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中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腐朽顽固的封建势力对于人和人性的压迫。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除去荷兰和英国，整个都还处于封建奴役的重轭之下，歌德生活的德国更加可悲。在那里，不仅封建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甚至有的地方农奴制依然存在。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国的国君都掌握着对其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甚至可以像在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中所揭露的那样，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出卖给别的国家当炮灰。在那里，任何一个小贵族都可以对出身市民阶级的人颐指气使，不少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得已而沦为他们的秘书和家庭教师，处于相当于他们的奴仆的地位，这样可悲的命运甚至连当时的一些大作家和大思想家如莱辛也在所难免。直到1772年，在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的公共广场上，还重演了一次中世纪的处死“杀婴女”的血腥暴行。在这样的社会里，哪儿容得资产阶级实现其“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和“全面地发展人的自然本性”的理想！
维特是个富于自我意识的市民青年，不甘心对人俯首帖耳，自认低人一等，结果在贵族社会中处处碰壁。他虽然卓有才智，却在他当秘书的公使馆中呆不下去，因为上司对他的工作、交际以至于写文章的句法、标点等等，无不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他无意间跻身于C伯爵家的聚会，贵族男女便一个个让他饱尝他们那“世袭的傲慢”的滋味，不约而同地要求主人赶他走，然后又把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城风雨，使心高气傲的他受到莫大的羞辱和刺激。就连那个除去“一串祖先的名字和可资凭借的贵族头衔”便一无所有的破落女贵族，也以自己的甥女与他交往为耻，使他更是感到痛苦。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无外乎他是个市民青年。难怪他要发出哀叹：“最令我恼火的市民的可悲处境。”
贵族阶级的歧视，使维特愤懑不平，以致“曾上百次地抓起刀来，想要刺穿自己的胸膛以抒积郁”。
然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扼杀人性，只是妨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外部原因，市民社会发展本身带来的矛盾，才是注定这一理想必然破灭的深刻内因，对造成维特的烦恼、痛苦和不幸，起了更大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了人性的异化；“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奴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远远落后于英、法，但所造成的人性的败坏也很严重；“人”同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小市民。恩格斯在《德国现状》一文中，把当时的德国形象地比作“只不过是一个粪堆”，而德国的资产者“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51]这些身处“粪堆”而感到舒服自在的德国资产者，哪儿有心思和能力去追求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呢？哪儿能支持和容许他们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去实现这种理想呢？歌德以至于整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可悲处境就是如此。
小说《维特》用了更多的篇幅，从日常生活中揭示主人公理想破灭的这个阶级内因。首先我们看到，心性高卓的维特不只被贵族阶级目为异己，就在市民社会中也是个孤独者，处处遭人冷眼、白眼。一班庸俗小市民更对他心怀嫉恨，骂他妄自尊大，对他在贵族聚会中受辱一事津津乐道，引以为快。就连他的好友阿尔伯特和另外两个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对他的思想言行也不能理解，难怪他经常对阿尔伯特抱怨说：“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稍有自由的、高尚的、出人意表的言论行动，你就会听见人们在背后叫‘这人喝醉了！’说‘这人是个傻瓜！’这真使我受不了。可耻啊，你们这些清醒的人！可耻啊，你们这些智者！”
实际上，维特骂的“清醒的人”，都是些苟且偷安和猥琐昏愦的小市民；他自己，才真正是个觉醒者。
其次，再看市民的生活和相互关系，更是庸俗虚伪透顶。他们有的心安理得地为贵族阶级效犬马之劳，有的不知羞耻地冒充贵族，逢人便讲自己的“高贵血统和领地”。他们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抢夺着健康、荣誉、欢乐和休息”，“成年累月所盘算和希冀的只是如何在聚餐时把自己的座位往上移一把椅子”，或者在乘雪橇郊游时走在头里。面对着这些现像，维特不禁惊呼：“这些人真不知怎么成其为人！”
