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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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黑蜻蜓(1)

没有人记得那个小脏孩了。

三十二年前,小脏孩跟在二姐的屁股后边,一步一步向田野走去。那是八月的黄昏,秋阳浸染在西天的霞彩中,“叫吱吱”点墨一样在天边舞着,穿枣花布衫的乡下二姐大人似的前边走,细细的身量拖着长长的影儿,影儿是斜的,荡着一窝一窝的热土。小脏孩走在斜斜的影子里,晃晃的像个跟屁虫。

走在乡村的土路上,夕阳中的绿色显得很遥远,很灿烂,一片一片地透着浓重。不断有村人从浓重处钻出来,喝着老牛,扛着锄头,背着沉甸甸的草筐仄上黄黄的村路。遇上了,就有村人野野地喊:“妮,谁?!”二姐大人样地说:“城里俺姑家的……”尔后仄回头,闪一眼给小脏孩,“叫舅哩。”小脏孩羞羞地低下头,扭扭地蹭着脚下的喧土,不吭。二姐又大人样地说:“认生。”村人疑惑地望着小脏孩,上下打量了,说“不像城里人……”

那时,小脏孩就是一个小要饭的。他赤肚肚儿穿一小裤头,很黑,很瘦,一身肋巴骨,还拖着长长的鼻涕。他八岁了,在城里上小学一年级,饿得不像城里人。他来乡下就是为了糊一糊总也填不饱的肚子。

那会儿,乡下正吃大食堂呢,家里连口铁锅都没有,日子也紧巴。二姐看他来了,就说:“上地吧,上地。”

就这样,二姐把他领到田野里去了。在夕烧的霞辉里,扁着脚走过青青的豆地,走过蔓蔓的红薯地,钻进了茂密的玉米田。天光渐渐暗了,那绿更显得浓,眼前是绿,身后是绿,一重一重的绿,绿里弥漫着一股甜腻腻的腥气,浓得叫人透不过气来。钻着钻着,小脏孩就蒙了。他怯怯地说:“姐,我头晕。”二姐的细腿磕打着玉米叶。“唰唰”地往前走,走得很快。小脏孩拽住了姐的衣裳,无力地重复说:“姐,我头晕。”二姐扭过脸来,诧异地望着小脏孩。小脏孩身子晃晃的,眼里泛着豆绿色的死光,喃喃地说:“晕,我头晕。”姐望着他,一忽儿,慌慌地说:“你坐下,坐下吧。”小脏孩软软地坐下了,身子斜靠在玉米棵儿上。二姐独自一人去了。片刻,她又匆匆回来,说:“你别动,你可别动。”小脏孩就不动。他的屁股硌在一条埂上,硌得很不舒服,却仍旧不敢动,只慢慢地往下出溜,出溜着出溜着就躺下了,傻睁着一双豆绿色的眼睛。

二姐走了,先是还能听到“沙拉、沙拉”的响声,继尔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片死静。透过玉米叶的小缝儿,能看到西天里那淡淡的红烧,红烧残燃着,点点碎去,一片一片地灰,就有恐惧慢慢游上来,一点一点地蜇人的心。尔后就听到小虫的鸣叫,这儿一声,那儿一声,似很遥远,又仿佛很贴近,总也捉不住。身边有软软的东西爬过去,一摸,是豆虫,忙松了手大喊:“姐,姐……”终于,远远地有了响动,小脏孩忙仄头去看,却没有人。小脏孩哭了,泪水洒在湿热的玉米田里。

暮野四合,天灰下来了,风呜呜地响着,周围像有千军万马在动。二姐已去了很久,老不见回来。小脏孩心里害怕,很想动动,却又不敢动。他顺着田垅往前爬了一段,又赶忙爬回来,坐回印着两小半屁股的土窝里。多年后,他仍然记着那印着两瓣小屁股的土窝。他坐在温热的土窝里不敢动,却狠命地骂二姐,一遍一遍地骂,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她!就那么咒着咒着,忽然,一个沉重的布袋倒在他的身旁,接着又是“咣”的一声,撂在地上的是一把小铲。

二姐回来了。

二姐突兀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一身汗湿,鼻孔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两只小辫奓奓地披散开去,像个小疯子似的。他狠狠地剜了二姐一眼,转过头去赌气。二姐说:“你饿了吧?”他的确饿了,饿得想吃人,可他不吭。二姐蹲下身,随手拿过小铲,很快在地上挖了个土窖,那土窖四四方方的,分上下两层,还留出一个出烟的小道儿。尔后她从身边拖出一小捆柴草,又摸摸索索地掏出一盒火柴,接着,一块块红薯、嫩玉米从她身后的袋子里跳出来,又被一个个摆在火窖里,四周偎上土……小脏孩呆呆地望着二姐。他不知柴草是从哪儿捡来的,也不知那些馋人的红薯、嫩玉米又是怎样扒来的,更料不到二姐竟还带着火柴。只见二姐的手在动,很神奇很灵巧地动,一切就像在梦中。他不再恨二姐了。

