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心者，真先乎情”。诚挚、凄婉的情感往往比华丽的说词更易拨动人的心弦。
触龙真诚说赵后
说服他人，有理有握是必须的，但同时更要有“情”，以情感人，再加上说理，这样你所要说服的对象肯定会接纳你的意见。
赵孝成王元年，秦国进攻赵国，攻占三个城池，由于赵王年幼刚刚继位，赵太后执掌朝纲又无经验，秦国才趁机加紧侵略。赵大后急忙向齐国讨救兵，齐国答复道：“一定要将您的小儿子长安君送来做人质，我们才出兵。”赵太后不肯，朝臣们纷纷劝谏，赵太后便斩钉截铁地告诉左右道：“如果还有人再说要把长安君送到齐国为人质的，我一定要在他的脸上吐几口唾液。”群臣一时噤若寒蝉。
左师触龙通过宫门看守者传话进去说要晋见太后，太后便怒气冲冲地等待他的到来。触龙进得王宫，慢慢地趋行到太后身的坐下，谢罪道：“我年纪大，脚又有毛病，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因此，很久都未能进宫晋见太后您。自己暗暗思量，怕太后身体也有病痛，所以定要前来晋见、探望您。”
太后说：“我这个老太婆也不行了，只能以车代步了。”
触龙说：“您的食量怎么样啊？”
太后答道：“靠吃粥来度日啊。”
触龙说：“我近来食欲不佳，就强迫自己步行，一天走三四里，慢慢地就增加了食量，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好处。”
太后说：“可惜我已经不太能行走了。”说着，她的面色也渐渐缓和下来。
触龙说：“我有个小儿子名叫舒祺，不怎么成器。想到我已年老力衰，再也不能继续照顾他了，不知能否让他进入王宫担任黑衣卫士，也好了却我一桩心事。”
太后说，“好。他有多大年纪了？”
触龙说：“十五岁了。年纪是小了点，可我只想趁自己还未死的时候将他托付给您。”
太后笑道：“想不到男人也如此疼爱小儿子？”
触龙说，“嗯，比女人还要疼爱哩。”
太后又笑道：“不对！女人对小儿子的疼爱远超过男人。”
触龙说：“此话差矣，我以为您对燕后的疼爱远超过长安君。”
太后说：“不对，我对燕后的疼爱远远不及对长安君的疼爱。”
触龙说：“此话欠妥。大凡父母疼爱子女，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前途、未来着想。当年您送燕后出嫁，她将上车时，您拉住她的脚，哭泣不已，原因是想到她嫁得太远，很是哀伤。等到她嫁到燕国后，您一方面想念她，一方面在国家祭祀的时候，暗暗祷告道：‘不要让燕人休回娘家啊！’这不是在为她的将来设想，好让她的子孙代代为王吗？”
太后说：“是呀。”
触龙问：“太后，您不妨再回想一下，赵国三代之前，从烈侯到肃侯，他们的直系子孙，至今还有封侯的吗？”
太后说：“没有了。”
触龙说：“除了赵国，三代之前其他诸侯的子孙至今还有承继者吗？”
太后说：“我没有听说过。”
触龙说：“难道君王的子孙当王侯不称职吗？不是。因为他们地位尊贵但对社会无功、俸禄丰厚但对国家无劳，只是依靠一些权势而获得这些，这样怎能保持他们地位的永久呢？今天您让长安君享受尊贵的权位和肥沃的封地，而不让他在今天有功于国家，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立足，取得威望呢？所以说，我认为您为长安君设想得不够深远，对他的疼爱不及对燕后的疼爱啊。”
太后恍然道：“对，对。”于是立即委派长安君率百辆车，去齐国为人质。
于是齐国派出救兵来到赵国，抵抗秦国的进攻。
朝臣强行劝谏不得，触龙一席话就成功，关键是在于能够掌握对方的特殊心态，沿着对方的感情和心理逻辑循循善诱、步步深入，最后使之心悦诚服。
触龙的说服战术，大致可分三步
第一步：施之以礼。触龙拜见太后时，如果一味强谏，势必形成尖锐矛盾，而不能达到说服的目的。所以他绝口不谈让长安君为人质之事，而是对赵太后关心体贴，问寒问暖，谈饮食起居的养生之道，从感情上打动了太后，打破了僵局，缓和了气氛，使“太后之色少解。”
第二步：动之以情。触龙抓住对方爱子的心理，巧妙地提出了为自己的幼子求职的事，先从自己爱子谈起，情词委婉，引起太后感情上的共鸣；接着与太后争谁爱子爱得更深切，使太后转怒为笑；继而把太后的爱燕后与爱长安君作比较，引起“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主题。
第三步：晓之以理。利用太后爱燕后与长安君表现不一致的矛盾，援引历史教训开导以后，联系国家安危，分析利害，使其认识到爱子深切与否关键在于是否“为之计深远”，接着提出主张：真正爱护长安君，应为他“计久长”，使其“有功于国”。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地答应：“诺，咨君之所使之。”于是，长安君为人质，齐出兵，秦军退。