但是，对人性造成更严重败坏的，却是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强的对于金钱的贪欲。在维特周围的人们中，由于争夺财产而相互猜忌、欺骗、坑害以致酿成不幸和仇杀的事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前面我们说过，《维特》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不过是爱情构成了这部小说借以表达思想的主线情节，却毫无疑义。因此，我们也只举爱情和婚姻方面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人性如何为金钱的贪欲所败坏。
例一：绿蒂曾护理过一位重病的女友。女友临终前当着绿蒂的面向丈夫承认，她曾长期从丈夫开的店里偷钱以补家用；原因是丈夫虽富有却悭吝，婚后三十年再未增加给妻子维持家庭用度的钱，尽管他明知一年年家大业大，那点钱早已不够开支。结果，夫妇之间的信任、忠诚和情爱全部荡然无存。
例二：维特与一个青年长工很接近。青年长工热烈而真诚地爱着寡居的女东家，而她对他也非全然无意。但由于她那觊觎她财产的胞弟从中作梗，一对有情人便被拆散了。绝望之下，青年长工杀死了自己的情敌。于是，“从爱情和忠诚这些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中，滋生出了暴力和仇杀”！
还有，维特与绿蒂的爱情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固然是碍于礼法，因为绿蒂已先由母亲许配给了阿尔伯特。但是，在绿蒂方面，却也不无出于实利的考虑。她认为，阿尔伯特的“稳重可靠仿佛是天生可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个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幸福的生活；她感到，他对她和她的弟妹来说真是永久都很重要。”所以，她虽明知自己与维特更加情投意合，失去维特“定会给她的生活造成无法弥补的空虚”，却仍放弃爱情而保持“幸福”，甘为庸庸碌碌、感情冷冰的阿尔伯特之妻，结果也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个情节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恋爱和婚姻之间的矛盾。维特呢，也因目睹婚后绿蒂实在不幸福，或者不如他想像的和他在一起那么幸福，因而增加了心中的郁闷和痛苦。
青年男子哪个不渴望着爱，
妙龄女郎哪个不渴望被爱。
爱情是我们最神圣的欲望，
啊，为什么竟有惨痛飞迸出来！[52]
为什么？上面的三个例子，已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爱情，这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和欲望尚且遭到了亵渎和践踏，其它一切更可想而知。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革命导师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一些有名论断。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5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说，在资产阶级中“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不会有别的动机了”。[54]上面举的《维特》中的三个例子，不正好可以作为革命导师这两段话的注脚吗？
除去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以外，《维特》中还揭露了市民社会其它方面的许许多多虚伪和丑恶的现像。而正是目睹着这些现像，维特心中一天天增加了破灭之感，以致更加厌世轻生的。如果说，贵族阶级的歧视和压迫，曾使维特愤懑不平，一度想“抓起刀来刺破自己的胸膛以抒积郁”的话；那么，对市民社会的厌恶和失望，更令他痛心疾首，真的“提早结束了生命的旅程”。
《维特》一书对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的揭露，无疑是尖刻而有力的；但对败坏人性的市民社会的剖析，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因为，通过这种剖析，人们可以看清资本主义与生俱来而随其发展还越加严重的痼疾；通过这种剖析，《维特》的意义和影响才未仅仅局限于半封建的小诸侯专制的德国，才使“那些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的人们，从维特的命运中也立刻体会到：tua res agitur（拉丁语：这讲的就是你）”[55]诚如卢纳恰尔斯基在为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作的报告中说：“歌德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已开始看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内在矛盾。”[56]《维特》对德国市民社会的剖析表明，歌德其实早对这种矛盾有了察觉，只是尚不能像晚年那样站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认清它的实质，而仅能一般地把它理解为“人生的局限”罢了。
