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培养青年作家，除了帮助他们出书，还应做好下列几件事，以利于他们的成长：
（一）出版有关培养青年作家的读物。在五十年代，如前所述，涌现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文学青年更多。为了配合他们的学习，在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召开前夕，中国青年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了《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答习作者》（《文艺学习》编辑部编）、《给青年作者》〔高尔基著〕、《鲁迅谈创作》、《作家谈创作》、《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创作起点》、《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等。1959年，为了配合第二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召开，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题材人物及其他》〔林默涵等著〕、《关于艺术技巧》〔茅盾等著〕、《与习作者谈写作》〔萧殷著〕等。这些书都是为了帮助培养青年作家的。
（二）培养青年作家的另一条途径是：出版社可以向有关部门推荐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家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介绍有成就的青年作者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通过有关的事业会议，可以使青年作者开阔眼界，扩大他们的接触面，提高他们的思想，交流写作经验……；通过文学讲习所的学习，他们既便于和一些同等行切磋，也有利于他们写作技巧和欣赏能力的提高。许多青年作家从生活中来，也写了一些作品，但他们对许多文学基本知识可能还缺乏。通过文学讲习所的学习，
由于有计划地听了许多文艺界前辈的讲话和报告，由于学习了党的文艺政策及系统地阅读许多文学名著，他们的识别能力和表现能力都大大提高了。在五十年代，许多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中不少人就是通过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更坚实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在文讲所的学员中，包括通过出版社的介绍进讲习所学习的学员。
（三）如前所述，出版社是通过出书来培养青年作家的。但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并不到此为止。我们还要关心他们的成长。我觉得下列两种情况都有不利于培养青年作家：一是“捧煞”。好话说得太多了，不很坚定的作者头脑容易昏昏然，忘乎所以。这时，我们不妨从旁提醒他们注意。因为作家在未成名时，编辑就和作者有了友谊，所以编辑的善意中肯的劝告，往往容易为作家所接受。另一种是“打杀”。由于“左”的影响，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有时会蒙受许多不白之冤。他们的作品，甚至他们本人，都可能受到无妄之灾。如果作者受到无端的批评，作为一个编辑和出版社，应该冷静地研究作家的作品，认真地研究人家的批评。如果认为他们批评是不正确的，不但应该抵制，出版社也可以得用他们的影响对作家和作品起一种保护作用。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的路线盛行时，有许多作家受了不白之冤，其中有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被打入“另册”。那时，不但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关心他的前途，安排他到生活基地去；出版社也没有对他另眼相看，仍然以礼相待，用车送他一家下乡。事实证明，出版社这样对待一些所谓犯错误的作家，更有利于他们今后的成长，有利于把这些作家团结在出版社的周围。
（四）现在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其实是和“捧煞”相同的，在这里把它单独拿出来谈一谈：一个作品得奖了，一部优秀作品出版了，“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于是，报刊，出版社纷纷找他约稿、电影厂找他编电影，电视台找他改电视剧，笔会找他去参加，有关会议也找他出席，还要到国外去访问……于是，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宾馆和高级招待所里，一年有半年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和他原来的生活基地脱离了，和他原来相熟相亲的人物疏远了。时间匆匆过去了两三年，他还是以他原来成名的这部作品作为他的资本。