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善良的思考
幸福是一种常态，似乎不是为尘世的人设的。世上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具有恒久的形式。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我们自己也在变，谁也不能保证今天喜爱的东西，明天照旧喜爱。因此，此生获得至福的计划纯属异想天开。还是学会知足常乐吧，千万不要出错将满足抛弃，但也不要指望将满足留住，因为那是痴心妄想。我很少见到幸福的人，也许一个也没见过，但我却常常见到一些心满意足的人。在感动过我的一些事情中，这是最叫我满意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各种感觉影响我的内心情感的自然结果。幸福并不标示在外面，要认识它，必须看透一个幸福人的内心，而满足则可以从眼睛、神态、声调和行为举止上看出来，而且似乎可以传染给别人。难道还有比看到整个民族投入节日的狂欢、欢乐的阳光迅速穿过人生的迷雾，沐浴着一个个绽放笑靥的人更快乐的事情吗？
三天前，P先生把达朗贝尔先生写的《悼念热奥弗兰夫人》拿给我看，态度殷勤得有些异常。他说，这篇悼词笔调滑稽，充满戏谑之语，因此，他还没有读就放声大笑了好久。开始朗读后仍笑声不止。我倒是一本正经地听着。他见我没有学样，这才停止嘲笑。文章里最长、最用心思的一段，写的是热奥弗兰夫人乐于见到孩子，乐于让他们交谈。作者有理由从这种爱好中提出善良天性的证据。可是他并未到此止步，而是指责具有不同爱好的人天性邪恶，都不善良，甚至说，如果询问将服绞刑或车轮刑的罪人，他们一定会承认不曾爱过孩童。由于这些说法出现在一篇悼词里面，所以产生了特殊效果。就算这些话不错，可表达的场合合适吗？难道要用一些歹徒和死刑犯的形象来玷污给一位可敬女性的悼词么？我一下就看出了这种讨厌的做作的动机。P先生读罢悼词，将我认为不错的地方打上记号。这时，我补充说，作者写这篇悼词，所怀的仇恨多于友谊。
次日，天气虽然寒冷，却很晴朗。我外出散步，一直走到军事学校，指望在那儿看到一些开花的苔藓。我一边走，一边寻思头天接待的访客，琢磨达朗贝尔的那篇东西。我认为，硬把一段文字插在中间并不是没有用心的。什么事情都瞒着我，却又装模作样地把小册子送来给我看，仅此一项就使我明白其意图何在了。我曾把几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这当然会使人误认为我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由此再做些加工渲染，人们便会渐渐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卢梭憎恶孩童。我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对人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本事深感佩服！因为我不信世上还有比我更喜欢看孩子嬉戏、与他们一起玩耍的人。在街上或在散步场所，我常常停步看孩子们玩耍游戏，那份兴致，恐怕只有我才有。就在P先生来访那天，在他到达前一个钟头，我还接待了苏索瓦的两个孩子。这是房东家最小的两个孩子，大的可能有七岁。他俩走过来拥抱我，感情是那么真诚，我也温和地抚摸了他们。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显得非常开心。至于我呢，看到自己这张老脸一点也不讨他们嫌，我也由衷地欢喜。甚至小的那个显得非常开心，又来找我玩。我开心得比他们更像个孩子，觉着更痛爱他了。看着他离去，我非常怅惘，那份依依不舍之情，就是亲生孩子也不过如此。
