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决战时期，这就是震撼世界的全国解放战争。在这场决战中，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民主势力，建立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共产党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围绕建国问题，国共两党展开殊死较量，以和谈对和谈，以战争对战争。其斗争的激烈复杂程度、战争的规模为史所空前。然而，斗争的结果是以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
国共和谈先理后兵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然而，国共间并未立即爆发全面内战，而是进行了半年多的和平谈判。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国际上，美、英、苏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根据《雅尔塔协定》，蒙古和中国东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国本部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抗战一结束，美苏冲突即显露端倪。但美国政府深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受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战争将意味着国民党的瓦解和蒋介石政府的最后倒台。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并保住国民党政权出发，美国主张吸收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借以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苏联害怕中国内战会打乱在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为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同意美国之联合政府政策，使蒋介石求得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国际上的美苏之争又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共之争。
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就连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也反对内战，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对国民党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了。此外，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还远在西南边陲，其内战准备工作尚需时日。
消灭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策略是“恩威并济”。即假如共产党接受其和谈条件，即达到“和平统一”，否则将以武力消灭之。为此，日本乞降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一面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于8月14、20、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商谈和平建国。对这一“恩威并济”政策，蒋介石在1945年9月20日给战区司令官的秘电中表达得最为清楚：“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视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在这一政策辅以美国飞机军舰的帮助下，国民党军被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对解放区实行分割包围，从而把战后中国推到了全面内战的边缘。
日本乞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把帽子、脸盆抛到空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抗战胜利了，忧的是国民党的强大存在。如何将国民党这一强大势力克服下去，改变国共力量对比，这是共产党抗战后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公开表示在道义与物资上援助中国国民政府。16日，中国民盟向全国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这时，斯大林打电报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适应战后国际国内的和平潮流，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决定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针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以应付内战。
争取和平民主，并不是放弃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认为，如果蒋介石应允了条件，我们就走法国的道路，如戴高乐领导，共产党参加政府。那样的话，我们就要用洗脸政策，钻进去给国民党洗脸，教育党员学会做议会斗争等各方面的工作，教育中国人民到更觉悟的程度，然后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即用和平的方法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谈判。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及人民的某些权利。
然而，43天的谈判，是一个打谈结合的过程，国民党以“受降”为名，向解放区人肆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奋起自卫。9月10日至10月12日，陈赓率太岳军区等部队发起上党战役，歼灭进犯长治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军等部3.5万余人，生俘该军军长史泽波，有利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鉴于蒋介石虽与中共进行和谈，却将重点放在“打”上，为争取和平民主及在国共和谈中的有利地位，改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长期包围的战略态势，中共中央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即主动放弃江南等8块根据地，收缩兵力于长江以北，同时调集11万部队、2万名干部及四分之一中央委员进军东北，以便将之建成战略基地。
这时，蒋介石调动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阻止国民党北进，确保向北发展成功。据此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集中14个旅5.3万人于10月18日发动绥远战役，至12月中旬歼灭傅作义部1.2万余人，收复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其控制平绥路的企图。陈毅率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后，迅即组织津浦路前线指挥部，发起津浦路战役，10月18日至1946年1月中旬，共歼灭国民党军及日伪军2.8万余人，控制津浦路200余公里，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在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平汉路上，刘伯承、邓小平率军6万，以口袋战，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取得邯郸（平汉）战役的胜利，共毙伤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同时争取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以上战役，确保了向北发展的完成。
鉴于国共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政府不得不撤换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代之以司徒雷登，同时派总统特使马歇尔于1945年底来华调处国共争端，贯彻其联合政府政策。1945年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联合公报，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在内外压力及军事失败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敛其武力政策。1945年12月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23日，蒋介石约其幕僚商讨对策。蒋介石在当晚日记中写道：“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其政治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在马歇尔的调处下，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政协会召开。之后通过的政协决议，确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民主原则。2月25日，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根据停战协定，国共双方公布停战令，并于1月13日在全国生效，同时成立军调部，负责军队整编及调处国共冲突等事宜。从此，内战在全国基本停止，和平显露端倪。3月，马歇尔回国述职。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于3月1日至17日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政协决议。国民党内的黄埔系、CC系等法西斯分子在会上大哭大闹，痛骂国民党和谈代表，认为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叫嚣“宪草原则必须纠正”。在法西斯分子的压力下，会议通过了违反政协决议的《对政协决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否定政协决议。由此中国政治形势开始逆转。
影响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另一因素是东北问题。根据停战协定，在停战令公布生效后，国民党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可继续向东北开进。由于美苏冲突开始，国民党向东北开进的部队大多使用美国的军舰、飞机，苏联害怕美国染指中国东北，遂拒绝国民党在大连、营口登陆，而葫芦岛已为中国共产党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控制。蒋介石则认为苏联有意支持中共“叛乱”，破坏中苏条约，遂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一面命部队从山海关沿辽西走廊攻击前进，一面通知苏方将熊式辉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国际讨论解决。苏联害怕美国干涉，答应将中长路移交国民政府。这样，国民党又开始接收东北。国民党以接收东北为名，要中共撤出占领区，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争议由此开始。
国民党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无可置疑，但从中共已解放的地区接收则大谬不然。东北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东北战斗了14年，日本战败时，抗联从日本手中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建立了地方政权，在这些地区并没有什么接收问题。况且，随着苏军撤退，东北问题逐渐由外交问题变为内政问题，国民党想解决东北问题必须与共产党谈判解决。然而，国民党奉行武力政策，宣称东北问题：“只有接收，并无调停”，“打下长春，再谈停战”。蒋介石声称，除非共产党放弃长春，否则“他不会承认他们，也不会邀请他们参加政府”。4月8日，国民党军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展开四平保卫战。在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后，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18日撤出四平。国民党军遂于次日占领四平，23日进占长春，之后又占领吉林，进兵至松花江以南。
由于蒋介石奉行武力政策，使国共和谈陷入僵局。在宪法草案问题上，国民党提出要修改宪草原则，变内阁制为总统制，取消省自治，并削弱立法院的权力。共产党虽做了某些让步，但坚持内阁制、省自治的民主原则不动摇。在改组政府与军队整编的关系问题上，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企图在改组政府前就整编中共的军队。共产党则主张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二者须同时并进。在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上，共产党坚持与民主同盟占40席中的14席（《政协决议》规定，国府委员所讨论之议案，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以握有否决权。国民党却只给13席，不给否决权。在国民大会问题上，为迫共产党就范，国民党主张先召国大，再改组政府，要共产党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共产党则坚持政协决议，主张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片面召开国大，表示在内战没有停止，政协决议遭破坏的情况下，拒绝参加国大。由于上述问题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军队驻地等问题上更无法求得统一。
国民党在东北的暂时军事胜利，使蒋介石在和谈中要价越来越高。在6月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共产党必须撤出陇海路以南之苏北、皖北全部，山东胶济沿线，热河全部及东北安东。并对马歇尔表示，“必须军事问题解放，再谈政治问题”。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共拒绝后，同民党遂于6月底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
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曾对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中国从此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但随着内战危险日益增长，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始了自卫战争的切实准备。针对国民党在6月谈判中的表现，6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各战略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奋起反击，准备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