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浮士德》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旷世不朽的巨著和杰作。它在问世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先在德国、继而在欧州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重视，不仅一再地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其它文字，每一个文化稍微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只一种译本，研究它的著作、论文也成千累万，汗牛充栋。[203]人们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对《浮士德》进行观察；而这部杰作呢，就如同一块硕大的水晶体，随角度、背景和审美眼光的变化而变化，永远闪射着美丽迷人的异彩。正如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已形成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独立学科，被称为“浮学”。
像《浮士德》这样长久地保持着巨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经典作品，在德语文学真是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也屈指可数。它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一部德语文学著作，被他读得烂熟。马克思早年写过一部命运悲剧《兰尼姆》（未完成），其主人公贝尔蒂尼就被认为是“《浮士德》里的（魔鬼）靡非斯托裴勒司苍白无力但可辩认出来的翻版”。[204]他在自己的论著里还经常引用《浮士德》，或者巧妙地借用书中形象，或者创造性地发挥书中的思想。他特别欣赏靡非斯托冷峻尖刻的嘲讽，曾让这个魔鬼现身说法，帮助揭示金钱、货币“带来邪恶堕落”和“助长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205]列宁同样非常喜欢《浮士德》。他流亡国外时只带了两本文学书藉，其中一本就是歌德的伟大诗剧。他在西北利亚的流放地也经常读它。除去革命导师，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推崇《浮士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称他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206]，说只要“带着它，一个人即使终生独居在孤岛上，也不愁缺少精神寄托……”
诚然，对于歌德的《浮士德》，近两百年来并非只有推崇和赞美。特别是在歌德逝世后不久的19世纪上、中叶，特别是对诗剧的第二部，批评和贬斥真不算少。甚至有些原本十分景仰老诗人的年轻一代作家如赫勃尔、默里克、凯勒以及海涅等等，也不完全理解这部巨著，也参加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时代的前进，研究的深入，渐渐消除了好心人的误解和反动势力（如德国的纳粹“理论家”）的曲解，使《浮士德》像一座深深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终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珍视。
《浮士德》对于后世作家们的影响，更非同一般。海涅、拜伦、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大诗人大作家，都写过类似题材或主题思想的诗剧；平庸之辈的仿作更不计其数。到了20世纪，在《浮士德》启迪下写成的作品仍不断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浮士德博士》（1949），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1918），高尔基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7～1937）以及法国杰出诗人瓦雷里的戏剧片断《我的浮士德》（1940），等等。在咱们中国，一提起《浮士德》，人们自然会想起文学巨将郭沫若，因为他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的译者——俄译本则出自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而且本身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也深受《浮士德》的影响。[207]
诗剧《浮士德》分上下两部，共计12111行，篇幅虽不算小，但毕竞有限。相比之下，它的魅力和影响力，却几乎无限、无穷。何以会如此？原因在那里？
原因首先在作品本身无比丰富、异常深遽、复杂而又多层面的思想内涵。是的，它是如此地丰富、深遽、复杂而又多层面，以致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读者，人人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以致一代一代的研究者，对它总是说不完，道不尽。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354～530）在其所著《基督教教义》一书中，曾引用下面这首中世纪广为传诵的小诗，来说明、归纳《圣经》诠释工作的繁难和艰辛——
字面意义多明潦，
寓言意义细分晓，
道德意义辨善恶，
神秘意义藏奥妙。
这个古老的四重意义说，今天仍受到西方现代阐释学的重视，对我们阅读、理解和欣赏一些内涵丰富、深遽的文学作品，也确实不泛启迪、指导作用。试想堪称经典的文学巨著，哪部不是多义的呢？
然而，要想诠释“世俗的《圣经》”《浮士德》，仅有奥古斯丁的四种意义说似乎已经不够；它有着更多更深的含义。
《浮士德》给我们讲述一个“异人”，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自强不息的德国男子的故事。他的一生痛苦曲折，但却敢作敢为，豪迈悲壮。
《浮士德》让我们跟随主人公的足迹，时而人间，时而地府，时而天国，时而从现实回到往古，再从往古又返归现实，并面向未来，一路上经历和目睹了无数或黑暗凄惨，或壮丽恢宏，或神奔鬼突，或圣洁和谐的场面和境界。人生世象尽在眼前，七情六欲了解于心。《浮士德》真可谓是一面人生的宝鉴，反映着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之间形形色色的没完没了的斗争。
人们常讲《浮士德》是对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的民族形式中加以艺术慨括，并根据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208]一句话，《浮士德》不仅仅是某个德国男子的故事，而是西欧一个漫长而重要的历史时代的缩影。
《浮士德》是歌德的主要代表作，第一部问世于1808年，第二部问世于1832年，为完成它前后总共花了60年的时间。歌德说过，他一生的创作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浮士德》无疑是这些“片断”中最典型和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折射着歌德一生的主要经历，也是诗人兼哲人的他对社会、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晶。这后一点更加重要，《浮士德》因此成了一部富于哲理的智慧之书。书中到处都是意味深长的警句，光彩照人的思想。从整体上看，它回答了哲学所关心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诸如宇宙的形成，万物的起源，认识的性质，人生的意义，乃至人类发展的未来，等等。