夜完全黑下来了。风从玉米田上空刮过去,大地便有些许摇动,在摇动中玉米缨缨上那粉色的长须晃着点点丝丝的银白,看上去就像老人的胡须。再看就像是很多很多银须飘逸的老人站在周围,默默地述说着什么,叫人心悸。渐渐,土窖里的火燃起来了。冒着黑烟的土窖里飘出一朵朵蓝色的小火苗儿,火苗儿窜动着,送出一缕缕暖意也送出一丝丝诱人的熟香……二姐的手像黑蝴蝶似的在火苗儿中闪动着,一会儿翻翻这块儿,一会儿又捏捏那块儿,嘴里“咝咝”地吹着,总说:“不熟呢,还不熟呢。”说了,就又去捏,捏着捏着就翻出一块儿来,说:“吃吧。”小脏孩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地吃,真香啊!二姐就看着他吃,吃了一块,又递一块……二姐盘膝坐在窖火边,脸儿被窖火映得红扑扑的,两眼亮亮地怔着,手却不停地在火窖上跳动,直到窖里空了,她才说:“还饿么?”小脏孩不吭,直望那火窖,盼着还能翻出一块来。于是二姐笑了,把窖里的灰扒出来,摆上柴草、红薯、嫩玉米、再烧……

第二窖又吃完了。二姐望着他说:“小猪,真是个小猪!饱了么?”他拍拍圆圆的肚儿,不好意思地笑了。二姐站起身,用脚把土窖封上,又用力踩了踩,直到火星儿熄了,才说:“走吧。”二姐拽着他在墨海一样的田野里窜动,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她停住了,只听得周围一片“哗啦、哗啦”的响动……一会儿她又不见了,像是化进了无边的黑夜,化进了叶叶蔓蔓的庄稼地。四周只有风声虫鸣,茫然四顾,叫人胆颤心惊。倏尔,她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精灵似的伸出一只手,拽着他又走。他就像瞎子一样跟着二姐走。当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地头的时候,二姐手里的小布袋又满了。里边鼓鼓囊囊地装满了红薯和嫩玉米。二姐擦一把脸上的汗,喘喘地说:“带回去,给家人带回去吧。”

夜很恐怖,远处有鬼火一闪一闪地晃着,周围总像有什么在动,黑黑的一条,“哧溜”就不见了。回城还有二十五里夜路要走,他怯。怯了又不说,就懦懦地站着,望二姐的脸。二姐说:“我送你。走吧,我送你。”

二姐扛着小布袋头前走,小脏孩在后边紧紧相跟着,深一脚浅一脚,就像走在树林里。那一踏一踏的步子都踩在二姐的喘息上,那喘声叫人心定。二姐知道他怕,就说:“你看你看,北斗星出来了,那是个勺子,记住那勺子就不会迷路了。”小脏孩抬头去看,夜很浓,天上碎着几颗钉子一样的星星。他不知哪颗是北斗,也找不到勺子,不过心里不那么慌了。走着走着,二姐又说:“要是有人在后边拍你,你别回头,那是‘皮大狐’,你不理它,它不害你。”过一会儿,二姐还说:“要是遇上‘鬼打墙’,你就朝地上吐唾沫,呸他!你呸他,他就放你走了。”那会儿,二姐的话仿佛来自天穹,既遥远又神秘,两双小脚丫的行进声一踏一踏的,碎那无边的夜。

过了黑集,就是官道了。站在大路沿上,二姐喘口气说:“这就不用怕了。”可小脏孩还是不吭,他知道,前边还要过“八柏冢”呢!路边上有一个山样的坟丘,坟上有八棵参天古柏,柏树上有黑鸦鸦的“老鸹”……听姥姥说,这坟里埋着八位古人。又听姥姥说,坟上的柏树有几百年了,树上有精气。还说,有一天,一位贪财的乡人去砍坟上的柏树,斧子掉下来,却把自己的腿砍断了……白天路过时,他就很怕,夜里更怕。二姐看着他,说:“我再送送。”于是,二姐又扛着布袋往前走。远远的望见那八棵黑森森的柏树了,小脏孩的身子抖了,二姐的身子也抖了,可二姐却拽住他的手说:“别怕。胆儿是撑出来的,撑着,就不怕了。”

就这样,二姐一直把小脏孩送到城边上。待眼前灯火一片的时候,二姐说:“兄弟,回去吧。”这时,小脏孩才突然发现,姐也还小呢,她才十二岁。她要独自一人去摸那吓人的夜路,要过“八柏冢”,过那一片一片的坟地……小脏孩嘴干了,喃喃地叫了一声:“姐……”二姐默默地把小布袋放到他的肩头上。二姐已背了那么远了,现在把布袋交给了他,他立时感到了沉重。于是,在八岁那年他就知道了什么叫重负。那是二姐交给他的,他一生都背着……

多年后,那小脏孩当了作家,没人知道那小脏孩了。可他自己知道,是二姐带他走向田野的。

我的记忆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记不住二姐的面目。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记不清二姐的面目了。二姐长得不丑,在记忆里,二姐的面相总是模糊的。每当想起二姐,脑海里就浮现出一片静静的乡野:那或是春日里雨后新湿的乡间土路,土路上印着小小脚丫和牛蹄的踏痕,踏痕一瓣一瓣地碎着,就像大地的图章,图章上刻着落日的余辉和割草的孩子摇摇的身影儿;那或是夏日正午的麦场,麦场上兀立着一座座高高的麦垛,场光光的,垛圆圆的,雀儿打着旋儿飞绕,啄那新熟的籽。烈日像火镜一般照在金灿灿的垛上,映出一顶顶草帽来,草帽有新的,也有旧的;那或是秋日霜后的柿树林,柿叶一片片飘落在地上,小风溜过,掀起一阵红染的“沙沙”,枝桠上的柿子红灯笼似的悬着,间或有“噗噗”一两声,就有熟透的柿子落在地上,血一样绽放;那或是冬日里漫向旷野的寒冷,大地默默地横躺着,瑟缩着扫荡后的疲惫,沟壑里,田埂上,却依然散着农人忙碌的痕迹:深深的脚窝,戳在地上的粪叉洞儿,弯弯曲曲的车辙……

