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奇迹般吻合的历代预言书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预言未来，中国最早的预言书应该要数《周易》，《周易》成书于周朝。但是要说最著名的预言书，却非西周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三国诸葛亮的《马前诗》、唐代李淳风、袁天罡的《推背图》、宋代邵雍的《梅花诗》以及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莫属。
《乾坤万年歌》从宇宙起源开始，演算出了万年之后的历史变迁，非常神奇。姜子牙通过拆字、解字，把中国历史上的王室兴衰、帝王姓氏等都写进了《万年歌》中。例如对秦的描写：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禾换日头。从字面上讲，“串去中直”是一个“吕”字，这正应了秦王嬴政并非皇家子孙而是宰相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而从隐含意义上来讲，他可能暗示了嬴政并不是靠着中庸、正直之途登上王位的。“传天下”则暗指嬴政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后面这句“春禾换日头”即把“春”字下面的“日”换为“和”，那不正是一个“秦”字吗？后来，秦的崛起非常奇妙地印证了姜子牙的预言。
《马前课》相传是诸葛亮闲暇时所作的。它非常简洁明了，只有十四课，每一课都预言了一个历史时代。人们发现，每个历史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与《马前课》对应的历史事件。《马前课》的前十课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其中第一课是诸葛亮对自己的预言，内容是“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诸葛亮明白蜀汉气数已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力回天”。但是为了不负刘备临终托孤之义，他事必躬亲，全心全意辅佐蜀汉，最终死在第五次北伐的途中，可谓“鞠躬尽瘁”。诸葛亮去世以后，后主刘禅身边宦官当道，把朝堂上搞得乌烟瘴气，正应了“阴居阳拂”这句话。而最后一句“八千女鬼”合起来恰恰是一个“魏”字，公元263年，刘禅投降曹魏，蜀汉至此结束。
《推背图》创作于唐太宗时期。它共有六十象，真正预言的部分有五十八象，每一象预言一个历史时期。《推背图》按照事件顺序，预言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例如第五象“杨花飞，蜀道难；截断竹萧方见日，更无一吏乃平安。”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玉环去蜀地避难的故事。而“截断竹萧”是一个“肃”字，暗指肃宗的继位。“无一吏”则是一个“史”字，“更无一吏乃平安”暗示了郭子仪联合李光弼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事。
宋代的时候，邵雍写下了《梅花诗》，预言了之后发生的很多历史大事，非常诡异神奇。里面有一段预言明朝兴衰的：“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李花春已非。”“起布衣”的英雄自然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甚至还当过几年和尚。“飞来燕子”则指燕王朱棣，他雄踞燕京，发动了靖难之役，夺位登基。“开到李花春已非”中的“李花”指的是闯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
明朝开国宰相刘伯温的《烧饼歌》主要是针对明清的兴衰所做的预言，预言到的大事包含了“土木之变”，“宦官乱政”，“清军入关”，“汉人剃法”，“康乾盛世”等等。词句朗朗上口，非常易于记忆和传诵。关于“土木之变”，刘伯温是这样描述的：
此城御驾尽亲征，一院山河永乐平，
秃顶人来文墨苑，英雄一半尽还乡。
北方胡虏残生命，御驾亲征得太平，
失算功臣不敢谏，旧灵遮掩主惊魂。
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良，
相送金龙复故旧，灵明日月振边疆。
燕王朱棣在宦官的帮助下篡位成功，登上帝位，并改年号为“永乐”，迁都北京成为明成祖。他在位期间，曾五次带领军队与蒙古人和夷人作战，皆大获全胜，所以当时天下太平。后来明英宗在位时，北方胡人南侵，英宗效仿明成祖御驾亲征，却不幸被俘，英宗的弟弟迅速继位，后来，胡人见要挟不成，便将英宗送回了北京，这就是土木之变。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与刘伯温的预言非常吻合。
古人是如何预知未来的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但是他们所做的预言与后来历史的惊人吻合令人震惊，这正是所有预言书最神奇和最令人称道的地方。
·古代文人喜好“三寸金莲”的怪癖
众人似乎都认为女人缠足的历史由来已久，是伴随着封建王朝的一种文化，是从古时候代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畸形文化。但当考古学家挖掘开一千多年前的古墓时，竟然诧异的发现，一千多年前的女尸脚骨并不弯曲，是天足。一时间，漫长的裹脚历史失去了边际，到底裹脚的历史应该从哪里开始算起呢？
元末明初的文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写道，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又独具匠心地将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代替袜子，还让他的妃子亲身试验，满足他的变态审美欲望。也就是从那之后，开创了女子缠足之法。