触龙不愧做思想工作的专家，他面对难以说服的对手，采用迂回战术，由远及近，由小及大，由己及人，由生活琐事到国家大事，由爱女到爱子，由自己爱子到太后爱子，由假爱到真爱，一步步达到了说服的目的。
因此，对刚刚遭受挫折或不幸的人，不要直接指出他的错误，那样等于在他受到创伤的心灵上再撒一把盐，会产生逆反心理。说服这样的人，要体贴关怀，温暖他的心，以情入理，效果会好一些。
将心比心真诚说服元世祖
要用感情打动对方，就要将心比心，真诚地用情感来软化他，使之被你说服。
元朝征讨日本的军队已确定了出发日期（据推算，指至元十八年元军第二次征伐日本），太常少卿王磐入朝谏阻道：
“日本是个小国，海道险阻而又遥远，如果征伐战争胜利了，也显耀不出我们的武力；如果失败了，反倒损害了我们的威风，臣子我认为还是不讨伐日本为好。”
世祖皇帝听了，非常气愤，指责说，这不是你王磐应该说的话。又说：
“征伐日本是我们国家的既定大政，说出触犯国家大政方针的话一概不能赦免，而你却说了，难道你心怀二心吗？”
王磐说：“臣子我赤心为国效劳，所以我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我对元朝心怀二心，又何必从叛乱之地冒着死亡的危险来到这里？现在臣子已经八十岁了，又没有儿子，我如果心怀二心是图什么？”。
第二天，皇帝派近臣前去好言劝慰王磐，劝他不要为昨天君臣廷争之事忧心，还拿出皇宫内府珍藏的古玩碧玉宝枕送给他。王磐也算得上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一名正直的汉族官吏，他多次进谏和建议，大多为蒙元皇帝采纳。这次，他不顾八十高龄，还多管闲事，入朝谏阻已经决定了的征讨日本之战，提出征伐日本“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徒然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以致惹得忽必烈龙颜大怒，斥骂他对元朝“岂有他心”？好个王磐，他竟全然不惧，据理反诘道：“苟有他心，何为从叛乱之地，冒万死而来归乎？”原来，在中统元年（一二六○年），王磐投靠李某，李某图谋叛乱，王磐发觉了就脱身逃到京城来，当天忽必烈就召见了他，表彰他的忠诚。
王磐在这则故事中的话，即不是气势逼人，也不是妙语如珠，只是以一片忠君之情贯穿其中，因而显得忠心耿耿，情深意长。
由此可见，以情入言，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你是否留心过，如果有人在陈述某种意见时，用诚挚而令人感动的语气对你说出来，你的心很容易被征服，而且不容易产生相反的意见。所以，你要说服人的时候，有时激起对方的感情比激起对方理性思考更为有效。假设有这样一个百事不顺的早晨，电话铃在响，孩子在哭喊，厨房的面包发出烤焦了的糊味。丈夫看一眼面包对妻子说：“天哪！你什么时候才学会烤面包啊！”对丈夫这样的话，做妻子的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呢！A太太说：“是我的话，我就把糊面包扔到他的脸上去。”B太太说：“我会狠狠地教训他说，那么请你自己去烤吧。”C太太说：“我将受到极大的刺激，甚至只知道哭。”语言不同，反应是一样的——不服气。这种情绪决不会停留一会，而是使事态继续发展。太太决不心甘情愿再烤一次，丈夫上班之后，凌乱的房子没有人收拾，因为心情难以平静。假设情况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丈夫说；“亲爱的，这又是一个紧张的早晨——又是孩子，又是电话。你看，面包又烤糊了。不过没关系，让我来帮帮你。”对这种话，妻子们又是如何反应呢？A太太说；“我会感激得不得了。”B太太说：“我会感到舒服极了。”C太太说：“我不但舒服，还会拥抱他，吻他。”其实，面包仍然是烤糊的，然而，后一种话理解了人家的处境，没有训斥，没有怨言，自然使人感激。结论是一个：说服是以互相尊重和讲究方法为基础的。
有些孩子做错了事，往往对任何斥责都听不入耳，但有时听到母亲动人肺腑的痛哭，反而会使其泯灭的良心复苏。所以如果你说服人的时候，仅仅着眼于主题突出，例证充足，声音动听，姿势优美，而说话抱着冷冰冰的态度，一定是无效的。要想感动别人，就得先感动自己。你要把一片真心通过自己的表情、声音输入听者的心底。
包拯剖明心迹以“情”服人
表明自己的立场、出发点，剖明心迹，表达出自己对他人的真挚情感及其良好的原望，在这种胶程下，再用道理说服他，效果一定会很好。
包拯升任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后，上奏宋仁宗道：
“东宫太子的位置已空缺了很久，天下臣民对此深感忧虑，但陛下却对册立太子这重大问题长期不作考虑，这是为什么？”
宋仁宗道：
“你看应该册立谁为太子？”
包拯说：