然而,怎么就记不清二姐的面目呢……

二姐是个聋子。

二姐一岁没爹,两岁没娘,三岁发高烧,就烧成了一个聋子。

二姐的爹,也就是小脏孩的舅舅,死的很蹊跷。他被人打死在离村七里的沟里,头上有一个鲜艳的红洞,那洞里竟填着一颗产地遥远的美国子弹。美国人到处支援,终于支援到了舅舅的头上,叫二姐没有了爹。对于舅舅的死,乡人有许多传说。有说是土匪图财害命,有说是狗咬狗,也有的说是勾奸夫杀本夫……反正二姐没有爹了。

二姐的爹一死,二姐的娘就主动要求改嫁。按姥姥的意思,想让她活活熬下去,把孩子拉扯大。可她执意要走。她还年轻呢,才二十来岁,长得鲜艳。虽然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亲生肉肉儿,她还是想过那有男人的日月。后来姥姥看拦不住了,就跪下来跟她讨价还价。姥姥说:“进门来俺待你不薄,你要走俺也不拦你。这样行不行,孩子小,怕养不活,你再给孩子吃一年奶,到一年头上,俺套车送你。”二姐的娘不说话,把身子扭过去了。姥姥“扑通”往地上一跪,说:“半年,半年中不中?”二姐的娘还是不说话。姥姥再没说什么,默默地站起身,眼一闭,说:“你去吧,把孩子放下。”二姐的娘就收拾收拾去了。她走到门口,不知怎地心里一软,勾回头说:“我再给孩子吃口奶吧。”姥姥硬硬地说:“不用,你走吧。”

当天晚上,二姐就嚼起了姥姥的瞎奶,嚼着嚼着就哭起来了,烈哭。姥姥自然咒那黑心女人。二姐哭了一夜,她就陪着咒了一夜。二姐夜夜哭,她就夜夜咒,咒语十分毒辣。然而,二姐的娘改嫁后仍活得十分鲜艳。

这都是母亲说的,母亲说老天爷不睁眼。母亲也咒,母亲说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

二姐是姥姥用玉米面糊糊喂大的。姥姥那没牙的嘴先把干干的饼子嚼一遍,然后用粗黑的手指抿到二姐的嘴里,直到二姐长出满口小牙……多年后,二姐成家立业,曾提着点心去看过她的亲娘。亲娘抱住她就哭起来,边哭边说:“闺女呀,我哩亲闺女呀!娘想死你了……”不料,二姐站起就走,以后再没去过。

二姐三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一连烧了五天五夜。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姥姥一直守候着她的亲孙女,能使的偏方都试过了,该请的乡医也请了,可小人儿还是昏迷不醒。眼看那小脸烧得像火炭一样,身子一抽一抽的,站在一旁的姥爷叹口气,说:“人不成了,拿谷草吧。”

按乡间习俗,姥爷正要拿谷草裹着埋人的时候,却被姥姥拦住了。姥姥歪着小脚一蹦一蹦地窜了出去,站在院子里,仰望沉沉夜空,眼含热泪高声喊道:“妮——回来吧!”那一声如泣如诉,神鬼皆惊,姥爷禁不住在屋里应道:“——回来啦!”

就这样,姥姥走着喊着,喊着走着,一步步,一声声,从村里,到村外,尔后面对那闪着星星鬼火的广袤旷野哀哀地唤道:

“妮——回来吧!”

“——回来啦!”

姥姥在外边一声声唤着,姥爷在家里一声声应着。那呼唤有多凄婉,那回应就有多苍凉;那呼唤有多执著,那回应就有多悲壮。这是一个天地人神均不得安宁的夜晚,两位老人泣血般的声声呼唤合奏着一部悲愤激越的招魂曲。那招魂曲越过农舍,越过旷野,越过茫茫夜空,越过沉沉大地,响彻九天云外,生生架住了迫近的死神……

“妮——回来吧!”

“——回来啦!”

天亮时,二姐终于睁开了眼,她活过来了。二姐大难不死,却烧成了一个小聋子。

听母亲说,二姐开初还不太聋,大声说话她是能听见的。七岁时,她还上过两年小学。她上学很用功,上课时两眼瞪得圆圆的,连个闪也不打。忽然有一日,她很晚了还没有回来。姥姥到学校去找她,却见她一人独独地蹲在墙角里,头一下一下地往墙上撞!姥姥远远地叫:“妮,妮……”她也不吭。待姥姥走近了,她赶忙擦擦眼里的泪,说:“奶,回去吧。”姥姥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说。后来才知道,那天在课堂上,二姐被老师揪了出来,让她念拼音,老师说:“dōng——东”,她便念:“fōng——风。”老师再念:“d——ōng——东!”她又念:“fōng——风”……

二姐不再上学了。那天夜里,二姐哭着说:“奶,我听不见……”姥姥伤心地摸着她的头说:“妮,命苦哇。”二姐又说:“奶,我听不见可咋办呢?”姥姥流着泪说:“妮,这学咱不上了。我养着你……”

可是,七天之后,二姐却做出了一件让全村人吃惊的事。

那是黄昏时分,回村的人们全都怔怔地站在村口的路上,注视着西边那块染遍霞辉的谷地。在金红色的谷地里,只见一个毛绒绒金灿灿的草垛随风滚动,那草垛有一人多高,一会儿亮了,一会儿又暗了,一会儿摇摇地晃来,一会儿又坠坠地沉去……村人越聚越多,全都慌了神,老人说:“精气!那是精气,草成精了!”