综上所述，《维特》揭示了妨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内外原因，揭示了这一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主人公维特以及同时代的所有进步青年的烦恼和苦闷，都产生于这种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即是恩格斯所说的“横跨在市民的现实和（维特）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57]
德国学者可尔夫认为，整个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都产生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揭露这种矛盾，构成了狂飙突进阶段的所有作品的“中心题材”和“基本主题”。《维特》在市民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表现了这一“基本主题”；正因此，它成了狂飙突进文学中最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一部杰作。
3，对妨碍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实现的德国社会进行谴责和抗议
恩格斯在谈到青年歌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58]尽管恩格斯只举了歌德《葛兹·封·柏里欣根》和席勒的《强盗》作为这些杰作的例子，但《维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部渗透着叛逆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只不过它叛逆反抗的性质和方式，与前述两部杰作不同罢了。也就是说，维特不只是个觉醒者，还是个叛逆者；他虽不能像葛兹和卡尔·穆尔似的拿起武器来与社会抗争，却在广泛的精神领域里对社会发起了挑战。
与迂腐顽固的贵族男女和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相比，维特是一个新型的人，有着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价值观。贵族阶级的尊荣，资产者的金钱，公使秘书的前程，统统为他所鄙弃；他所一心向往的只是“自然”。他蔑视社会既成的上下尊卑关系，对他的上司公使不肯俯首帖耳，在贵族阶级面前毫无一般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之态；他蔑视社会的法律准则，在总管和阿尔伯特面前公开为犯了罪的青年长工辩护，并要求总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帮助罪犯逃跑；他蔑视社会的礼教规范，在绿蒂婚后仍挚意爱着他；他蔑视公认的宗教信条，不承认天父和人——自然和自然之子之间存在一位所谓救世主耶鲧，甚至认为宗教信仰只是“虚弱者的手杖”，并非人人必须；最后，他明知自杀是一种“叛教”行为，却偏偏在圣诞节前夕自杀身死……等等这些，都是维特对妨碍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的反抗和叛逆。
关于维特的自杀，历来争论很多，《维特》和它的作者歌德都因此受到了很多的指责。这个问题对于评价《维特》一书的意义，认识主人公的性格，都极为重要，本文因此也准备略加探讨。
自杀之对于维特，主观上乃是一种解脱。在他看来，世界是座“牢狱”，社会是个“囚笼”，人生充满了局限，劳劳碌碌、辛辛苦苦而毫无意义，唯有回到天父的怀抱——自然的怀抱中去，才能得到安适。所以，他“必须怀着美好的信念，宁静的决心，去走这一步”。青年歌德本身也有这样的信念，也有这样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因为，在当时腐朽的德国社会里，对于他“除了死亡，再也没有别的门路通往自然”。[59]晚年，歌德仍时时产生这种消极情绪。1786年，他在写给封·施泰因夫人的一封信上说：“我正修改《维特》，并总是觉得，作者在写完这本小说后没开枪自杀是很失策的。”[60]816年3月26日，他在写给友人泽尔特尔的信中也讲：“我真不明白，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觉得世界如此荒谬，却怎么能坚持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了四十年。”[61]824年，他在《致维特》一诗中又哀叹：“你先我而去了，却也损失无几……”
但是，维特的死对于社会来说，客观上却是一种谴责和抗议。马克思在1846年发表了一篇叫《珀歇论自杀》的文章，内容是从巴黎警察局档案管理员珀歇的回忆录中所作的有关自杀问题的摘录，以及马克思对它的评注。文章指出，自杀乃是社会机体不完善的症状，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期，“这种症状更加明显并具有流行病的性质”。[62]维特这样一个卓有才智、心性高尚而原来又十分热爱生活的青年，他的自杀本身就说明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不合理。从小说的情节发展可以看出，维特是被社会现实一步步逼着走向死亡的；死亡成了他“最后的出路和希望”，是他逃出那个“牢狱”般的世界的唯一方法。但尽管如此，他在自杀前思想上仍充满矛盾斗争，因为他预感到，在死的帷幕后边“只有我们一无所知的黑暗和混沌”。
此外，书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明显地强调出了维特自杀包含的反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