作为一个相熟的朋友，我们应该及时提醒他，一个作家最关紧要的是他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写了几十部。我们为什么写了一两部成名的作品就止步不前呢？文章千古事，一个作家能否在文艺界，能否在青年读者面前站稳自己的脚跟，最终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和作家本人及作者所在单位商量，排除各种干扰，让他长期不脱离生活。因为一切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品，都仰赖于深厚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创作，关心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到和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江山自有代人出，为了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为了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要努力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作家。要使他们健康成长，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但我们只要及时播种，勤于耕耘，丰收的季节总会到来的！
（原载《出版耕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向受冷落的诗人露出第一张笑脸
1977年9月，我从受苦受难的“五七干校”，回到阔别八年的出版社。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那张办公桌。我是活着回来的，我的几位相好的朋友，再也回不到这里来了。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跟一些有才华而又可能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和诗人恢复联系，团结他们，支持他们。我知道许多作家还在危难中，受侮辱，受损害，受歧视，我好容易争得这份重新工作的权利，我要向他们露出第一张笑脸，露出第一只友谊之手，我要替珍珠抹去蒙在它身上厚厚的灰尘，我重做我死去的朋友未能完成的工作，迎接即将到来的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有一天中午，收发室给我们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字写得很潇洒！看看来文的单位，却是山西忻县文化馆。我心里好生奇怪：什么人竟写得这一手好字？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诗人公刘写来的。信的开头，有这样两段话：
祝贺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建，希望你们像过去一样，为打倒“四人帮”后的中国出版好书。
“五十年代，我和贵社有过这么一段交往，你们先后给我印过两个诗集《黎明的城》和《望夫云》，一个短篇小说集《国境一条街》，还有一本我参加过整理工作的云南撒尼族的口头叙事长诗《阿诗玛》。那时候，我常常去到海运仓，负责经常和我联系的是黄伊同志。也不知道他如今在不在编辑部了？总之，应该说我们彼此还是比较熟悉的。”
公刘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他写的长诗《望夫云》、《阿诗玛》以其优美的故事和浪漫主义的气息，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昆明的人都要到石林，到石林就会想起阿诗玛；到下关的人必去苍山洱海，看到点苍山上聚而不散的云彩就自然地想起望夫云——出版社正在恢复业务，我正在千方百计打听一些好像动后遗孤的作家和诗人的下落呢！难为他想起我们出版社，难为他主动把稿子寄给我们，更难为他还想起我……世事沧桑，诗人别来无恙？经历了这般风风雨雨，这场世界历史上的大悲剧，已经搁笔十余年之久的公刘，他寄来的这部长诗《尹灵芝》到底写得怎样？我怀着强烈的兴趣和关注的心情读着读着……
诗是好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粉饰太平的廉价的颂词充斥了诗坛；气势汹汹的所谓诗句和浮夸的豪言壮语，流毒于人间，公刘的新作《尹灵芝》，象是在雨后的清晨走到大海边，浪涛在拍岸，海鸥在飞翔……
尹灵芝是一个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她十三岁做儿童团长，十五岁保卫公粮，掩护乡亲，不幸被捕，历尽酷弄折磨达十五个昼夜之久，终于壮烈牺牲于阎锡山匪军的铡刀之下。
公刘的传记体长诗《《尹灵芝》，没有枯燥无味的说教，也没有故作激烈的宣传。他遵循的一条原则是：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他娴熟地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以极其精炼生动的词句，去歌唱尹灵芝，描写尹灵芝。