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缠足是起源于唐朝。那时的波斯人舞蹈中有过缠足跳舞的惊艳表演，所以大唐的男人们便受到熏染，让女人开始缠足。不论大唐还是南唐，时间相聚不算远，姑且可以认为是同一时代。
缠足成为一种风尚，然后又流传了这么多年，在男人们高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他们又称赞女人的小脚如何的销魂。在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提到过小脚，“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
林语堂在他的文章《中国人·缠足》中写道：“观看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她揪着心。”
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着林语堂这样的观念，古人将女人的小脚形容为“两轮弯月”，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甚至都是小脚的，“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在明朝，男人们择偶的标准之一就是女人的脚一定要够小，明清时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对女人的小脚进行过描述。
例如清朝有个叫方绚的，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他就对古代女子缠足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女子缠足能够给文人充满丰富联想意会和封建历史积累的“审美欣赏”、“审美感受”及“审美要求”。可见在古代，女人缠脚，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男人们的视觉享受而已。
古代男子对女人的小脚按照品相高下，还做了细致的分类，例如有“四照莲”，这种小脚便是在三四寸之间，端正无比，瘦削可人。还有一种称之为“锦边莲”，是四寸到五寸之间的苗条小脚。“钗头莲”，即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单叶莲”便是类似于树叶一样瘦长弯弯的小脚。“佛头莲”，类似于佛头挽髻形状般的小脚。
关于小脚的称谓还有许多，古代男人们对于小脚的痴迷程度，令许多女性们为了造就这两朵金莲，而饱受痛苦。她们为了缠足，往往在还未成年之时就要用白绫将自己的脚层层包裹，那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等到她们成年后，再放开白绫，那时她们的脚已经因为长期的禁锢而变形。
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一过程：“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女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
小脚虽然让男人们欣赏，却失去了基本功能，三四寸的小脚，站都站不稳，更不用提走路了，而男人们却认为这是一种美的象征，两朵金莲像一个咒语，诅咒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妇女，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古时，“元宵节”竟是“小偷节”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元宵节当成庆贺新春的延续，是既春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传统节日。因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有团圆的意味，所以人们对此倍加庆贺。通常这一天，人们在这皓月高悬的夜晚，点起彩灯万盏，并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
而在古代，元宵节的到来，便意味着“小偷节”的到来，偷盗在元宵前后几天可成为名正言顺之事。
小偷节起源于何时，没有考证。但在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作者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这是目前最早有“小偷节”记载的文献资料。清初查嗣瑮的《燕京杂咏》中也有写道：“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 可见在元宵的“小偷节”，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窃，官府不禁止，也不逮捕。对于元宵节的“偷窃”行为，人们也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
那么小偷节里，人们都偷些什么呢？
1.偷菜。即窃取他人蔬园里少许的青菜。类似于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偷菜”游戏。小偷不止偷少许，而是偷空人家菜园。
2.偷灯。在旧时元宵节的晚上，家家户户门前都燃一些用豆面捏成的或用水萝卜刻成的灯。有女子婚后三年不育的，元宵节就上街去偷灯吃，一般偷刘姓和戴姓的，“刘”即“留”、“戴”即“带”，取其谐音，意为“留住孩子”，“带上孩子”。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很早就有。《岁时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日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偷来，放置床下，当月可怀孕。虽是迷信的说法，但也喜庆。
