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实验室里的多数工作者都入伍了，她也只有一个念头：为第二个祖国服务。她想到前线和后方医院差不多都没有有X光设备，而X光的透视能力可以发现伤口里的子弹或弹片。玛丽意识到要赶快制造这种设备，她立即列出了大学里各实验的仪器清单，亲自到各制造厂集中了所有可供使用的材料，然后分给了巴黎地区的各个医院，并募集了一批自愿从事X射线技术研究的工作人员。她还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制造了第一辆X光汽车，里面放置了一架仪器和一个使这辆汽车能够移动的设备到各医院去参加巡回医疗。
德军迅速前进，形势越发紧张，但玛丽为了仪器，为了实验室，为了救护工作，没有考虑被轰炸或被包围，毅然留在了巴黎，她尤其精心地保持着实验室里的宝物——镭，并亲自把它送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商港。
战争持续着，需要动手术的伤员不断增加。前线各医院随时要有放射科医生、X光设备，玛丽就地装置了称为“小居里”的有X光设备的汽车，她甚至向朋友借了一些轿车加以改装，很快就拥有了20辆车，她自己则乘着一辆车上画上法国国旗和红十字的车，像一位指挥员，往返于战地。必要时，她自己开汽车，自己动手修车、换车轮、净化机器……。另外，她还到战地医院去帮助设置X光射线室，在镭学研究所为卫生员开设放射学速成课，教医生们学会寻找人体中异物的新方法，前往意大利北部视察放射性物资以及继续为军队培训技术人员，包括为美国军医开办训练班。除了身体力行，玛丽还把自己仅有的财产——第二次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全部献给法国，直接服务于战争。这一切完全出自于玛丽的一种伟大而无私的献身精神和一颗忠诚祖国的心。整个战争期间，她共设置了200个X光射线室，培训了150名放射科护士，利用X光设备救治的伤员总数超过了100万。
（3）巨大财富的诱惑
①不为此所动
1918年，战争结束了，协约国获胜，波兰也恢复了独立，玛丽看到了这一伟大的胜利。虽然战争搅扰了她的科研工作，损害了她的身体，但她还感到兴奋、愉快。尤其使她欣慰的是，她利用铀的分裂作用，使铀的放射性元素的辐射在医疗上的应用取得进展。
经过战争后的世界趋于平静。玛丽呢？用女儿们的话说：“妈妈变得安详，时光冲淡了旧日的愁苦”。玛丽在给布罗妮的信中也说：“……我一生受了不少痛苦，现在要到头了”。但玛玛没有丝毫松懈，她工作起来依旧紧张而繁忙。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培养比以往更加细致，有时，她还抽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去海滨游泳，去郊野登山。
1920年，玛丽接受了美国纽约妇女杂志《描述者》总编辑麦隆仙夫人的采访，这应当说是个例外，因为玛丽曾无数次拒绝了新闻界记者的要访要求。想不到这次两个人竟一见如故，谈得非常热烈和融洽。麦隆仙夫人后来发表了这次采访记，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谈到专利，专利所得应该使居里夫人成为巨富，而她却说‘没有人应该因镭致富，镭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居里夫妇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要求专利权，从而失去了获得巨额收入的机会，但他们却以正直无私的科学态度毫无保留地公布了镭的提炼方法。”麦隆仙夫人本就为玛丽的成就所倾倒，这次采访则更增加了对玛丽发自内心的崇敬。特别是当她知道玛丽正迫切地需要一克镭从事研究时，她太动心了，她返回美国后立即发起了捐献买一克镭的款项的活动。不到1年，她就给玛丽写信说：“款已凑齐，镭是你的了。”同时，她向玛丽发出了来美国的邀请。1921年，玛丽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进行了这半生第一次的单人旅行，奔赴美国。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玛丽就感受到一股热潮，成千上万的人手持花束和标语牌迎接她，诸多的城市、专科学院、综合大学都邀请她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博士学位荣誉，还有“纽约市民特权”，她更接受了美国人民诚挚的心意。5月20日这一天，赠款仪式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了，仪式由美国总统哈定（美国第29任总统）主持，显得庄严而肃穆。总统给了玛丽以极高评价，说她是“高尚的人、忠诚的人、慈爱的母亲，除了那难辛的工作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位伟大的女性在接受捐赠一克镭的前夜，在阅读“赠送证书”时，她就声明：“证书上的一些细节必须予以改正，这镭绝不能成为我私人和女儿的财产，它要用于科学”。为了保证这一点的落实，她和麦隆仙夫人一起请来律师草拟了一份证书并在上面签了字。
由于健康原因，玛丽未能满足美国方面众多的要求，有些活动未能参加，有些地方也未能光顾，但美国人民的热情久久地充塞着她的心胸，人们的厚爱令玛丽深深感动。返回巴黎后，她很以自己能为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友谊做出贡献而感到欣慰，同时更多地想到自己对于镭的新科学和新疗法有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和使命。
