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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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洒向人间都是爱(一)

毛泽东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对天下的老百姓怀有炽热的爱。他曾说过:我这个人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就忍不住要掉泪。同样,毛泽东更深挚地热爱生他养他的故土,对他的父老乡亲怀有更深厚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矢志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拯救穷苦百姓于水火。

毛泽东家乡的亲友和乡亲,多为革命家属,解放前在政治上、经济上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生活困难;建国初期,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但在经济上一时还未好转,生活依然困难。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他们的生活和疾苦十分关心,总嘘寒问暖,尽力周济,经常给他们寄钱寄物。

一、同情穷人,助人为乐

毛泽东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同情穷苦百姓,他曾同斯诺说过:“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母亲的这种品质,使毛泽东从小受到很多熏陶,这对少年毛泽东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韶山冲一带,至今仍传颂着许多毛泽东同情穷人,周济贫苦人家的动人故事。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常去棠佳阁外婆家度假。这年秋季的一天,太阳火辣辣的,路面烫人,行人稀少,毛泽东放了假,准备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他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戴着破斗笠,打着赤膊,下身穿着粗布短裤,脚穿一双破草鞋,挑着担子艰难地走着。毛泽东见此,奔上前去劝他休息一会儿再走。

他俩在井边喝了点水,毛泽东问道:“老伯,你到哪里?”

“我到凤音四都。”“你挑了什么?”

“早上我挑了一百斤大米到城里卖了,买了一百三十多斤盐回去准备卖掉,赚几个油盐钱。”

毛泽东听了,边从书包里拿出一条裤子,边说:“我也去凤音四都,我帮你背一点吧!”老伯感激地说:“那太好了!”

毛泽东把两个裤脚扎好,装了两裤袋盐,硬是绕道走了十多里,把老伯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饭也不吃就走了。他回到棠佳阁时,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1911年春,毛泽东由湘乡转往长沙读书。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每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挑着被盖、换洗衣服和书,回乡度假。

191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风呼啸,细雨绵绵。毛泽东挑着行李,同在长沙做工的乡邻邹湘亭(又名邹香庭)一道,踏着泥泞的小路,一步两滑,步行到离韶山约五十华里的七里铺,已是掌灯时候。他俩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了。

刚睡下不久,只听得“嘭嘭嘭”的敲门声。店主问:“找哪个?”

“我是过路的,要借宿一晚。”

店主听是借宿的,不高兴地说:“我是做生意的,借宿到别处找。”

敲门的人苦苦哀求,说:“老板,做个好事,修点德,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人了。”店主听这人说得可怜,只好开门让他进来。

这人年纪不过四十上下,身穿一件烂袄子,一条补丁叠补丁的单裤,脚穿草鞋,冻得瑟瑟发抖,牙齿敲得咯咯响,店主让他睡到毛泽东和同邹湘亭的那间房里。

翌日清早,借宿的农民起床赶路,一下床,冷得直打哆嗦。他见同房的两个人睡得正香,便穿起凳上的棉裤,也不打招呼,匆匆忙忙就走了。天一大亮,毛泽东起床时,发现棉裤不见了,便喊店主:“老板呀,昨晚来了贼?”店主说:“冇来贼!”

“冇来?我的棉裤怎么不见了?”

店主进房一看,昨晚借宿的那人走了,便说:“一定是借宿的那个人穿走了。”

毛泽东一听是借宿人穿走了,就叫邹湘亭去追。

邹湘亭沿着那人的足迹,追了一里多路,追上了。见棉裤正是他穿了,上前就是“噼噼啪啪”几个耳光,厉声地说:“你穿人家的棉裤,跟我走!”于是,“押”着他回到店里。

见到这位农民,毛泽东厉声问道:“你是小偷,还是贼呀?”农民哭丧着脸说:“启禀先生,我不是小偷,也不是贼。我家五口人,无田无地,我只好到武汉找个远房亲戚,托他帮忙找个事做,哪晓得住了个把月,事没找到,反而连带去的被子、衣服都当掉了。我只好沿门求乞回来。今早起床时,冷得受不住,就把先生的棉裤穿走了。”

毛泽东听了,正色道:“你有困难我理解,不过你穿走我的裤子,事先要打个招呼哟!”然后打开箱子,拿了几件衣服递给那人说,“快穿上吧!这里离你家还有多少路?”