3.偷取小葱。给孩子喂食，觉得这样孩子就能“聪（葱）明”。
……
为什么小偷节片偏偏和元宵节在一天呢？据说“元宵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它是原始共产制的折射。”古人们在元宵不仅玩得不亦乐乎，也“偷”得不亦乐乎，并不是为了倡导偷窃，给偷窃罩上民俗的外衣，使之合法化、正当化。而是因为在特别的节庆日子里反常、非礼的行为，无论偷、骂或者放，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体现了人们的谐谑意趣和宽容情怀。并且，物主在这一天只是严加戒备，以防失窃而已，并不抓贼，在失窃后也只是去想方取回失物。偷窃在元宵只是嬉闹玩乐的一种方式而已。
·古代男人“坐月子”
一般只有“女人生孩子，女人坐月子”，哪有男人“坐月子”的道理，男人又不能生孩子？然而，在古代还真出现过男人代替妻子“坐月子”的现象。
男人“坐月子”，用专业术语来讲，即为“产翁制”。具体而言，就是男子在其妻子生产期间，模拟妻子“分娩”，或在妻子分娩以后装扮成产妇卧床抱子，代替妻子“坐月”，而真正的产妇则照例外出干活，并为卧床“坐月”的丈夫准备饮食。在这里，模拟妻子“分娩”、代替妻子“坐月”的产妇之夫便称之为“产翁”或“产公”。
据说中国第一个“坐月子”的男人是大禹的父亲——鲧。相传鲧是黄帝的孙子之一，大禹为鲧所生。对于此事，《山海经》的记载是：“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产翁制”作为一种文化遗俗，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种个别或偶然的现象，它曾在许多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过。我国的壮族、傣族、仡佬族、藏族等都曾保留着这种古老的习俗，并留下相关文字记载。如，宋代《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南楚新闻》曾记载：“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这里提到的“僚”，乃仡佬族先民。
“产翁制”这一怪诞习俗，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产翁制”主要盛行于母系社会逐渐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期。母系社会时，妇女的地位远高于男子，主宰社会的一切，而男子则始终处于服从的地位。后来，随着男子成为主要的生产者，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人类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对于以往那种子随母姓，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现状，男子再也无法容忍，并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于是，男子就佯装产妇“分娩”和“坐月子”，象征“生孩子的是我，孩子要姓我的姓”，借此突出自己在生儿育女中的决定作用，达到变母系为父系的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父权制代替母权制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人类在此又前进了一大步， “产翁制” 正是见证了这一革命历程。
现如今，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产翁制”也因失去合理存在的“沃土”早已销声匿迹了。
·“身份证”古已有之
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一种证件，多由各国或地区政府发行于公民。
我国在1984年4月6日开始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到2004年3月29日，中国大陆开始正式为居民换发内藏非接触式IC卡智能芯片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采用了数字防伪措施，存有个人图像和信息，可以用于机器读取。
身份证只有现代社会才有吗？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国，身份证古已有之，但它的起源却只是官员的识别符号。
隋唐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身份证 ”，当时的朝廷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证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方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那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都是用黄金铸制的，以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之为“鱼袋”。
当时，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因为品级不一样，鱼符的材质也不一样，所以它也是当时官员身份高低的象征。因此有“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之说。
到武则天时，鱼符被改成形状像龟的龟符，但用途与鱼符一样。到宋代，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中有记载，牙牌不但官员要悬带，“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处已不仅局限于在朝官员，并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