《浮士德》与其歌德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关系密切，但作品的主人公并不等于作者，而是一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人的典型。所谓“浮士德精神”，也可以讲是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体现。普希金曾将《浮士德》誉为一部“现代生活的《伊利亚特》”[209]，郭沫若曾称《浮士德》是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210]，都强调出了歌德的诗剧在西欧思想文化史上一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现代意义。
不用全部，仅仅上述的几个方面乃至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就足以使《浮士德》的思想内涵异乎寻常地丰富、复杂、深遽。也就难怪，诠释、研究《浮士德》，会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书中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浮士德精神”等等，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做出富有新意的解释。至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文学中出现的大量以浮士德的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小说和诗歌，实质上同样是作家们企图作出自己新的解释的尝试。
使《浮士德》成为不朽杰作的不仅仅是内容，它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赋予《浮士德》无穷魅力的另一个因素，是诗剧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同样丰富多彩，复杂多变，而且与思想内涵有着水乳交融一般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是正由于它独特、丰富而又复杂，在好些方面就还可能不合我们的欣赏习惯，同样会增加阅读和接受的困难。这儿只粗略地说一说《浮士德》的艺术特点。
首先，《浮士德》是一部诗剧，同时具有戏剧和诗歌的特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主要用对话、独白以及西欧传统戏剧的合唱来表现；而所有的对话、独白和作用很多的合唱，又都以诗体写成，都像诗歌一般地凝练、含蓄和富于暗示性。在这部巨著中，诗体和格律可谓多种多样，并且随着人物、场景、时代的变化而相应改变，语言就显得格外地丰富多彩。以体裁分，《浮士德》中既有古希腊无韵的自由体颂歌和哀歌，又有古希腊悲剧的三音格诗，既有北欧古典的长短格无韵诗，又有浪漫主义的短行诗乃至德国民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至于内容，则或赞颂，或抒情，或叙事，或喻理，或讽刺，或调侃，无所不备，应有尽有，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如此地林林总总，变化有致，整个看来与我国的古典戏曲倒颇多相似之处，只是质地完全不同罢了。
《浮士德》既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时间的跨度极大，从德国中世纪即将结束的16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时期，所应涵盖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内容非常之多，一部作品不管多么大的篇幅，都无法如编年史似的将它们一一述及。所以，诗剧的剧情极富跳跃性，其间的省略和空白，都须要读者用想象，或者更确切地说用自己原有的历史和文学知识来加以弥补，因此就不像读一般消遣性的通俗小说那样愉快轻松，但却更堪玩味和咀嚼，读者会体会到更多的参与、探索、发现和驰骋想象力、思考力的乐趣。
最后，恐怕也最重要的是，《浮士德》内容深邃、复杂和多层面，即既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如对格利琴的悲惨遭遇的描写，对德国宫廷生活的揭露，又充满天马行空似的大胆而奇异的幻想，如写浮士德寻找古希腊的美女海伦，与她结合和生子等等，而且在这些事态世象背后，还隐藏着丰富的精神内容和深刻的哲学寓意。所以，诗剧使用的艺术手法与此相适应，也不可能单纯和统一。总体上讲，《浮士德》的确如作者自称的那样是一部悲剧，但不少场次又是喜剧、闹剧、寓言剧，等等。
人们常讲，《浮士德》在艺术手法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这是对的，但还不够。笔者认为，还必须大大地强调歌德对于象征这一艺术手段普遍、大胆和天才的运用。
《浮士德》全剧终了时有一首总结性的《神秘的和歌》——
一切无常世象，
无非是个比方；
人生欠缺遗憾，
在此得到补偿；
无可名状境界，
在此成为现实；
跟随永恒女性，
我等向上、向上。
无非是个比方！比方就是比喻，就起着象征的作用。这首“和歌”乍听起来确实神秘，实际上却揭示了诗剧在艺术审美方面的主要奥秘：浮士德的整个故事，无非是个比方或者说象征罢了。而深刻的比方和象征，通常都带有无可名状、难以言喻和朦胧的性质。这就更加丰富了诗剧的“寓言意义”和“神秘意义”。像上引“和歌”中的“永恒的女性”究竟象征什么的问题，就很难作出完全明确的、肯定的解答。这样的问题，在《浮士德》中可谓比比皆是，无可回避。
是的，《浮士德》的最重要的艺术特点，是大量地使用象征、典故和比喻。这些象征、典故和比喻，还不局限于一词一语，一时一事，不仅仅涉及人物原型、故事模式、文学意象或某一个局部的思想母题，而是贯穿全书，几乎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讲，整部诗剧，诗剧主人公浮士德博士的整个故事，都是建构在象征、典故和比喻之上。拿人物来说，不只天主、靡非斯托、海伦、欧福良、悭吝、忧愁等等虚拟的形象是象征，浮士德、瓦格纳、格利琴以及皇帝宫中和战场上实存的各色人等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凡是文学作品中的象征、典故或比喻，无不包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诗人歌德身为德国人，他的民族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其来源一般都讲主要有三个：一，日尔曼民族固有的文化；二，以《圣经》为主要载体的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三，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这一大前提底下，《浮士德》中的象征、典故和比喻，同样都植根于这三种对我们来说是异质的文化中间。它们要么取自德国的民间故事或传说，如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和魔男魔女在瓦普几斯之夜的传说，要么取自基督教的信仰及其经典，如诗剧开场时至关重要的两次赌赛就与《圣经·旧约·约伯记》的两次赌赛有着渊源关系，要么取自希腊罗马传说，例子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欣赏接受《浮士德》这部巨著的困难，恐怕主要也在理解把握书中层出不穷的象征、典故和比喻。
诗剧《浮士德》既有曲折、多变和动人的情节，又富于文化底蕴和哲理思辩，因此不能视作一般揭示社会矛盾的戏剧——虽然它也揭示了若干突出的社会矛盾。从总体上看，《浮士德》可以说是一部以诗体写成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剧或者寓意剧，是一部诗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