那人说:“还有六十多里。”毛泽东又把身上仅有的两吊钱拿了一吊递给农民,说:“你拿去做路费吧!”

站在一边的邹湘亭,见毛泽东不但没有骂他几句,反而送他衣服给他钱,便气呼呼地说:“润之先生,你也真是!我把他揪回来,你做脸面,我做屁股!”毛泽东笑着说:“湘亭哥,你刚才没听他讲,他不是小偷,更不是贼,生活逼他,有家难归,苦尽了头,这怎么怪他偷呢,只怪咯号人吃人的社会啊!你想想,有吃有穿,他拿了我这条旧棉裤做什么呢?”

那位农民听了,“哇”的一声跪拜在地,哭道:“感谢先生一片善心……”毛泽东连忙扶起他,说:“你快赶路吧!”

毛泽东素来不重钱财,视钱财如粪土,重仁义如千金。

有一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叫他到湘乡大坪那边去结账。这是一笔猪钱——他父亲做猪生意,把猪卖给了那边一户人家。毛泽东接了猪钱后,翻过韶峰时,路上碰上一位穿得极破烂的穷人,那人求他施舍一点,他便把猪钱全给了那个人。回来时父亲问他猪钱哪里去了,他说给了穷人,气得父亲大发雷霆,骂他“败家子”。

土地冲有一位老农民叫李南华,是李文贵的父亲。家里很穷,在毛家做短工,还租种过毛家两亩田。毛泽东对他家很同情。有一年收成不好,秋收后,毛顺生叫儿子到李家收租谷。毛泽东见李家人口多粮食少,交了租就无米下锅,便转身回去了。回到家里,父亲问他收到租谷没有,他说租谷收了,入了仓。父亲不信,跑去往仓里一看,果然仓里堆满了谷,便不再追问。原来,毛泽东有意把仓里的谷堆得高高的,哄过了父亲。后来,毛泽东又劝父亲把两亩田转让给李南华家耕作,免收租谷。1921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教育全家出去干革命。弟弟毛泽民问他在外做事带了多少钱回。毛泽东便叫李南华去湘乡一个朋友家借了五十两银子,准备全部交给泽民,忽又想到李南华家里穷,便问:“二叔(即李南华),你家里有钱过年吗?”

李南华说:“没有钱过年。”

“要不要拿点钱回去过年?”

李南华有些不好意思:“拿回去,以后没有钱还。”

毛泽东说:“没关系,你拿去过了年再说吧。”便给了李南华20两银子,剩下的30两则给了毛泽民家用。

毛泽东同情穷人,对那些讨米要饭的叫花子(乞丐)也同样乐于给予施舍。韶山冲毛乾吉老人曾向笔者讲述过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他回忆说:

“我小时候家境贫寒,穷得揭不开锅,常与嫂嫂、弟弟在外讨米。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粉墙。他见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们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家正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吞,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他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起来,想起弟弟也没吃早饭,便把一半饭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还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吃饭……”

毛泽东对穷苦百姓的同情,是和他对人民的爱及对剥削阶级的恨紧紧相连的。正是基于他对广大受压迫人民无限的爱,才有他对一切压迫阶级深深的恨。于是,他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这大概也是他立志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原因吧!