到清代，这种身份制度有了大的改变，各阶层的身份以帽子上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个顶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一类怪事。
中国最早的身份证制度，应该是1936年，民国宁夏省政府所制定的“居民证制度”。1933年，马鸿逵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统治，他建立保甲制，开始在全省清查户口。1936年，为了抵御红军，宁夏制定出各种反共防共之策，发收“居民证”便是其中一种。居民凡15岁以上的男女一律要佩带居民证。这个“居民证”上面写有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身长、面貌、特征以及手纹箕斗形状等项，虽与后来的国民身份证尚有不同，但已具备了身份证的各项要素，应当是中国近代身份证最早的雏形。
·揭秘中国古代内衣
中国内衣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朝以前，我国就有了内衣。秦始皇陵里的兵马俑，从领口看，武士们的铠甲战袍里面就穿有内衣。
汉朝以前的内衣被称为“亵衣”，“亵”的意思是“轻薄、不庄重”，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内衣的态度。在古代，妇女死后，要备亵衣入殓，但是女人的内衣通常是不能见人的，所以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显露。
汉代的时候，开始出现“心衣”。“心衣”是将“抱腹”的细带子换成“勾肩”，然后再加上“裆”。大部分的“心衣”和“抱腹”都是用平织绢做成的，没有后片。上面绣有各色的花纹图案，这些图案多以“爱情”为主题。
魏晋时期的人们又将“抱腹”和“心衣”做了改良，然后就形成了“两当”。“两当”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初入中原的。“两当”与“抱腹”、“心衣”的区别在于它有两层，两层之间有衬棉，而且有后片。在材质方面，“两当”主要采用比较厚实的织锦，而且它的色彩也更为丰富。
后来到了唐代，开始出现了一种被叫做“诃子”的内衣，这种内衣的颠覆之处在于它是没有带子的，这在前面的朝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而之所以会有这么颠覆性的设计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唐代的女子流行穿“半露胸式”的裙装，穿这种裙装的话，如果内衣有带子，则会显得有些不雅。为了配合这种穿衣的习惯，“诃子”便应运而生。“诃子”常用略有弹性，手感较为厚实的“织成”做成，穿的时候需要在胸下扎两根带子。船上“诃子”以后，胸部可以达到挺立的效果。
宋代的时候，“抹胸”开始出现。平常人家做“抹胸”时常用的是土布，而贵族人家则常用丝织品，并在上面绣上形色各异的花卉。“抹胸”穿到身上后，“上可覆乳下可遮肚”，因为整个胸腹都能被遮住，所以“抹胸”还有一个小名，叫“抹肚”。《西厢记》中的宋代女子，抹胸裹肚，幼带围颈，风情万种。
“合欢襟”出现于元代。它的面料主要采用织锦，由后向前系束是它的主要特点。“合欢襟”后背袒露，穿的时候由后及前，然后将胸前的一排扣子系合。“合欢襟”的图案大都四方连续。
明代的时候，衣衫已经出现了用纽扣的式样。这时，内衣的花样也开始翻新，出现了一种跟背心相似的内衣，叫做“主腰”。“主腰”是开襟的，两襟上各缀有三条带子，腰侧也有系带。“主腰”收腰的效果非常明显，将所有带子系紧后，能够显出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材。可见在明代，女子已经试图通过衣饰来勾勒出迷人的身体轮廓和曲线。关于“主腰”，施耐庵在他的代表作《水浒传》中也有提过。
菱形的“肚兜”产生于清代，它也被称为“抹胸”，但与宋代的“抹胸”非常不同，它的上端是平的，下端呈倒三角形。“肚兜”上面有一根可以套在脖子上的带子，腰部另有两根带子束在背后。它的长度一般可以遮肚脐小腹。做“肚兜”所用的材质以棉和丝绸居多，而系束用的带子则多种多样，金链、银链、铜链、丝绢等都有人用。肚兜一般以红色居多，上面会绣有各种精美的图案，例如可以护身驱邪的虎、蝎、蛇、壁虎，反应爱情的荷花、鸳鸯等。在清朝，“肚兜”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穿“肚兜”。
·千古名传“少林功夫”并不源自菩提达摩
少林寺是少林武术的发源之地，后又因少林武术而闻名天下。早在唐朝时期，少林就以武术和禅宗而享有美名。但是，关于少林武术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少林派被奉为武学正宗，达摩和尚也被认为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由于武侠小说的潜移默化，达摩祖师创立了少林武术这一说法可谓家喻户晓，成千上万不喜欢动脑筋的人因此也步入了误解历史的重围里，误以为少林武术是达摩祖师创立的。但实际上，达摩与少林武术并无关系。
在我国佛教史上，大多数大德高僧都有正史记载，但是如此出名的达摩却找不到丝毫的踪影。并且从《洛阳伽蓝记》、《高僧传》、《续高僧传》开始，包括《旧唐书》、《景德传灯录》等一大批著作中，均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达摩与少林武术有关。
海外的武术界一般都认为达摩是少林拳法的创始人。达摩是印度人，属婆罗门大乘佛法一派，全称为菩提达摩，传说他来到中国之时已经一百五十岁。
据唐代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以及在敦煌出土的《历代法宝记》记载：相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是公元500多年，有一位名为达摩的高僧从印度来到中国。他从广州登陆，然后一路向北，将其教法传授于中国大陆。为此，梁武帝还特地派人到南京，也就是当时的建业，迎接达摩踏访其国度。