“我以驽钝的才能蒙受陛下厚恩供职于朝廷，所以依着自己的责任向您恳求预先册立太子，这是出于对大宋江山千秋万世永世长存的考虑。陛下询问我谁可立为太子，大概是怀疑我有什么私心。我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而且也没有儿子，我并不需要为自己或子孙后代谋取什么富贵功名。”
宋仁宗听了，很是高兴，便说：
“这事还要从长计议。”
包拯，人称“包黑子”、“包青天”，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一出铡杀陈世美的案例，成了中国各戏剧的保留节目，反映了人们对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为民作主的清官的向往和敬爱。据宋史介绍，包拯为官刚毅，执法严峻，不畏权贵，当时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之语，权要贵戚的气焰只能为之收敛。然而，历史上的包拯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文艺形象上的包拯，后者往往有虚构、神化的痕迹。作为专制王朝的官史，他毕竟是忠于“家天下”的赵宋皇帝的，像本篇中的包拯劝仁宗册立太子，就是为了维护、巩固宋朝中央政局的稳定而发的。当仁宗对他询问太子人选时，他反应极为敏感，即刻剖明自己的心迹，以致使宋仁宗顿时清释疑虑。包拯这自辩，显然是为了表白自己的一心为公和光明磊落，他曾写过一首五言《戒廉诗》，首句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也正是这人格的自我写照。
欧阳修巧用对比说太后
抓住对方的情感特征，用对比的方法打动他，这样再进行劝说，其说服的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宋英宗因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可是，由于英宗及太后的亲信左右常常制造谣言拨弄是非，致使两人之间彼此猜疑，产生隔阂和怨仇。大臣韩畸上朝奏事，曹太后哭泣着向他诉说她同英宗不和的缘由。韩畸就用天子有病来加以调解、劝慰，曹太后听了，神色很不高兴。
于是，欧阳修便说：“太后侍奉仁宗皇帝已有数十年之久，天下臣民都知道您的仁慈胸怀和高尚德行。从前温成皇后深受仁宗皇帝的宠爱，太后您却同她相处得十分和睦、应付裕如，而今母子之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反而不能相安无事？”
曹太后听了，神色缓和了一些。
欧阳修又说：“仁宗皇帝在位时间比较长久，他的恩德普施天下，所以去世后天下臣民都拥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反对的。现在太后只不过是个妇人，我们几个执政大臣也不过是不具非凡英才的书生而已，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威望和遗志，天下人谁肯服从我们呢？”
曹太后听了，沉默不语，以后很长时间也不再说英宗之事了。
欧阳修既是北宋著名的文臣，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在文、史上有很高成就，为“上承韩（愈）、柳（宗元），下开苏（轼）、王（安石）”的唐末八大散文家之一。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苏轼等都受到他的奖掖，本篇记载他调解曹太后与宋英宗之间的恩怨、矛盾，其舌辨之才远胜于韩琦。揣摸一下，他不外乎抓住两点：一是“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耶”？母子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应相互埋怨；二是“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中央权力的执掌和施行主要来自先帝宋仁宗的遗志，不应闹矛盾而辜负天下黎民的期望。可见，排难解纷的舌才来源于对问题和矛盾实质的透彻了解和分折，不看透“难”和“纷”的根本性质，就匆匆忙忙去“排”和“解”，如韩对那样，势必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的。
李世民哭谏高祖李渊
情到深处，方可有意长这说，如果能充分利用这种特殊的情感关系来感化说服的对象，再晓之以理，则说服他人并不是不可能的。
隋朝气数已尽，太宗（指李世民）暗地里筹划起义，常常礼贤下士，将家财散给下人和宾客，侠客和强盗全都愿意为他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