二、贻全亡故,深致悼意

毛泽益,又名毛长坤,生于1929年,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长冲人,一生务农。其父毛贻全(1906—1949),是毛泽东的房叔,小学教员出身,在毛氏宗祠教过书。1925年加入青年团。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开办农民夜校,毛贻全与杨开慧一起担任夜校教员,教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识字,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年8月,毛泽东离开韶山时,因经费紧张,据说曾向毛贻全借过十两银子(折合光洋十三元)。后来,毛贻全参加农会活动,并由毛新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元月,毛泽东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毛贻全曾率第三乡农协会员迎接毛泽东到毛鉴公祠,并主持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农民运动。毛贻全的堂兄毛雪春,是毛泽东培养的农运骨干,曾任韶山第一乡农协委员长。那时,毛新梅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以郎中身份作掩护,开办药店,设立地下交通站。毛贻全亦利用教员身份予以配合、支持。每当地下党员来韶山,即到毛贻全教书的毛氏宗祠秘密开会、歇宿,因为这里比较安全、可靠。

毛贻全之妻喻氏,系毛宇居姻亲。其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毛泽益,务农;次子毛鉴辉,工人;三子毛茂生,亦务农;两个女儿分别嫁到湘乡、株洲,亦工亦农。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贻全因病去世。其子毛泽益一家生活困难,想起父亲临终时讲过曾资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父亲病故和家庭生活困难等情况,请求政府给予救济。

不久,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乡省亲。在韶山毛震公祠对面的山冲里,毛岸英遇上了毛泽益。毛泽益向毛岸英提及毛泽东早年向毛贻全借钱的事情,并说:你父亲毛泽东某年某月回韶山借了我父亲毛贻全一百元大洋做盘缠,从事革命活动。现在父亲病故,我家生活困难,请求还钱。

毛岸英知道毛泽益是在向他“讨债”,心想,不管父亲有否“借钱”一事,这“债”是要还的,因为韶山人民曾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可是,临行时父亲给他的钱,全被他“天女散花”花光了。他两手空空,无法还钱,只好安慰毛泽益说:“我回去后一定向父亲禀报,并向政府反映情况,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长沙,住在湖南省委交际处,毛岸英趴在桌子上给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求助,大意是:几十年前,我的父亲从毛贻全手里拿过一百元钱,这次回去,人家找我要钱。我原先不知,又没有准备,现在我的钱已用完了,请求借我一百元……

王首道为毛岸英解了燃眉之急。

紧接着,毛泽东也从北京给毛泽益写了亲笔信,并寄来了250万元(折合新币250元)人民币,还了一笔“旧债”。

泽益贤弟大鉴:

来信收到。贻全亡故,深致悼意。借款事我记不起了,大概是有的,兹寄上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以应急需,收到时请告知为盼。此祝

合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250万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全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来的。毛泽益一家人接到此笔款项,感激不已。

三、万家忧乐挂心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惦记人民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

1950年5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湘潭县第三区(今湘潭县姜畲镇云湖桥镇一带)委员会宣传委员毛逸民。

逸民同志:

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

乡里贫苦农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里人民政府也可以给人民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毛逸民(1909—1968)系今韶山乡韶光村人,派名毛贻柏,字桂圃。毛泽东的族叔。解放前当过乡村教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潭清溪区委委员、第十五支部书记。解放后,历任湘潭县第三区区委委员、湘潭县商业局副局长等职。

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对烈士家属的关心,并提出了解决烈属生活困难的办法和途径。

1950年7月,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潜给中央写信,反映湖南“夏荒”问题,要求给予救济解决。毛泽东很快于7月11日向中南局和湖南省委作了批示:“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且即照拨并宜速办。”

1950年7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他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江苏无锡师范学校附小教师吴启瑞,说:“五月来信收到了,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1951年3月31日,毛泽东致信辛亥革命时期曾与他在湖南新军共过事的湖南衡东人彭友胜:“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们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的事向他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对老弱贫病的朋友、故旧,毛泽东也总是极为关心,尽量给予照顾。

胡南浦(1881—1953)是毛宇居的亲家,韶山市韶山乡铁陂村李家山人,后迁居韶源村毛泽东私塾,算起来是毛泽东的姻亲。他解放前去云南,经营旅店,在滇居住二十余年。1952年返回韶山居住。

后来,胡南浦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毛泽东于1951年4月17日复信给胡南浦:

南浦兄:

一月十四日惠书敬悉,深感厚意。望仍在原地经营旅业,不必来京。谨此奉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不久,胡南浦因感年事已高,身居异乡,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再次告知回乡愿望,请求提供方便。

毛泽东送给胡南浦的搬家费

1951年3月,胡南浦致信亲家毛宇居,嘱办回湘证件。

同年11月,毛宇居由韶山起程赴京,见了毛泽东。交谈中,又提及胡南浦想回湖南的愿望。毛泽东表示赞同,并问道:“需要多少路费?”