我明白，指责我把亲生孩子送进育婴堂，其实是换个说法，就是指责我是个不通人性的父亲，是个厌恶孩子的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决定把孩子送走，是因为担心比这糟糕一千倍的厄运落到他们头上。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办法都无法避开厄运。我是无力养育他们的。如果我不在乎他们将来变成什么人，处在我那种情况，也许该把他们交给他们的母亲或他们母亲的家庭去抚养。但这样做，他们的母亲会把他们宠坏，他们母亲的家庭则会把他们变成恶魔。时至今日，想到这里我仍然不寒而栗。伏尔泰笔下的穆罕默德把赛义德变成一个恶棍，如果把他拿来与我的孩子可能变成的角色作比，那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人家在这件事上设置的陷阱，过后都向我证明，陷害我的阴谋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只是我没有预见到而已。但我知道，对我的孩子来说，最可靠的教育就是育婴堂的教育，于是我就把他们送去了。如果还需要这么做，我会做得更加果断。不过我清楚，没有哪个做父亲的比我待孩子更慈爱，因为这既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天性。
我之所以对人心有了更深的认识，是因为我乐于看见孩子和观察孩子。可是年轻时，这种乐趣却妨碍了我认识人心，因为我和孩子们玩得那样快活，那样开心，想不到去研究他们。随着年龄渐老，当我发觉我这副苍老的面容让孩子们不安时，就忍着不去打扰他们。我宁愿放弃一种乐趣，也不愿意干扰他们的快乐。于是我就满足于在一旁看他们玩耍游戏。通过这些观察，我对人性原始的真实的活动有了认识，而我们所有的学者对此却一无所知。在这种认识里，我所作出的牺牲得到了补偿。我曾在几部著作中记下我的感受：我专心致志地进行这种研究，非常小心谨慎，为的就是要在研究中享受其快乐。如果说《爱洛依丝》和《爱弥儿》出自一个不喜欢孩子的人之手，那恐怕是天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我本来就不机智，也不善言辞，自从遭人攻击以来，愈发变得笨嘴拙舌，头脑迟钝。思想和恰当的词语都避开我。而跟孩子说话，比跟任何人说话都要求会听，也会说。我曾专门给孩子写过作品，现在却被假定为只能跟他们闲谈。对我的话，孩子们所给予的专注、理解和压力更增加了我的窘迫。我觉得这种极度的尴尬和笨拙叫我发慌、失措。没准我在一位亚洲君主面前，也比在一个必须逗他说话的孩子面前要自在一些。
现在另一种不便也使我更加远离了孩子。自从遭人攻击以来，我虽然仍旧乐于看见他们，但我跟他们在一起没有过去那样亲密了。孩子们不喜欢老年人，在他们眼里，衰老的样子是很恶的。我发觉他们厌恶我，非常难受。我宁愿忍着不去抚摸他们，也不愿让他们不快和嫌弃。这种动机只能打动真正有爱心的人，对我们的男女博士来说是不存在的。孩子们是否乐意与她相处，热奥弗兰夫人是不大介意的，因为只要她乐意就行了。而在我看来，她乐意比不乐意更糟。如果这种乐意不是发自双方，那就免不了发生负作用。我曾看见孩子的心和我的心一同欢乐，现在，我已经脱离了那种境况，也不在那个年纪了。如果还能感受这种快乐，那么，对我来说，这种变得少见的快乐就只可能更加强烈。那天上午，当我高高兴兴地抚摸苏索瓦的孩子时，又感受到了这种欢乐。不仅是因为领他们来的保姆并不威严，我在她面前并不觉得需要多做解释，而且是因为孩子们从走近我起，就一直非常愉快，没有显出有任何不快和厌烦。
啊！要是我还有机会得到孩子纯洁无邪的抚慰，哪怕是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孩子，要是我还能从一些孩子眼里看到和我在一起的欢乐和满足，那么，我心里这些短暂而甜蜜的真情又该补偿多少灾难和痛苦？唉！我也就不会被迫到动物中间寻找为人类所拒绝的友善目光。我可以根据在我的记忆中弥足珍贵的少数例子来评断。下面就是一例，要是在别的情况下，我也许会忘掉，但它给我的印象却准确地描绘了我的全部不幸。两年前，我到“新法兰西”咖啡馆那边散步，我径直走了很远，然后拐向左侧，想绕蒙马特尔高地兜一圈。我穿过克利昂库村，漫不经心地走着，一边遐想，根本没有注意周围的动静。突然我觉着双膝给人抱住了，低头一看，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使出全身力气抱住我的膝头，并抬头望我，样子是那么亲密，那么悦人。我的心怦然一动，心想：“我本该这样享受亲生孩子的亲情呀。”我心头一热，就把孩子抱在怀里，吻了好几下，然后继续行路。