然而,那成了“精气”的草垛却缓缓地朝村子滚来。近了,又近了,当那草垛临近村口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下边有一个小小的人头,一张乏极了的小脸,那便是二姐,正是二姐的细麻杆腿支撑着那个大草垛!

老天哪,她是怎么背回来的呢?她才九岁呀!一个小小的妮子,怎么会呢?

村人都说,这妮不是人。

二姐真不是人么?我不敢这样说。可我总觉得二姐是有神性的。不然,我怎会记不起她的面目呢?

要知道,我从八岁起就跟二姐在乡下野,野了许多年那。那时候,为了一张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乡下来。每次来,二姐都站在离村口远远的大路上等我。是的,我记住了那座石桥,也记住了二姐穿在身上的枣花布衫。我常常把那件枣花布衫当作乡村的旗帜,远远地望见了,就急煎煎地向它奔去。它也仿佛具有某种灵性,老远老远,就听见它说:兄弟,你回来啦,兄弟。

二姐的枣花布衫在田野里是会转色的。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红的,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紫的,有时候它是黄的,有时候它又是绿的。在夕阳下它是金红的,人也仿佛溶进了金红色的大地;在芥麦地里它是紫的,人一进去就不见了影儿;在油菜地里它是黄的,人像是化在了灿灿的粉黄中;在玉米田里它又是绿色的,走着走着,倏尔就寻不到了。所以,田野里总响着我声声急切的呼唤:“二姐,二姐——”

我似乎是记住了二姐的手。二姐的手并不鲜嫩,手指也不纤细,那是很粗很涩的一双手,摸上去像锯齿一样。每当这双手牵着我的时候,我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草香。那草香一日日伴着我,久久后熏得我也有了一点点灵气,以至于多年后我仍然认得什么是“马屎菜”,什么叫“面条棵儿”。什么是“芨芨菜”,什么是“狗尾巴草”。至于哪种是能吃的“苦瓜蛋儿”,哪种是“甜哑巴杆儿”,那是一看便能认出的。

乡村是手的世界。我很难说清这双手的魔力。跟二姐在田野里野的时候,我知道这双手出奇的快,出奇的灵巧。先不说割草吧,乡村最美妙的音乐就是割草,那“嚓嚓,嚓嚓嚓”的声响让人心醉。那是生命的音乐,那音乐奏起的一刹那间天还是灰的,东方仅露出淡淡的一线红,继尔滚滚的一轮红日升起,一杆两杆地跃动,渐渐就钉在了中天,送大地一片泛着七彩光色的气浪,然后慢慢西移、下沉,烧一天胭脂的红……直到那一线灰红消去的时候,乐声才止。二姐十二岁就是劳力了,凭着这双手,二姐挣的工分抵得上两个壮汉。

我还知道二姐的指纹,二姐手上有九个“斗”。乡人说,九“斗”一“簸箕”是福相,可二姐的福在哪里呢?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那锯条样的小手指一顿饭的功夫就能编出十个好看的蝈蝈笼子。当然还有两层楼的,那要慢一些。二姐编的蝈蝈笼使我从小就有了一点点商品意识。编好了笼子,二姐就带我去地里抓蝈蝈,那是一抓一个准。抓住了,二姐就问我:“叫了么?”我欢欢地说:“叫了!”二姐说:“只有母蝈蝈才叫,公蝈蝈不会叫。”于是我就把装了母蝈蝈的笼子带回城去,拿到学校门口跟同学们换蒸馍吃。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二姐原是听不见蝈蝈叫的……

那时候,二姐的手就是我的食品袋。跟着她我尝遍了乡间的野果。即使在光秃秃的冬天里,二姐也能在野外地老鼠营造的“搬仓洞”里刨出一捧花生来!可这双手平素却是专拣黑馍馍吃的。在姥姥家里,饭一向分两种,黑窝窝是姥姥跟二姐吃的,掺了些白面的馍是我跟姥爷吃的。乡间的女人,似乎都长了一双拿黑馍的手,那仿佛是命定的。二姐才比我大四岁,又是姥爷姥姥极疼爱的孙女,为什么就不能拿白馍呢?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

我痛骂过自己,似乎不应该这样“肢解”二姐。二姐示惠于我,我凭什么“肢解”她呢?