毛宇居说:“随主席给吧,凑够路费就行了。”

毛泽东问:“300元够了吗?”毛宇居说:“可以。”

毛泽东想了想,说:“给500。”说完叫秘书去拿钱。

待秘书拿了钱来,毛泽东又写了一张便条:

胡南浦由云南回湖南搬家费伍百万元。

毛泽东 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500万元折合新币500元,毛宇居由北京返回韶山后,即将钱给胡南浦寄去。胡南浦收到这500元钱后,于1952年初由云南返回湖南老家居住,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不久,胡南浦病逝于韶山东茅塘亲家毛宇居家,享年72岁。

其子胡甲光、儿媳毛远初(亦作毛媛初,系毛宇居长女),后一直在东茅塘,务农为生。其儿媳毛远初、孙子胡行之,1959年6月在韶山曾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分别合影留念。

解放后,毛泽东赠给家乡亲友、师长、故友的钱,数不胜数,无法统计。从乡亲们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手迹中,发现毛泽东赠给乡亲父老礼金礼物的三张便条。其中一张是毛泽东1951年11月15日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下的:

谭熙春贰佰万元

邹普勋壹佰万元

蔚生六婶壹佰万元

毛月秋衣料四丈

邹香庭衣料四丈

张四维衣料四丈

毛浦珠衣料四丈

毛泽东 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毛宇居记事本上留下的“礼单”

毛泽东慷慨解囊,扶贫济困,救人于艰难之时,反映了他清正廉洁的作风和细致入微的情感,体现出高尚的共产主义风尚,令人敬佩和感动。

四、生计困难,甚为系念

1954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会客厅里接待来自韶山、在北京学习的族侄毛特夫,交谈中,毛泽东询问道:“二哥还在吗?家里还好吗?”

毛特夫回答说:“还在,他身体比过去差了一点。家里人还好,后人都不错,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毛泽东听了十分满意,用浓重的韶山话赞许道:“就要咯样,咯就好!”

毛泽东所问到的这位“二哥”是谁呢?他就是毛泽东的远房兄长毛岳乔。

毛岳乔,派名泽裕,行二,1892年生于湘潭县城十八总。他比毛泽东仅大一岁,故毛泽东称他为“二哥”。他祖居湘潭县韶山冲,距上屋场不远,清光绪年间,其父毛槐林迁居湘潭县城,在城内经营“宽裕枯粮行”。

毛槐林属贻字辈,是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的房兄,长顺生公两岁。二人均出生于韶山冲,常在一起玩耍,亲如手足。由于生计所迫,毛槐林进城经商,毛顺生在家乡务农,但两人时有往来。

清光绪年间,毛槐林学徒出师,在湘潭城内十八总沙湾里开设“宽裕枯粮行”。他广交游,好仁义,善经营,在商界颇有信誉,有“豪客”之称。毛顺生在韶山冲耕田,勤俭治家,精打细算,家里由穷变富,邻里称道之。“宽裕行”主要经营大米、枯饼和黄豆。毛顺生则常年生产枯饼、黄豆等物资。毛槐林经营的所需物资,大都是通过毛顺生从韶山冲运来。二人互相帮扶,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关系更为亲密。

光阴似箭,毛顺生的长子毛泽东很快长大成人了,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他在东茅塘塾师毛麓钟处读了一年私塾后,即辍学在家务农。毛顺生决定送儿子到湘潭学经商,拜毛槐林伯父为师学习经商。由于毛泽东执意要去东山学堂读书,一些亲友也劝说顺生公送儿子进“洋学堂”深造,毛泽东才没来“宽裕行”学徒。

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了半年书后,毛泽东又去长沙读书,寒暑假回乡看望父母,路过湘潭时,常去“宽裕行”落脚,深得毛槐林伯父喜爱。当时,毛槐林的儿子毛岳乔在“宽裕行”学做生意,两人年龄相仿,一见如故,同起同落,关系十分融洽。