没有感情就没有诗。在诗体传记里，诗人不但用形象来构思他的人物，歌唱他的英雄，我们还时时可以看见诗人自己的形象。诗人好像和他的主人公们一同受苦，一起受难，他们仿佛共同参加战斗，一道享受胜利的欢乐。我们深深感到诗人笔尖常带感情地去形象地刻划他的主人公。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炽烈的爱憎和褒贬。你听：
寿阳冷，冷寿阳/三月无花柳梢黄/一年节气二十四人/偏教多半是霜降，春风何日到太行/春风何日到太行/
公刘五十年代初期在云南工作，过了几年后又来山西，这两个地方民歌的营养十分丰富，诗人又刻意向民歌学习，所以在《尹灵芝》诗里，象他早年写的《望夫云》和《阿诗玛》一样，民歌的色彩十分浓厚，有“比”有“兴”，感情真势，想象丰富，诗句凝炼。
编辑室的同志们用十二分的热诚肯定了这本诗。作为该诗的责任编辑，记得我对长诗的初稿提了如下四个意见：一、诗人为了增强诗的地方色彩，方言用得多了一些。有一些太偏僻的方言，是否可以少用；二、长诗有些地方，拘泥于真人真事，有名有姓的反面人物，似乎可以集中一些；三、长诗用的是说唱体，即一段散文一段韵文，诗刚刚读上了兴头，又中断了。我们建议他还是统一用诗的形式为好。编辑部同意我这个修改方案。
从我和诗人的通信中，我获知诗人生活坎坷。他在一个县文化馆里打杂，编编演唱材料，写写春联。根据他当时的情况，我们假如直接派人到他当时所在的单位了解他的愿望和要求、困难和需要，恐怕是一种更及时的支持。1927年十一、二月间，编辑室派我到西北地区去组缟，我第一站就到了山西忻县。因为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之一，不但是为了修改一部长诗，我肩负着把一位有才华而又遭到危难和冷落了20年的诗人，重新推上诗坛的重任。
我本来是一个最普通的编辑。我的出行，有可必要惊动下方诸神？但我有意发了一封电报给公刘，以加重我此次忻县之行的分量。公刘是在1977年11月间，把诗稿寄给出版社的。11月下旬，编辑部就把处理意见告诉他。用公刘自己的话来说：“编辑部反应之迅速、热情和果断，说明这些同志是坚定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这使我感到喜出望外。多年来，我已经不敢做这样的好梦了。”
我到忻县是在晚上，虽然是在夜间，道不好走，但忻县不大。从火车站到我所住的旅馆只有咫尺之遥。但公刘和他女儿，还有文化局的同志除了亲自到火车站接我以外，文化局还特地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可见对我这个远方来客的重视。我住下以后，第二天，我和公刘除了谈对《尹灵芝》的修改意见，还陪他一道去拜访忻县县委宣传部长，拜访他的顶头上司，忻县文化局局长。朋友越多越好，文化馆的同志我都问候到了。本来，我还想拜会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后来，宣传部长对我说，县里、专署正在开会，就由他代我转达出版社对他们的问候吧！我们还出面、替公刘请创作假，安排他到寿阳县尹灵芝的家乡补充生活，深入采访。忻县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对我们的热情接待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至今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极好的印象。
我那次到忻县，和公刘除了谈尹灵芝以外，我们还谈到创作，谈到写诗，谈我们之间在动难逃的辛酸遭遇。公刘住在文化馆大院的一间小房里，把着门口，邮递员把他当成文化馆的传达，报纸呀，杂志呀，文娱材料呀，群众来信来稿呀，挂号信呀，都由公刘来签收。文化馆地处闹市，馆外有玻璃橱窗，挂有新闻图片和照片。有一些青年男女要来照什么带色的照片，以为这是照相馆，都来找他，“老头，带色的，四吋的照片，多少钱照相馆一张？”
公刘和他的独生女儿相依为命。我在忻县的那几天，都是他们父女俩分工合作，弄饭给我吃。我问到他的工作。他说：“辅导群众创作呀，开展文化活动呀，都有是我的事。逢年过节，要编一些演唱材料，过春节还要写春联。有人知道我过去写过诗，也没有想到我是一个摘帽右派，把他们的诗稿不管发表、未发表的，都寄来给我看。我的工资低，连邮费也贴不起呀！”
一个极有才华的诗人，就这样度过人他的时光。我当时暗下决心说，我一定尽我的微薄之力，借我在编辑部工作的那一点点权力和便利，尽力帮助他重返诗坛。我离开忻县的前夕，替诗人带了一首题为《铁脚板歌》的短诗给《延河》月刊。我是亲手把它交给《延河》的负责人，——老相识王丕祥同志的。我还把公刘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请他帮帮忙。我上午把公刘的诗稿交给王丕祥，他下午就告诉我，诗稿他们决定采用，并且准备在下月刊出。
一个月以后，《延河》发表了公刘的那些短诗。诗中有这么四句。
遍布于大脑皮层的沟回呵，谷何其深，峡何其长！
多少事和着血掺着汗在这里层层沉积，深深蕴藏……
正象诗人后来自己所说，这两句诗，正是他当时的思想状态的真实写照。一个富有才华而又有自己特殊的风格的诗人，以《铁脚板歌》的发表为讯号，跟着而来的是诗体传记《尹灵芝》的正式出版，在被人为地冷落了20年之后，又重新活跃于诗坛——带着他的光华，带着他的沉思。
（原载1983年第6期《个旧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