可映在我眼前的还是一个背影,二姐的背影。也许是我常常跟在二姐身后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姐肩头上那块补丁是很醒目的。那是一块蓝色的补丁,布是半成新,针脚很细,细得让人看不出。尤其叫我难忘的是那补丁上还绣着一朵花,是“牛屎饼花”。这是名字最难听的花,却是乡村里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乡人的院子里,种在窗前的就是“牛屎饼花”。这种花的香气很淡,在风中细品才能捉到,但这种花的香气最久,即使干枯了,也有丝丝缕缕余香不散。后来二姐那绣在补丁上的“牛屎饼花”磨去了,只有花的印痕依然清晰……

从二姐的肩头望过去,还时常能看到邻村的一块坡地,坡地上立着一个年轻的汉子。在夏日的黄昏,那汉子总是野野的光着脊梁,远远看上去热腾腾的。间或拄着一张锄,就那么斜斜地站着,身上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亮亮的,像黑缎一样。开初我不明白,后来总见二姐就那么站着,即使背着草捆的时候,她也那么站着,痴痴地朝西边望。而西边坡地上的汉子,也常常那样站着,久了,就见他也朝这边望。那一瞬间,二姐就把头勾下去了,尔后耸一耸背上的草捆,又慢慢、慢慢地抬起头……那坡地并不遥远,却没见谁走过去或走过来,就那么仅仅望着,望着。有时候,就见那年轻的后生在坡地里犁田,犁着犁着就打起牲口来。那鞭儿炸炸地响着,人也一窜一窜地骂,骂声十分地响亮。于是,我拽起割草的二姐朝那边看。看着看着,那汉子就不再打牲口了,重又规规矩矩地犁田,鞭儿悠悠地晃着,在坡上一行一行地走。收工时,天地都静了,又见二姐朝那边望,他朝这边望,就那么默默无言地相互望着……

这也许是二姐一生中最有色彩的部分了。在那个夏天里,二姐的脸总是很生动地朝着西边,与那年轻的汉子无言地相望。没有见谁说过一句话。我曾一再倒放记忆的胶片,是的,他们没有说过话,连一声吆喝都没有。后来那汉子就不再来了,坡地上空空的。可二姐还是朝西边坡地里望,一日又一日,无论风天还是雨天,二姐总在望,默默地,默默地……

终于有一天,二姐带我穿过了那块坡地。那是秋后时节,坡地里的芝麻一片一片地开着小朵的白花,香气十分浓郁。可二姐并没有在那块坡地里停下,她仅仅是看了一眼,就又往前走,身子摇摇的。穿过高粱地,又穿过玉米田,也不知走了多久,抬起眼来,已经站在了坟地里。那是一块极大的坟地,坟地里最显眼的是一座潮湿的新坟。二姐就在那座新坟前站住了。

二姐站住了,我的记忆也“站”住了。只记得二姐留在坟地里的脚窝很深,五个脚趾的印痕深深地扣进地里,那印痕一圈一圈地绕着新坟,就像在地上镌刻一个巨大的花环……

这就是二姐的秘密。二姐一生中就这么一件秘密。

记得那是雨后的黄昏,在回去的路上,我要二姐带我去捉蜻蜓,二姐就带我去场里捉蜻蜓。空气湿湿的,地也湿湿的。蜻蜓在空中一群一群地飞,忽一下高了,忽一下又低了,那薄薄的羽翼在晚霞中折射出七彩的神光,旋得十分好看。我拿着场里的木锨去扑,东一下,西一下,总也扑不着。急了,我就喊:“姐,姐……”

二姐干什么都帮我。可那一次二姐没有帮我,我记得二姐没有帮我。她站在场院里,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看着蜻蜓飞。蜻蜓飞来了,又飞去了,亮着黑黑的头,摇着薄薄的羽,一双双,一对对,在她身边打着旋儿,有一只蜻蜓竟然停在二姐的肩上,二姐还是不动,愣愣的。我跑过去扑,却见二姐的嘴在动,二姐说:“丁丁(蜻蜓)比人好。”

二姐十八岁订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分隆重的。姥姥仄着小脚专程到城里来了一趟,跟母亲商量。母亲说,让妮来一趟,就在城里见面吧。按母亲的意思,在城里见面,就有了些体面。姥姥又回去问二姐,二姐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于是就这样定了。

那天晚上乡下来了许多人。来相亲的画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富裕”。家中的小院里扎满了自行车,全是八成新。七八条小伙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一身的新。进来一个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又进来一个还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个个都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布料是当时很时兴的斜纹布,那说亲的女人排在前边,手里赫然提着十二匣点心!她身后,蓝色的汉子们一个个木偶似的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进屋坐了,叫人很难分清相亲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烟的功夫,众人稍稍地说了一些闲话,汉子们便站起身一个一个往外走,像演戏一样,上了场,又慢慢退场。二姐始终在屋里坐着,穿一件枣红布衫,围一条毛蓝色的围巾,就那么勾头坐着,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这当儿,一个瘦瘦的小伙临站起时把一个小红包递到了二姐的手里,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来,说:“等等。”她扫了那小伙一眼,慢慢地说:“把钱拿走。”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门的蓝汉子全都折回头来,一个个惊惶不安地望着二姐。尤其是那相亲的小伙,脸慢慢泛白,头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生在脑门上,又一层层一排排地“长”,顷刻间布满了那张微微泛红的脸,凝住挥不尽的尴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儿,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那汗珠滴滴圆润……