我边走边想，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种刚刚产生的强烈需要促使我往回走。我责备自己那么狠心地扔下那个孩子。也说不出什么原因，但我就是认为在他的行为看到某种不该忽视的启示。终于我经不住诱惑，转身跑向孩子，再次把他抱在怀里，并且给他几个钱，向刚好路过的小贩买了几块南特尔腌肉面包，然后开始逗他说话。我问他父亲是谁，他指了指一个正在箍桶的男人。我正想放开孩子，上去与他说话，却发现一个脸色难看的男人抢在我前面。我觉得此人是一路跟踪我的密探中的一个。当这人跟孩子的父亲耳语时，我发觉箍桶匠瞪着我，没有半点友好的表情。我的心顿时一沉，赶紧离开那对父子，步子比来时要快，心慌意乱，把一份好兴致给破坏了。
然而，从那以来，我常常生出这种兴致。好几回路过克利昂库，我希望再看见那孩子，可是他和他父亲都没有出现。那次相遇只留下了一个相当鲜明的回忆，其中有甜蜜，也有感伤，就像有时还能一直渗入我心田的激情一样。
天下之事，有失就有所得。我的快乐虽然稀少而且短暂，但是，只要它来了，我便尽情享受，就好像它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似的。可以这样说，我通过经常回忆来反复体验快乐。它尽管稀少，但只要它是纯洁的，没有掺杂别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比春风得意的时候还要幸福。人在极其贫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财产，就觉得非常富足了。一个乞丐捡到一块钱，会比一个富翁发现一袋金子还要激动。我瞒过高度警觉的迫害者，终于逃了出来，这类微不足道的快乐在心头留下的感受，别人要是知道了，也许会觉得好笑。让我觉得最欣快的一件事发生在四五年前，至今回想起来，都感到非常舒畅，因为我从中受益匪浅。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我那女人去马约门上餐馆吃晚饭。饭后，我们穿过布洛涅树林，一直走到缪埃特。到了那儿，我们在浓荫如盖的草地上坐下来，等太阳落山后绕经帕西悄悄回去。这时，一个教师模样的修女领着二十来个小女孩来了。她们有的在草地上坐下来，有的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游戏。就在她们嬉闹的时候，来了一个小贩，打着小鼓，叫卖蛋饼。他带来一个摇奖的转盘，只要交几个钱，就能摇一回，指针停在哪个数字上，就能得几个蛋饼。我看见小姑娘们都盯着蛋饼，其中有两三个显然有几毫零钱，便想征得教师的同意去玩一回。那位修女有些犹豫，责怪小姑娘好吃。这时我叫住小贩，对他说：“让这些姑娘每人摇一次，由我付钱。”这句话在小姑娘中间激起一片欢呼。我就算为此花光了身上的钱，单是这份欢乐也足以补偿我的钱包。
我看见姑娘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挤，秩序有点乱，便征得那位教师的同意，让她们在一边排好队，逐个上去摇奖，摇过了就站到一旁。虽然没有空白档，再不济也能摇到一个蛋圈，而且姑娘们不会由于只拿到一个蛋圈而觉得不快，但为了让大家更快乐一点，我暗地叫小贩调整机关，尽可能让姑娘们摇到大奖，答应绝不叫他做赔本生意。姑娘们虽然每人只摇一次，但由于有这个安排，还是拿到了近百个蛋圈。我没有让任何姑娘多摇，在这点上我是不容商量的。我不愿滥施照顾，也不愿表现对某人偏爱，因为这都会招致不满。我那口子还暗示摇得大奖的姑娘把蛋饼拿出来与同伴分享。用这种办法，使每人得到的蛋饼大致相当，大家也就更加快乐。
我让修女也摇一次。我还担心她会对我的提议不屑一顾，没想到她大大方方地接受了，也像那些姑娘一样摇了一次，并且毫不客气地拿了该得的一份。为此我很是感激她，觉得这种礼貌让我更加愉快，比忸忸怩怩地谢绝要好得多。
