵。在现今社会急剧而快速的改变中，实在需要了解更多有关人类个体的事，因为我们所知有限，而且有很多方面要看个体的精神和道德的素养而定。但如果我们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要把事情看得透彻，就非得了解人类的过去——人类的现在反而可放在次位。那就是为什么明了神话和象征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