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秘密访华
先遣部队急驰友谊关
一
列车咔口当咔口当的向北行驶。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胡志明记得，1950年1月秘密访华，后于2月初与周恩来一同访苏。当时毛泽东也在苏联访问。
胡志明向斯大林讲述了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苏联未予理睬。
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干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还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5万支。1960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另外，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信、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
抗法斗争依靠小团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中国讲情谊，有求必应。
列车途经柳州。胡志明父想起1954年7月3日至5日在柳州渡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那时的柳州没有这么繁华，市民的衣装没有这么华丽。但人们仍是那样的真诚和善，那次他与周恩来在这里对日内瓦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越南那时处在十字路口，可能和，可能战，争取和，准备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事后、胡志明访问北京，又去苏联，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中国、苏联为一方，法国、英国、美国为一方。胡志明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他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1969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胡志明，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互相商洽，力争主动。会议于7月20口结束，以北纬17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方，两年后举行大选。胡志明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很满意，赫鲁晓夫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即向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致电祝贺。但会议期间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杜勒斯的杜勒斯不满意。
二
1955年的春天，长沙风和日丽。
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晚间工作到凌晨的习惯在战争年代养成，到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岁月里，仍未改变。夜深人静，思维纵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他在这静静的深夜里思索决断的。
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要秘密来访，毛主席将在这里会见他。
胡志明要谈些什么？胡志明会提出啥要求？毛泽东思忖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邻国，友好邻邦。胡志明是位真诚、坦率的朋友。早在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多年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革命，一道参加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胡志明的私人感情很深。
上午10点半，两党主席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毛泽东早已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情况，就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12条公路的示意图……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且看中国方面的态度和措施。
4月8日，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你们需要，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4月12日和21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2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月22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洽商。
三
5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周恩来总理从车上下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这是米兰的郁馨。
平素，他喜爱花卉。在中南海办公间隙、国事访问中，他时常鉴赏评说。今天，他顾不上，他迈开矫健的步子向会见厅走去，浅灰色中长毛料裤的裤腿呼呼生风。
他走到会见厅时，一位大个子早在门口等候。这位大个子，就是毛泽东曾经多次夸奖过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大个子顶着”的罗瑞卿。
站在罗瑞卿身后迎候总理的是杨成武。
罗瑞卿迎上前去。
周恩来握住罗瑞卿的手。
这是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在这里接见将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走进会见厅，全体都站了起来。
他用浑厚的淮安普通话招呼大家坐下。
中越两国交通代表团会谈是由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那张条子引起的。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毛泽东让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立即与罗瑞卿、杨成武商定，继续由军队承担这项工程。
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会同李天佑副总长等已经拿出了初步方案。他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他和罗总长、李天佑副总长经过研究，拟派大批部队出国，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中央、国务院决断。汇报后，杨成武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继丽转向要交待的实质性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范文同总理曾经谈过，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我们帮助修北方的路。”
大家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作记录。周恩来喝了一口清茶，继续说：“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他稍微停顿，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太简易，以后再逐步加固。总之，是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精神来办事。由总参谋部挂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由罗总长和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抓总。”
“修路的施工力量，抽工兵部队为主……支前公路、作战公路都要考虑到敌人轰炸破坏，要随破随修。……关于反对敌人轰炸的经验，我们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以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一些给他们，还要不断总结新的经验；美国的轰炸技术会有进步，我们不能满足过去的经验。还要派一些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这是个大战斗，要抢时间作出点样子。就由罗总长挂帅，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调用。”
他神情严肃，话语句句敲定，不容半点迟缓和马虎。大家认真严肃地聆听着他的明确分工。
他坐在沙发上，一手弯曲地置在灰色中山装前，一手指划着：“还有水路，对越方要求，应予以满足。敌人总不能都封锁住，不管是陆路，水路，损失都会有，但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送东西过去的。总之，要改变认识，就是支前，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一定会学到许多新东西，拿我们的勇敢和智慧学会反对敌人轰炸的新本事。”
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在具体现场勘察团还没去，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12条路展开作业，派兵10万，另一种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5～7条公路，派兵8万，视以后进展情况酌定增减兵力。”
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上研究起来。最后决定：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我们倾向于后一方案，抓住重要的线路先突击抢修。
杨成武向周恩来提议：“总理，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支援越南的一个小组或什么机构，便于统一组织行动？”因为这段时间，杨成武等同志感到压力很大，许多事情并非一家决定就能拍板定案，涉及面广，联系的头绪多，非有个组织来统一协调管理不可。
罗瑞卿感到这问题迫在眉睫：“总理，我们总参早有这个想法，也议过。请总理定。”
“怎么样？”周恩来环视在坐的几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问，问他们，也好似问自己。“我看可以嘛！”
“行！”大家回答，异口同声。
周恩来当即决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即由中央。团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负责经常具体组织工作。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
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八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