毛泽东每次到“宽裕行”,总是帮助老板招呼客人,采买货物,谈生意,搞清洁卫生。他求知欲很强,一有闲暇就抓紧时间看书习字,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孜孜不倦。毛泽东认为学做生意不如读书深造好,以便能探求真理,救国救民。毛槐林非常高兴,鼓励侄儿努力温习功课。

毛槐林还极力主张毛顺生送儿子读书,并劝说道:“老弟,你如困难,我一定替你分担。”

毛泽东很理解父亲的心情,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尽量不向家里要钱。他发愤用功,努力学习。

毛泽东在省城读书时,常与毛槐林、毛岳乔父子保持联系。

一次,毛槐林忽然接到毛泽东从长沙的来信,信中告知,毛泽东突然腹痛,要送医院就诊,急需医药费。毛槐林立即派儿子毛岳乔送钱到长沙去,并带去鸡蛋给毛泽东补充营养。

1911年秋,毛槐林因患急性胃炎,不幸逝世,时年40岁。毛岳乔继承家业,由于不善经营,从此“宽裕枯粮行”日渐衰落,至1921年倒闭。以后,毛岳乔靠给人帮工过活。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投身于革命,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常来湘潭,出入毛岳乔家,二人亲如兄弟。

1926年11月,毛泽东由广州回到湘潭,特地来到毛岳乔家,询问毛岳乔一家的生活状况。这次,毛泽东因工作需要,没有住在毛岳乔家,而住在城内小东门外“苏鸿裕粮栈”内。此时他已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人们称他为“毛委员”。毛泽东这次到湘潭,是为了组织元、亨、利、贞四家合作社。他在这里召开了座谈会,对当时湘潭的社会状况,做了详细的调查了解。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期,湘潭元、亨、利、贞四家合作社的职工积极参加大革命运动,支援北伐军,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率领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从此他与毛岳乔失去了联系,但内心却时常记挂着这位族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从延安收到了毛岳乔写来的信,信中反映他一家生计困难,要求派弟弟毛岳生到延安学习,参加革命。毛泽东惦记着毛岳乔一家,从延安写来回信。毛岳乔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岳乔兄:来信收到,知悉一切,甚为高兴。贤弟岳生要求参加革命,深表赞同,希于近期来延安。岳生到延安后,可先进抗大学习,再分配工作。”信中还告诉了毛岳生去延安的路线。

毛岳乔接信后,叫弟弟毛岳生和次子毛远道去延安学习。远道因当时在长沙当学徒,未能同行。于是毛岳生于1938年8月独自去延安。在延安学习一年,他奉命去宝鸡进行革命宣传。1940年冬被特务逮捕送往西安拘押。1944年秋,毛岳生在狱中秘密组织暴动,越狱脱险。1945年夏不幸第二次被敌人逮捕入狱。1949年12月被枪杀于成都郊外,年仅33岁。

解放后,毛岳乔因家庭困难,向毛泽东写信求援,请求帮助解决工作问题。毛泽东于1952年2月15日回信说:

岳乔兄:

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此复,顺颂

清吉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此时,毛岳乔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家,自己和继配及一子一女生活在一起。本人无正式职业,生活负担重,靠做蚊烟及卖槟榔谋生,加上不善经营,收入甚微,他家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接到他的信后,没有为他介绍工作,却给他寄来了两百元钱,接济其生活。此后,毛岳乔一直靠摆小摊和喂猪自食其力,没有给政府添任何麻烦。

