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择称之为胆力），学术著述尤其如此。1926年，他的病势已很严重，不得不割去一肾。但就在这时，他拟订了一个《中国文化史》写作提纲，全书范围极为广大，包括朝代、种族（上、下）、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及器制、文学、美术、音乐、载籍等180多个章目。关于这个巨大的写作计划，郑振锋感叹地说：“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本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上读诗词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7日，至10月12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5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10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
梁启超先生为我们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的两个互相联系的中心思想是“终身学习”和“教育四大支柱”。“终身学习”的指导原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的线性（单向）教育模式，而扩展为在时间上包容从幼年到老年各个年龄阶段、在空间上涵盖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宇宙各个人类活动领域，在教育层次上包括自幼教至高教、成人继续教育各个阶段，而且工、学交替，不断往复的循环（多向）教育模式。因而，终身学习可以说是人类解决未来面临的各种矛盾。迎接入世纪挑战的“钥匙”之一，是“社会的脉搏”，是一切重大的教育变革的指导原则；而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终身学习基础之上的“学习社会”，则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和终极目标。
实践证明，实行终身教育是非常必要和有成效的。比如，在瑞典，终身教育已经相当普及。
瑞典的终身教育不但体现在广泛和多样的成人教育面上，也反映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中，终身教育首先要保证儿童和青少年从小就热爱学习和学会学习。中小学教育是为孩子们学会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所谓“基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的兴趣和需要。瑞典的教师们相信：如果儿童和青少年不喜欢老师或者对学校没有兴趣，这个老师和学校就是失败的！
的确，瑞典成功的教育，使一个自然条件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小国家成为发达的国家，瑞典人的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列，拥有大量的杰出的科学家，还培养了若干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可以说，终身教育和开放教育是中国社会进入学习化社会的通行证，也是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通行证。学习化社会的教育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教育使命的变化。新教育的使命应该是：
（1）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他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
（2）传递人类文化而不是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
（3）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助长他的个人主义；
（4）重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
要实现上述使命，对于中学生来说，更多的可能依靠老师；而大学生则应该主要靠自身努力了。
实践终身学习原则的“惟一之路”就是每个人都能“学会学习”；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必须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不断进行四种“学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学会求知中的“知”在这里不只是指“知识”，而且是指广义上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对象包括人类自身及其主观世界，也包括自然、社会的外部世界。“求知”则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无终点、在实践和认识的无限往复中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求知”的手段，从口头传授到文字印刷，从广播电视等声像技术到“信息高速公路”，已发生了多次革命性的变化。“求知”的环境，则从家庭、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继之以“网上一代”痴迷的“虚拟学习环境”。
学会求知已远远超越了从学校教科书和教师课堂讲授中汲取人类积累的知识，而包括了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各种社会关系，习得民族的文化观念，学会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即知道积极意义上的“为人处世”，因为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因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学会求知”的本质内涵。学会求知就是“学会学习”本身，即学会掌握认识（即“知”）的工具，掌握终身不断学习的工具（包括演绎、归纳、分析、组织知识的工具），学会收集信息、处理信息、选择信息、管理信息，同时学会掌握应用知识于有意义的实践的手段。因为现在学习的很多书本知识，有一部分将在未来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逐步过时，而将来迫切需要的很多知识又无法在今天预见，更不可能在有限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完全学到。因此，“授之以鱼，不如教之以渔”，学会求知的方法远胜于求得知识本身。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199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里，把“学会求知”作为未来社会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学会求知”，就是要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格尔指出，学会求知的根本目的是“使全世界人的潜力都得到发展”。
这就意味着，人类积累和延续了几千年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必须做出某种改变；“上学读书——课上听讲——课后复习——考试升学”的学习模式必须打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学习”、“知识”和“学问”。在观念上，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认识到：“每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不能再把人生机械地划分为“读书”和“工作”两个阶段，教育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持续进行的全过程，它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包括生计教育和闲暇教育。在教育权利方面，终身教育意味着人的一生中，教育是人得以发展和进步的永久性动力，如同汽车加油站一样，因此，教育也是一种永恒的权利，每个人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有权利享受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而且，在学习社会，人们对教育的选择更为自由，更为多样化和个性化。
如同哥白尼发现日心原理引起了天文学的革命，人类进入21世纪前夕所要经历的学习方式的革命，也将使人类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和学习的作用就是发掘这些财富。
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这场学习的革命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和学习中。
在这场革命中，教师在学习中的神圣地位发生了动摇：在信息化社会中，教师和学生都可能同时获取最新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教师将不再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惟一渠道。
在这场革命中，学习和受教育不再是人生的阶段性任务，学习是谁的事情？人们习惯的回答是：“是孩子们的事情，是孩子们的任务。”传统的教育观念把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生活。工作的准备阶段与生活和工作的阶段，学习和受教育是人生的准备阶段。在信息化的社会中，学习和受教育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年龄阶段，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最需要的内容进行学习；学习和工作不再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是可以在人的一生中交替进行或者同时进行；同时，终身教育使教师和学生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在终生教育中，每个人时而是老师，时而是学生。
学会求知，要有强烈的学习动机，有探求未知的热情，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科学的人文精神，掌握举一反三的科学方法。总之、学会求知就是要使自己成为“终生的科学之友”。
学会求知，要注重通过普通教育打下宽厚坚实的“通才”基础。与此同时，又需要通过专业教育，在一二个领域向科学的深度进军。
学生的自主性、批判性、创造性学习，要与教师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知道，即使是最先进的“人机对话”、多媒体技术也天法代替和超过生动有效的师生交流。
学会求知，不能在学校教育中一次完成。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的线性教育模式和人生阶段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而必须代之以“学习——工作——学习”、工学交替、循环往复的多维教育模式。因此，“求知”将是一个在认识和实践之间无数次反复、不断“完成”而又重新开始的过程。即使是高等学府，也只是“求知”路上的一个站点；即使戴上了“博士”的桂冠，也只是一个新的“求知”阶段的开始。
时代在巨变之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处理、传播和应用基础上的经济。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知识经济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知识创新的水平和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掌握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决定了投资于人，培养和开发人的创新能力及掌握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的现实紧迫性和客观必然性。”与此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类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学习社会，即人人都需要终身学习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