梁武帝向来信奉佛教，即位之后就大量地修建佛寺，撰写经文，塑造佛像等等。他认为自己对佛教在中国的建设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于是他就问达摩自己的功绩有多高，而达摩却不假思量地说他根本无功德可言。梁武帝诧异，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答曰：“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
由于梁武帝久久不能理解达摩此话之思，达摩便离开梁国而渡江到了北魏。他在游览嵩山的少林寺之后感叹此地为风水宝地，于是决定在这里弘扬禅法，还将自己的《楞伽经》传授与寺中之人。然而由于他的禅法不被当时的佛教信徒看重，达摩就面壁九年创制了中国禅宗和少林功夫。高僧达摩也因此成为少林武术的鼻祖，后人尊称其禅宗祖庭。
然而关于达摩祖师之说，多年来在学术界一直持有争议。北京大学的教授张传玺就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名为《少林功夫与菩提达摩无关》的文章。这一论辩给予“少林武术源自达摩”一说以强有力的批驳。
安阳师范学院的马爱民教授经过多种渠道考证也认为达摩不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马爱民在研究之后说，少林武术的真正鼻祖是一位叫稠禅师的武僧，他是河北昌黎人，但是生长于河南安阳。稠禅师在到达少林寺之前就有一身武艺。多年后他成了少林寺的第二代方丈，并且将其武艺传授与少林弟子。
新派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武当派掌门人张三丰倒是确有其人。史书中的张三丰生活在明朝初叶，明太祖朱元璋及明成祖朱棣还曾屡屡派人请他出山。但是与之共为天下武学盟主的达摩却没有在当时留有任何的历史记载，甚至连明朝的《少林棍法阐宗》中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达摩老祖与少林武术有什么关系。书中倒是提到一位乐神，但是叫紧那罗，而不是达摩。
真正把达摩与少林武术联系在一起的却是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易筋经》，但是《易筋经》里的说法严重缺乏可信度。作为中国佛教重要派别之一的禅宗，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专修禅定为主，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了佛教其他各宗的烦琐文字，日益兴起。不立文字是历代禅宗大师所公认的教规。倘若承认达摩是禅宗的开山祖师，那么他就应“不立文字”，也就不可能著有《易筋经》和《洗髓经》，没有哪一宗哪一派的开山人会自己立下了规矩而又会去带头破坏它的。
由此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肯定地认为，《易筋经》这样最能证明达摩存在的书可信度不足，达摩与少林武术并无关系。
·“当官不如为娼，为娼不如从良”
有句俗话说：“当官不如为娼，为娼不如从良”。此话说得险恶万分，其实却是个谬传，原话当是“当官不如为仓，为仓不如从粮”。
在古代，库吏吃库是很常见的现象。吃库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挪用库银放债，将实物以次充好等都是他们所常用的手段。据《鹤林玉露》记载，北宋时期，张咏在崇县做县令，一天从库房经过时，他看见一个库吏从里面走了出来，那库吏鬓边挂着一枚库钱，但是看到他却全然不惧。张咏看他偷拿国家库银，态度还如此傲慢，抬手拔剑就斩了他。
这件事固然可以表现出张咏的刚正不阿，但是从库吏的一些行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库吏拿了库钱，但是看到作为县令的张咏之后却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可见，库吏吃库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多官员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因为如果这些官员不去碰库吏，那么到他们离任办移交的时候，库吏就会给他们做一个与实物相符的账目。而如果得罪了库吏，那么这些库吏极有可能在他们的账目上做手脚，以这种方式捅这些官员一刀。所以，对于库吏的亏空，州县的官员们不仅不敢催，甚至还得想方设法帮他们瞒着。因为事情一旦败露，首先受到威胁的不是库吏，而是官员们头顶的乌纱帽。
对于那些贪官来说，要捞钱，勾结库吏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些贪官甚至被一些狡猾的库吏玩弄于股掌，最后还要为库吏所留下的亏空埋单。元朝时，长州县的陆县尹就是因为贪婪而被库吏玩弄于股掌。开始时，他与县衙库吏叶景初相互勾结，监守自盗。当他偷偷挪用库款达到一万多两时，叶景初按照他支用的日期，将账目上的数字做了一些改动，改动后的数字是实际数据的好几倍。后来，有人来巡查官员的不正之风，叶景初将假账目交了上去，自己带着赃款逃跑，留下陆县尹给他背黑锅。
连官员们都要看库吏的脸色行事，不敢得罪他们，所以，当官当然“不如为仓”了。而“为仓不如从粮”之说则是因为，相对于库房，粮房可做手脚的地方更多。
将粮仓里的好谷卖了，然后买一批贱谷以次充好，或者谎称好的谷物霉变，把好谷当做贱谷卖掉，这都是粮库书吏经常干的事情。同是监守自盗，“为娼不如从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粮库书吏所做的事情更不容易败露，因为从账目上来讲，粮库书吏所有的账目都能对得起来。