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致毛岳乔信

1957年春,毛岳乔病逝于湘潭,享年65岁。毛岳乔去世后,其遗孀曾写信告诉毛泽东说毛岳乔已故。毛泽东特意嘱咐秘书室再寄两百元,作为毛岳乔的安葬费。

毛岳乔之子毛信华,解放后担任过湘潭市工商联副会长,湘潭市政协常委。

五、为宋明、李启炽、李贡人推荐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韶山的一些亲友或致信毛泽东,或进京晤谈,向毛泽东报告乡间情况,并请求毛泽东出面为自己安排工作,或为其子女上学提供帮助等。毛泽东挚爱家乡及家乡亲友,但他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为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照顾。对于有要求解决个人困难问题的亲友,毛泽东总是说:“我不便介绍”,教育他们“不要来北京”,“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在地方上做些有益的工作为宜”。然而,对于那些为教育事业做过贡献,有特殊技术专长的人或革命烈士亲属、后裔,毛泽东则尽量设法办理,并给予必要的帮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宋明、李启炽、李贡人就是这“极少”中的三位。

宋明,1936年生,韶山乡韶北村人,系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革命烈士李耿侯的外甥女。1951年时,高小毕业已两年的宋明来到北京,住在舅舅李介侯家里,渴望继续学习。

是年3月28日,李介侯致信毛泽东,说:“我现在中国进出口公司机械科负责,我家眷已来到北京。北京方面的生活圆满解决了,一切都是由于你的帮助,可是我父亲把被人遗弃的我妹女儿宋明,也交我家眷带来北京。我父亲有信请求您替她找一个免费的中学读书。拟请设法进入产科、护士等免费学校或半工半读的学校读书。”

对于宋明这个在旧社会被遗弃的孩子、革命烈士的亲属,毛泽东深表同情。1951年4月2日,毛泽东复信李介侯:

介侯兄:

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应为李介侯之妹的女儿宋明)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

毛泽东

四月二日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等同志的关怀下,宋明认真补习功课,于这年秋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1954年又考入北京四女中学习。在校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得以顺利读完高中。1957年毕业后,先在北京茶淀青年农场工作,1958年后在宁夏盐池、灵武及湖南韶山等地教书。

李启炽,1921年生,韶山杨林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入军校学习抗日本领,然后去美国学习飞行,1948年时毅然脱离国民党空军回乡。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李启炽写了一份自传,投书中共湖南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被分配到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因乡村信息闭塞,错过开学日期而未去成。在求职期间,李启炽想以航空技术为人民服务,请求李介侯推荐。1951年6月18日,李介侯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瓦子坪李启炽,现住在我家,有信请求您给予学习机会。他是李贡人七公的侄子,一个诚实青年。有空军技术,如不改造他的思想,使他服务国家,实是一个损失。因此来信证明他的思想情况,请考虑并给他一个机会。”

对于李启炽这种有特殊技术的人员,毛泽东较为重视。6月23日,他即回信李介侯,信云:

介侯兄:

李君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李启炽因故未成行,后在其堂兄李启盘等人的帮助下,学习医疗技术,曾任南岳湖南省干部疗养院放射科医师,工作31年退休。

李贡人,又号戆人,名道桢,祖籍湘乡金薮,1877年生于今韶山市杨林瓦子坪,清贡生。清朝末年起,先后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及第一甲等商业学校、第一甲等农业学校、第一甲等工业学校等校教书三十多年。抗战期间,因战火纷飞,回乡居住。

建国后,李贡人因家庭经济困难,于1952年9月7日从长沙致信毛泽东求助,信中说:“历岁薪资储蓄,除送子女读书外,余均损失无存。土改后,乡村群众念我衰老无依,劝令来城就养。奈小子启盘亦以负担匪轻,撑持不易,致我之生活,仍不免困难,个中情形,季范、麓村诸兄均能明悉……拟请函介湘主席程、金二公嘱于湘省文物委员会中畀予一席,俾有服务机会,藉得效尺寸之劳,实为厚幸。”

毛泽东接到李贡人信后,于9月17日在来信上批示:“请程主席酌复。”同时复信李贡人:

贡人先生:

惠书敬悉。嘱件已转程颂云主席酌处。此复。

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9月2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在中央办公厅所转来的李贡人的信上批示:“此人为教育界前辈,交人事厅发表为本省文物委员会委员。”9月29日,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金明指示:“可即发表。”10月,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聘请李贡人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次年改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从当月起支薪。从此,李贡人免除了生活困难,安度晚年,直到196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