②财富永恒
此时的玛丽虽已年过半百，但她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仍不减当年。这一年，她根据战时笔记整理成了《放射学与战争》一书在巴黎出版。次年，即1922年，她当选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并应大战后建立的世界国家组织联合会秘书长的邀请，去日内瓦参加了国际文化委员会会议，并任委员，后又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玛丽虽然身居法国，但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祖国波兰的关心，她惦记着波兰镭研究所的建设，曾两次到华沙敦促，关心它的成长和发展。1925年亲自为该研究院奠基。1929年，她再度赴美，同上次一样还是请求捐赠一克镭，但不是为法国而是为波兰。麦隆仙夫人为她组织了同样的募捐，并同样获得了成功。就这样，美国赠给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通过她的手，传给了华沙。
1926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居里与弗里德里克·约里奥（他后来是法兰西学院教授，曾提出原子裂变现象的实证）结婚，弗里德里克以后改名为约奧·居里，玛丽对这对夫妇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他们夫妇从母亲身上所得到的教益更成为他们以后从事科学事业取之不尽的宝藏，他们不仅是玛丽的亲人，也成为了玛丽可靠的助手和事业的继承者。他们后来陆续发表了《镭D的衰变》等论文，无一不闪烁着玛丽身上的光辉。1933年，这对夫妇因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元素而双双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
玛丽的事业在飞跃，成就在升华，她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面对如潮的荣誉和鲜花，玛丽却从未流露过丝毫的陶醉与满足，依然那样谦虚、务实。人们敬重她，不仅仅在于她的辉煌成就，还在于她对待科学、对待名利和荣誉的态度。她曾对女儿们说：“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该注意人。”她的行为完全验证了这句话。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评价道：“在所有著名人物之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玛丽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迈入60岁高龄，她仍然奔走于国内外，写论文、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活动……，坚持不懈。在她逝世的前一年，她还前往马德里参加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会议，去布鲁塞尔参加第七届物理学会议。
人们把玛丽当成是镭的活图书馆，可是，人们用她所精通的五国文字写的与她的实验有关的书，她几乎都读过，直到暮年她都在孜孜不倦地求新，注意科学的新进展，希望发明新技术。她对青年一代倍加爱护，为居里实验室的工作者获得的每一点滴的成功而喜悦。在学生们的眼中，在实验室的工人的心中，玛丽身上有一种深藏的、世上少有的吸引力。
玛丽的科学生命正放射着炫目的光芒，但她的身体却在逐渐恶化。远在1920年，医生就诊断她患有白内障，后来虽做了手术，但视力明显变弱。长久以来，她的耳朵还时时发出嗡嗡声。以后，风湿性肩痛也时而缠身。更由于30多年来一直接触镭，呼吸镭射气，战争期间又受过射线的威肋，双手逐渐被灼伤，身体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33年，又发现她的胆囊内有结石，并几度感冒、发烧。在这种病痛的情况下，她总是不间断地工作。在晚年体弱病剧时，她仍不时地到实验室去工作或在家里看书。
1934年5月的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去实验室工作，下午三点半左右，她感到身体不适，就告别同伴回家了，想不到这一天竟然成了她和工作告别的日子，从此她倒在病床上再也没能起来。
孩子们请来最著名的医生来为母亲诊治，并商量着送她到疗养院，而玛丽此时想到的还是她的工作，想的还是同合作者谈工作……直到病情突然加重，她被医生们诊断患了恶性白血病。家人和医生尽全力设法维持住她的生命，但奇迹没有出现，1934年7月4日，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的心脏止了跳动。玛丽临终前精神恍惚，但不是招呼亲人，而是断断续续地说“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她注视一个茶杯，发出问题：“这是用镭做的，不是用钍做的？”又说了些话，声音逐渐微弱，难以听清……。人们理解玛丽是带着对心爱工作的无比眷恋离开人世的。玛丽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世界几乎都在为“居里夫人”而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