二姐勾下头去,匆忙解开了那个小红包,包里是厚厚的一叠钱。二姐把钱递过去,很果决地说:“拿走。”然后将包钱的小红纸轻轻地揣进兜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屋里的人全都默默不语,呆呆地望着二姐。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下人是很讲究形式的,在他们看来,形式就是内容。这一揣使汉子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二姐收下了小红纸就等于定下了她的终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张小红纸上。就在那一瞬间。汉子们笑笑地走出去了。只有那未来的姐夫走的沉重,仍然挂着一脸的汗。他们感到诧异,二姐为什么不收钱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当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来姐夫的脑门上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二姐的眼眨了一下。正是那一豆儿一豆儿的汗珠促成了二姐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里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做假,唯有汗水是不会假的。二姐认“汗”。

事后我才知道,那晚画匠王村人的“演出”并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细作”悄悄去村里打听过。“细作”问:“套家怎样?”人说:“是东头套家还是西头套家?”“细作”又问:“东头怎样,西头又怎样?”人说:“东头套家瓷实,家人当着支书呢,西头套家穷……”“细作”回来说:“许是东头吧?”姥姥不说话,就问二姐:“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亲的婆家其实很穷很穷。那晚相亲的“行头”全是借的。钱是借的,自行车是借的,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为了相亲,乡人们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从乡里借到城里……据说,相亲的姐夫已经说过七次亲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为家穷,因为床上躺着一个病瘫的老娘……

二姐耳聋心不聋。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执意不要那三百块钱,就是不要那注定将由她偿还的债务。

在出嫁前的一年里,二姐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下地干活,就不再上田里去野了。我来,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里做鞋,给表兄妹们做,也给那订下亲的蓝汉子做,一双又一双,每次来,总见二姐在纳鞋底,那线绳儿“嗞啰、嗞啰”地扯着,锥子从这边扎过去,又从那边扎过来,狠狠的。那动作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记号的,鞋底上总绣着一只黑蜻蜓。那蜻蜓用黑丝线绣成,翅儿奓奓的,还有两条长长的须儿,活生生的,只是没有眼。我指给二姐看,“没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说:“有眼就飞了。”

间或,姐夫也提了礼物到姥姥家来。还是穿着一身新新的蓝衣裳,来了就做,不是去挑水就是扫院子。尔后就默默地坐下来,二姐不吭,他也不吭。要是二姐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话是不多的。

二姐问:“吃了么?”

他就说:“吃了。”

二姐问:“家里还好?”

他就说:“还好。”

二姐问:“娘的病好些了?”

他就说:“好些了。”

二姐问:“能下床了?”

他摇摇头,没话……

二姐就“嗞啰、嗞啰”地纳鞋底,纳着纳着就拿出一双新做的鞋子让他试,试了,看看合脚,二姐就说:“穿着走吧。”尔后,二姐趁姥姥出去的功夫,偷偷地说:“别再借人家的衣裳穿了,别再借了……”

姐夫脸就红了,红得像新染的布。于是那借来的新蓝衣裳穿在身上就显得格外别扭。那天他刚好借的是一条侧开口的女式裤子。

后来姐夫再来时穿的自然破旧,肩头总是烂着,那神色倒显得自然了。来了,二姐待他更显得亲切,一进门就打水让他洗。临走,总要给他缝一缝衣服。那时,二姐让他坐着,嘴里咬一节避灾的秫秸,就蹲着一针一针地为他缝,就像缝着未来的日子。

记得二姐出嫁前曾到邻村那汉子的坟上去看过。坟荒了,坟上爬满了萋萋荒草。二姐就蹲下来拔那荒草,留下了一圈密匝匝的脚印。似乎没有哀怨和痛苦,拔了荒草,她就去了。不像城里人,有很多的缠绵。

二姐是阴历九月初八出嫁的。那天,为了抢“好儿”,画匠王迎亲的马车四更天就来了。喜庆的日子,二姐自然是穿了一身红,红棉袄,红棉裤,头上还系了一条红披巾。待一阵鞭炮响过,二姐跪在姥姥面前磕了一个头,就挺挺地上了那围着红圈席的马车。

不料,五更天起了大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好那赶马车的老汉眼不济,过小桥的时候,赶着赶着就把马车赶到河里去了。只听得“咕咚”一声,二姐已坐在河里了!送亲的三嫂忙把二姐从齐腰的河里拉出来,接着就破口大骂:

“画匠王的人都死绝了吗?派这么一个瞎眼驴!大喜的日子,把人赶到河里,这不霉气吗?!不去了,不去了!叫人给画匠王捎信儿,重置衣裳重派车,单的棉的一件不能少,少一件也不去!”

迎亲的画匠王村人全都傻了,谁也不敢吭声。那赶车的老汉是姐夫的本家叔,见办了这等窝囊事,竟咧着大嘴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老脸:“老没材料哇……”

众人忙给三嫂陪不是,连连求情。三嫂一口咬定:“不中!大喜的日子,妮一辈子就这一回,这算啥?!”

二姐苦苦地笑了,说:“算了,谁也不怨,这就去吧。”

三嫂说:“妮,这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呀……”

二姐说:“既没坐马车的命,就不坐了。三嫂,咱……”

三嫂说:“妮,死妮,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老丢人哪!”

二姐不再说了,就默默地往前走。三嫂在后边喊:“妮,妮,这就去么?你就这么去……”

天大亮了。二姐头前走着,身后散散地跟着一群垂头丧气的画匠王村人。没有鼓乐,也没有鞭炮,二姐就这么步行去了。她穿着那身湿漉漉的红衣裳,红衣裳在凉凉的晨风中张扬着,像是生命的旗帜,在漫漫黄土路上行进着,很孤独地飘扬。

后来,那赶车的老汉流着泪对三嫂说:“侄媳妇明大义呀!”