在摇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争吵，要我出面仲裁。这些小姑娘一个接一个到我这里申辩。这使我有机会注意到，虽然她们中没有一个长得漂亮，但是有几个显得娇媚可爱，使人忽视了她们的丑陋。
最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分手。回想起来，这天下午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个下午。再说，这种快乐所费不多，不会叫我破产。我顶多花了三十几个毫子，就得到了一百多块铜元的快乐。当然，真正的快乐不是以花钱多少来衡量的。用铜元比用金币更容易换来快乐。后来我又好几次在同一时刻去那里，希望再遇到那群小姑娘，可是她们终归没有出现。
这让我想起另一次大抵相似的消遣，但那次给我留下的记忆就相差太远了。我那时也是倒霉，混迹在一大帮富翁和文人中间，有时也沦落到分享他们可鄙的快乐的地步。我当时住在舍弗莱特，适逢女主人的本名瞻礼日，全家欢聚一堂，过节庆祝，为此，安排了一些热热闹闹的乐事，堂会、宴席、烟花，应有尽有，弄得大家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与其说玩得开心，还不如说闹得头昏脑涨。午宴后，大家到大路上呼吸新鲜空气。那里的集市还没有散，于是大家跳起舞来。绅士们纡尊降贵，与农妇们相拥共舞，夫人们却守着自己的高贵身分，放不下架子。那当口有个人叫卖蜜糖面包。一行中有个年轻人灵机一动，买了不少面包，一个接一个地向人群抛去，看着那些乡下人你拉我扯，打做一团，去抢面包，大伙儿开心极了。于是都学起样来。一时间蜜糖面包左飞右掷，姑娘小伙子跑呀、挤呀，你争我夺，扭成一团，似乎都觉得有趣。我内心虽然并不像他们那样快乐，但怕人家把我当做异类，也跟着做了。很快我就对这种倾囊买乐的事厌倦了，就扔下那帮高贵家伙，独自到集市上走走。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货物看得我津津有味，久久不愿离开。我发现五六个萨瓦人围着一个小姑娘。姑娘还有十几个次一点的苹果没卖出去，想把它们尽快脱手。几个萨瓦小伙子大概很想买下这些苹果，但他们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也不过两三个铜板，做不了这个买卖。可在他们看来，这剩下的几只苹果就是赫斯珀里得斯的果园，小姑娘就是那看守园子的龙。这出喜剧让我开心了好久。最后，我向小姑娘付了苹果钱，让她把苹果分给那些小伙子，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我看到了最能抚慰人心的一幕温馨场景，看到了快乐和少年的清纯联合一起，在我周围洋溢。目睹欢乐的人也能分享欢乐。我花费不多，就不仅分享到了那种快乐，还感受了这份快乐施与者的快乐。
把这种乐事跟我刚才提到的快乐对比，我就满意地感到了两者的不同，一个是健康的趣味，纯朴的快乐，一个是靠钱买来的趣味。其实后者只不过是嘲弄别人的“乐趣”，是从鄙夷中产生的“趣味”。因为看着一群群因贫困而被鄙视的人，为着争夺几块被人踩在脚下、沾满泥浆的面包而突然推搡、扭打，我们能生出什么快乐呀？
至于我，当我认真思考在这种场合能领略什么快感时，竟发现它主要在于看到几张满意笑脸的快乐，而不在于行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番景象自有一种魅力，虽说它能一直深入我的内心，却似乎只算是感觉。对于由我给予的满意，如果我看不到，那么即使我相信人家满意，也顶多只能感受一半快乐。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无私的快乐，甚至并不取决于我是否从中感到快乐。因为在民间节日里，我总是受到强烈的吸引，要去享受观看那一张张欢快笑脸的快乐。然而在法国，这种期望常常落空。这个自称如何欢乐的民族，在自己的游艺活动中却很少表现出这种欢乐。从前，我经常上城外的小酒店，去观看下层百姓跳舞。可是那些舞显得那样沉闷，人的舞姿显得那样沉重、笨拙，以至于我走出酒店时，与其说是心情欢畅，不如说是黯然神伤。而在日内瓦，在瑞士，即使是疯狂的恶作剧，也是笑声不绝。那儿的节日，处处洋溢着幸福和欢乐的气氛。在那里贫穷并不显丑恶；富贵也不见骄矜。自由、博爱和协和的气氛使人们心花怒放。在天真无邪的欢乐中，素昧平生的人常常互相交谈，互相拥抱，相邀去享受节日的种种快乐。我并不需要作为其中一员，才能享受那节日的欢乐，只要看到那些活动就够了；看到那些节日景象，我就如同身在其中，看到那么多笑脸，我就坚信：世上再没有比我还欢快的心。