姥姥去世的时候,二姐已经嫁过去三年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逢年过节的时候,二姐就差姐夫来看一看姥姥。那时姥姥已来城里住了。姐夫每次来从没空过手,或是一兜鸡蛋,十斤白面;或是一包点心,二斤芝麻什么的,实在没什么可拿,就烙几块油馍兜着。姐夫来了,姥姥总要问:“妮咋不来?”姐夫便说:“忙哪。”母亲说“忙啥,地都净了,还忙啥?!”姐夫说:“白日里一摊子活计,夜里浇地呢。浇一夜两毛钱,她不舍那钱。”母亲气了,就说:“叫她来,没钱我给她!”可二姐还是没来。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了二姐。她跟姐夫上山拉煤去了,从城边路过却没有进城,硬是从城关绕过去。三年不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二姐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段枯枯的树干,我不禁怔住了,赶忙拉她上家。她硬是不去,说:“兄弟,不去了。看俺这要饭花子样儿,丢大姑的人。”二姐还是走了。姐夫驾着车,二姐拉着襻绳,在暮色里,就见二姐背上那块地图样的黑色汗斑……

那是怎样的苦做呀!从二姐身上已看不到年轻女子的影子了。听画匠王村人说,没有见过这么能干的女人,也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夏天里二姐在地里割麦,曾经拼倒过八个精壮的汉子!别人割麦一人把六垅,她一人竟把十二垅,头一扎进地里就再也不出来了,就那么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下去,无休无止地割下去。还听说她游过街,为养鸡游过街。人们让她在村街的碾盘上站着,她就站着,直直地站了一晌。可下了碾盘,她竟又去赊了十二个鸡娃娃。村干部说:“怎么还喂?!”她说:“还债哪,还债。”干部摇摇头,说她聋,也就罢了。

姥姥是腊月里过世的。姥姥临咽气前曾反复地叫着二姐的名字。母亲赶忙打发人去叫她。可是,待二姐赶到医院的时候,姥姥已经咽气了……

按照乡间的习俗,姥姥是送回故土安葬的。回到乡间的那天夜里,一家的亲戚都坐在姥姥的身边守灵。半夜时分,我熬不住就躺在姥姥的身边睡了。突然我听到了哭声!睁眼一看,“长明灯”忽悠忽悠的,竟是二姐在哭。二姐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一家人都怔怔地望着她,只听母亲惊慌地说:“下来了,下来了!”

二姐“下”来了。二姐盘膝正襟端坐在姥姥的灵前,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忽然就说起话来。二姐竟用老人那种庄严、肃穆的口吻,像“先人”一样地缓缓诉说久远的过去,诉说岁月的艰辛……那话语仿佛来自沉沉的大地,幽远而凝重,神秘而古老,一下子慑住了所有人的魂魄,没有人敢去惊动二姐。母亲一向胆大,可这会也懵了,只是呆呆地听……直到鸡叫的时候,二姐说:“我走了。”于是,“先人”就走了。

多年后,在我的记忆里仍然留存着那晚的印象。因此我无法说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魂灵。虽然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是老祖爷的魂儿扑到二姐身上了。可老祖爷的魂儿为什么会扑到二姐身上呢?或许,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磁场,这磁场可以跨越阴间阳世,那“先人”的魂灵就借着二姐的躯壳返回阳世,借二姐的嘴传达出他的神性意旨?或许,是二姐过度的悲伤造成了精神的混乱,这混乱便产生出幻觉?

第二天,当人们纷纷议论二姐如何“下”来的时候,二姐却一切如旧,没有些微的神经失常。她先是坐在姥姥的遗体前一遍一遍地用温水给老人擦脸,极小心地把皱纹中的污痕拭去。尔后又跪在姥姥跟前,把姥姥苍苍的白发重新梳理一遍,梳得很亮很亮,梳着梳着就有泪下来了。待入殓时,二姐就跪在一旁,一声声喊着:“奶,躲钉吧。奶,躲钉吧……”

母亲是极注重形式的,一切都按乡间的礼俗来办。可二姐比她更注重形式,“牢盆”上的“子孙孔”几乎全是她一个人钻的。别人钻了,她总嫌不圆,还要再钻,直到一个个孔都圆了为止。钻了“牢盆”,她又去糊“哀杖”,糊的极其认真,倏尔,她郑重地走到母亲跟前,说:

“大姑,我给俺奶写(请)一班响器吧?”