虽说这只是一种快感，但肯定有某种精神原因。证明就是：当我知道恶人们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只是表明他们的阴谋得逞时，那同样的快乐情景，就不但不能让我感到安慰和快乐，反而会使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与愤慨。唯有纯真的欢乐表情才能抚慰我的心。残忍的嘲弄人的快活只能使这颗心痛苦和悲哀，哪怕它跟我毫不相干。既然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则，欢乐的表情自然不会一模一样，但毕竟都表现了欢乐。但是它们表面的差别，跟它们在我心头激起的感情差别肯定不能同日而语。
我对悲伤和痛苦的表情还要敏感，以至于每每看到这些表情，就不可能不产生共鸣；我内心生出的情绪，也许比它们表达的情绪还要强烈几分。想象强化了我的感觉，使我把自己也当成了那个遭受痛苦的人，甚至常常比他还焦虑。而愁苦的脸更是我不忍看到的景象，尤其是在我有理由认为它的愁苦与我有关的时候。从前我曾傻乎乎地被人引进那些豪门大户。主人盛情接待我，而仆人却总是让我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阴沉着脸，牢骚不断，一百个不情愿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害我不知掏了多少钱给他们买酒喝！我对那些太感人的表情总是敏感得很，对那些显示快乐或痛苦、友善或厌恶的表情更是如此。我被这些外部感受牵制，除了开溜，实在无法躲避。陌生人的一个表情、一个手势、一个眼色都足以干扰我的快乐，或者抚慰我的痛苦。我只在一人独处时才属于自己，否则，就是被周围人玩弄于股掌的对象。
从前，我快快活活地生活在世界上。那时，我在所有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友善，最糟的也不过是从陌生人眼中流露的冷漠。可既然人家不遗余力地向大众揭露我的面目，同时费尽心机丑化我的本性，我一上街，在周围看到的就尽是让人痛心的事物。于是我赶忙大步走到田野。我一看见绿色，就张开大口呼吸。我喜欢清净孤独，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在人类脸上只见到仇恨，而大自然对我却永远是笑脸相迎。
然而，也得承认，在人类还不熟悉我的面孔的时候，我感到生活在他们中间也还是快活的。但他们不肯让我享受这份快乐。几年前，我还喜欢一大早就穿过村庄，看遭受自然灾害损失的农民们生产自救，或看妇女们在门口带孩子。看到这些景象，总有什么触动我的心弦。有时我停下来，一不留神瞥见这些本分人的亲昵举止，就觉得自己在叹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出我对这个小小的快乐十分敏感，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剥夺我这份快乐，但是，我在路过时发觉他们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根据这种变化和他们瞧我时流露的眼神，我不得不这样理解：人家处心积虑要公开我的匿名身分。我在残老军人院也遇到过这种事，而且更加明显。我一直对那座雄伟建筑很感兴趣。而那群善良的老人，我每次见到，总是激起一股怜惜和敬仰之情。他们可以像斯巴达的老壮士那样说：
想当年我们年轻、英勇又果敢。
我最喜欢的散步场所之一，就是军事学校周围。我乐意在这里那里遇到一些残老军人。他们仍保持着旧时军人的礼节，经过我身边时都向我行礼。这让我觉得十分受用，更增加了我见到他们的欣喜。我在心里百倍地向他们回礼。对于感动我的事情，我从来不善于隐藏，因此经常谈起那些残老军人，谈起见到他们我觉得怎样亲切。有这点就行了。没过多久，我就发觉他们对我不再陌生了，不，更确切地说，是更加陌生了，因为他们也用公众那种眼色来望我。诚实不见了，礼敬不见了，一种拒人于门外的神气，一种凶狠的目光，取代了原先的彬彬有礼。从前行伍生涯养成的坦率，使他们不像别人，要以嘲笑和阴险来掩盖憎恨，他们就公开地向我表示最强烈的仇恨。我最不幸的事情，就是不得不凭估计去辨别哪些人最不容易消除怒气。
从此，我到残老军人院那边散步，兴致就小多了。不过，我对残老军人们的感情并不取决于他们对我的感情。因此，每当我看到这些昔日的卫国者，总是油然生出敬意与爱心。我对他们是公正的，但我却得到并不公正的回报，我发现这点心里很是难过。偶尔我也遇到他们中的某人，或是因为不认识我，或是因为不知道世人对我的看法，而不向我表示憎恶。于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真诚的敬礼，就抵偿了其他人的可憎态度。我会忘记他们，只挂记着他。我会想象他有一颗和我一样的心，尚未为仇恨所侵染。去年，我过河到天鹅岛去散步，仍然感受到这种快乐。船上已经坐了个可怜的残老军人，正在等人结伴过河。我上船后，就叫艄公开船。那时水势很大，水流湍急，船划了很远。我几乎不敢跟那位残老军人搭讪，生怕像平常一样遭到粗暴对待或者招人厌恶。可是，他那诚实的神气却让我放心。于是我们聊了起来。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事理的性情中人。他坦率而和悦的语气使我觉得意外，把我迷住了。因为我已经不习惯被人这么礼待了。当我得知他是刚从外省转来的时候，就不觉得意外了。我明白，人家还没来得及把我指给他看，也还没有告诉他我的事情。我趁他还不知道我的身份，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从谈话的快乐中我感到，哪怕是最一般的快乐，就因为少有，也能变得可贵。下船时，他掏出那两个可怜的铜子，准备付钱。我替他一并付了船钱，并请他把自己的钱收好。我还担心这么做会惹他生气。可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相反，他对我的关心，尤其是接下来我对他的帮助十分领情：他年纪比我大，我就扶他下船。谁想我有那么孩子气，竟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我直想把一枚二十四苏的硬币塞到他手里，换点烟草；但我不敢这么做。我生性羞怯，平时规规矩矩，谨小慎微，往往也因此少做了善事。而做善事会让我快乐到极点。除非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我才会停止做善事。
这一次，与残老军人分手之后，我马上就宽慰自己，心想，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如果让它沾上铜臭，那就损害了高尚、玷污了无私，可以说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对于需要金钱的人，应该赶紧援助，但在日常交往中，还是本着发自内心的善意和礼貌去行事吧。这样一来，任何唯利是图、充满铜臭的东西就不敢接近这么纯净的源泉，使之变质、发臭。据说在荷兰，民众给你指路、告诉你时间都要索取报酬。这个拿人类最起码的义务去作交易的民族，必定是个可鄙的民族。我发现只有欧洲才为提供住宿收钱；在整个亚洲都是免费提供住宿。我知道在那里住宿谈不上舒适自在，但只要我们这样想：“我是个人，是在同类的家里受到接待，是纯粹的人道为我提供住宿。”舒不舒适就无所谓了。只要心灵的待遇好过肉体，稍稍匮乏的生活是不难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