母亲瞪她一眼,说:“咋,你老有钱?不写。”

二姐是很怕母亲的,可她却重复说:“大姑,我给俺奶写班响器。”

母亲说:“不写。”

为安葬姥姥,按乡间的礼俗,母亲已经请了一班响器了,就不想让她多花钱。况且,在那种时候,写一班响器已是很冒险了。

二姐没再说什么,就默默地走出去了。大约二姐很想做人,她在兜里摸了很长时间也没摸出钱来,就悄悄地把姐夫拉到一边,让他回去借,不准在这儿借。姐夫吭哧了一会儿,还是去了。

半晌,门外的国乐响起来了,不是一班,而是两班,二姐硬是花了三十块钱又请了一班,与母亲花钱请来的一班对吹!引了许多村人围着看。

姥姥的葬礼开始时,母亲与二姐为响器的事反目了。母亲怒冲冲地说:“谁让你叫的?谁让你叫的?一点儿话都不听……”

二姐一声不吭,以沉默相抗,那沉默里含着强烈的倔强。姐夫缩缩地蹲在地上,更是不敢吭声。

下葬的时候,二姐趴在姥姥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许多人去拉,她都不起来……

当天夜里,办过丧宴后,母亲沉着脸从兜里掏出三十块钱递给二姐,“拿去吧。”二姐不接,说:“大姑,俺再穷,也是奶把俺养大的,写班响器都不该么?”众亲戚也劝道:“妮,拿住吧,你日子过得紧巴……”二姐还是不接。母亲气了,把钱摔在地上,站起就走。二姐默默地把钱拾起来,重又塞到我的兜里,硬是没有拿。

母亲是很固执的人,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裂痕。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亲戚面前诉说二姐的不是,说她犟。后来,二姐生孩子的时候,差人送来“喜面”,可作为大姑的母亲,竟没有去!只打发妹妹送去了礼物。这在很重面子的母亲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情。

妹妹回来时,母亲问:“孩子胖么?”

妹妹说:“胖。”

“你姐身体好么?”

妹妹说:“脸腊黄,可瘦。就那又下地干活了。”

母亲咬着牙说:“好得死吧!”

母亲愣了一会儿,又差妹妹送去了一篮鸡蛋。回来时,姐姐却又回了一篮子红柿。母亲看见那红柿就恨恨地骂道:“死妮子!”

此后,在母亲与二姐之间,这种“精神仗”打了许多年。可母亲似乎总也胜不了二姐。二姐一年四季都去给姥姥上坟。逢年过节,二姐总要割块肉到姥姥的坟上去祭。烧一把黄纸,磕几个头,总是很认真地说:“奶,今儿过节哩,拾钱吧。”在那个没有了亲人的村子里,姥姥的坟总是添得最大。

我夜里时常做梦,梦里出现的总是那片灰蒙蒙的土地,土地上长着两株黑色的穗儿。在梦中我知道。那穗儿就是二姐的眼睛。醒来后我又觉得可笑,也许是我的记忆联想产生了错误。记得童年时二姐曾带我去掐“麦佬”,二姐说:“那黑穗穗儿就是麦佬。”于是我记住了麦佬,却记不住二姐的眼睛……

二姐十年里只进过一趟城,那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是腊月里结婚的。结婚时本应通知二姐,可母亲说:二姐的日子过得艰难,人又撑得极大,别再让她花钱了。于是就没有通知二姐。

谁知,腊月二十三,就在我结婚的前一天,二姐竟来了。这是二姐出嫁后第一次进城串亲戚。可以看出,二姐为进这趟城,曾经长时间地准备过。二姐是拉着架子车来的,车头上挤挤地坐着三个孩子,车里却赫然放着一扇猪肉。听姐夫说,得信儿晚了,来不及置办什么,二姐就连夜央人把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肥猪杀了。二姐的礼太重了,重得叫母亲无言。二姐站在母亲面前,笑着说:“大姑,我看你来了。”母亲却故意嗔着脸说:“看我干啥,我还没死哩,你别来看我。”二姐显然没听见母亲的话,就把孩子一个个扯到母亲面前,说:“叫姥姥。”三个孩子高高低低地在母亲面前排着,小脸红扑扑的。孩子们全都穿着崭新的蓝布衣裳,连戴的帽子也是蓝的,一色的斜纹蓝,二姐和姐夫竟也穿着一身崭新的蓝。

这支蓝色的小队在接受母亲的目光的“检阅”。十年了,整整十年,二姐没有进过一趟城。现在她来了,带着一个蓝色的小队……这不由使人想起十年前二姐相亲的那天晚上,来相亲的姐夫也是穿的一身蓝,然而那套“行头”却是借人家的,从上到下都是借的。这会儿二姐带来了自家的“蓝色”,那衣裳显然是一块布料剪出来的,一针一线都是二姐缝织的。为穿上这一身蓝,二姐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母亲也被这宣言般的“蓝色”震住了。她的手摩挲着孩子的头,目光却望着二姐。二姐依旧很瘦,颜色黄黄的,但精神很好,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透着喜庆,只是额头上的皱纹太重了,一重一重的,鬓边竟有了白发!那笑也很疲倦,是硬撑出来的。

母亲把二姐拉到隔壁的房间里,大声说:“妮,别太撑了,别撑了!”

二姐说:“没称,自家用的,还用称么?”

母亲骂道:“死妮子呀,死妮子!”

二姐笑了,“大姑,到乡下住几天吧。我喂了十几只母鸡呢,天天给你打鸡蛋……”

母亲没话说了,叹了口气说:“多住几天吧,好好养养身子。”

二姐说:“老大上学了,二年级,叫钢蛋。老二叫铁蛋,也快了。小三叫平安,可能吃呢……”

母亲摇着头说:“怎么就聋成这样呢?”

二姐一拍手说:“兄弟媳妇呢?得叫我看看新媳妇呀!”

母亲大声说:“还能不让你看么,明儿就来了。”

二姐说:“忙呢,俺赶黑还回去哩。”

母亲发火了,“忙,忙,成天就你忙!忙就别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