虽然粮库书吏是一份风险小收益大的肥缺，但是却也不是谁都能做得了。能够做得了这种工作的都是一些老奸巨猾的人。相传，光绪年间，庐江刘知县因为常向当时的粮库书吏陈运昌要钱，而陈不能及时供给，便撤了他的职。这时，一个叫唐端的米商贿赂刘知县，刘知县便把这个职位给了他。当时唐端以为滚滚财富就在眼前，非常高兴，却不曾料到，来年春天的第一次征赋就搞得他倾家荡产了。按照惯例，春天的这次征赋是由里胥出面向粮食大户借粮代缴的。到秋收以后，农民还这些粮食大户的时候，就要加一定的利息。而这笔利息，对于粮库书吏、里胥和粮食大户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唐端哪里知道这其中的猫腻，而他的同事和里胥们既不告诉他，也不肯帮助他。最终，刘县令催得越来越紧，春赋又收不上来，唐端只好吞鸦片自杀。不仅没得到好处，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唐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除了库吏、粮书之外，盐房、关吏、狱吏等也是地位不高但却收益不少的肥差，而这些所谓肥差职位，其实大都不是通过正常手段得来的。可见古代官场的黑暗。
·公共厕所在明代就已经开办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公共厕所是近来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滋生发芽”的。但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整理，人们发现，早在明代，公共厕所就已经出现，而且这公厕还不是政府兴办的，而是私人建设的公共厕所。
明末清初，有一个乡下人给唤作穆太公。人们叫他太公，并非是因为他的年龄高，辈分大，而是出于对他的尊敬。
这位穆太公前无古人地在他所居住的村子里，盖了一座公共厕所。一天，穆太公进城里办事。走在路上的他忽然内急起来，正焦躁不安时，却见路旁设有“粪坑”。这粪坑虽然收费，但太公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了，于是一溜烟儿地冲了进去。出来后，太公心里便有了计较：“倒强似作别样生意！”看来，这穆太公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回到家里，老先生请人“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枪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如此折腾一番，穆太公觉得尚且不够，又托了熟人，延请一位书生，叫他大笔挥毫，写下“齿爵堂”三字，悬在门外，算是给这厕所起了个雅名。
搭好了“台子”，尚且需要有人上来“唱戏”。穆太公央告书生，叫他学着官府出师告示地写了百八十张“广告”，将之散贴于村里村外、墙头树下。其词曰：
穆家喷香新坑，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这可能是最早的“街头小报”了。而且免费赠送草纸的“让利大酬宾”的营销手段很快在乡民中激起热烈反响。自家厕所光秃秃“毫无情趣”，又怎及得太公的厕所那样精致逢迎：“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别说糙老爷们都争相来此“观景”，连大姑娘小媳妇也不时地前来方便。故而不久，太公又体贴地另盖起一间女厕。
太公在这公厕上花费了如此多的心思，可谓服务一流，那他的公厕到底收费几何？答曰：免费。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太公是明代活雷锋，一心只是一个“为人民服务”吗？答曰：非也，这老家伙本是个吝啬鬼，要他无利起早，怕是比登天还难。那穆老先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原来，早在城里的时候，太公曾仔细思量，他明白，乡下人手头拮据，把收费厕所这一套照搬到农村去，肯定是行不通的。不过，如厕虽是免费的，可是积攒下来的粪便却可以卖出去：村里多的是种地的农户，哪个不需要往田里施加粪肥？果然，没过几年，太公就从大粪中得了不少的“油水”，成了当地的一个富翁。好一个“强似别样生意”！
穆太公的故事，其实是出自明末清初时候，一个无名氏写就的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艺术源于生活”，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必有所本，所以，“穆太公”的名字虽是假的，但他的故事却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风水学为何流传千年而不朽
古代中国人认为，风水不是迷信，而是一种严肃的自然科学。早期的中国人都信仰风水，有文化的人更会亲自投入到风水学的研究中来，把研究风水作为一种兴趣，更多的也是为了能在生活中得到更大的便利。在古代，风水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婚丧嫁娶，修房建墓，都需要翻看黄历看吉凶，聘请风水师勘察风水。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遵守着自然法则对生活的影响。然而，风水并不全然意味着对自然的屈服，也有改变的意图。如果那天做某事不吉利，或者房屋的选址不吉利，风水师还会给出专业的趋吉避凶的方式方法。
现代研究表明，古代中国风水盛行有一定理论根据。
1.风水学与气象学的关系
风水学认为，好的风会给建筑的气场带来好的调节作用，而不好的风会使建筑气场混乱，给居住其中的人带来坏运气。风水师会给住户以建议，调整住房，让有益的风进入，隔离不好的风。而气象学认为，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在建造房子时要充分考虑当地气候条件，趋利避害，这与风水学的出发点不谋而合。
略举两例，以说明风水学与气象学的近似：
风水学上讲最好的房屋坐向是坐北朝南，这在气象学上找到了依据。气象学认为，房屋向南能够接受更多的阳光，背靠北方能躲避来自北方的冷空气。风水学认为南方的房子要多开门窗，能使屋内凉爽、不潮湿。气象学也赞成这种说法：南方的气温高，空气潮湿，多开门窗通风换气能改善潮热状况，使人感觉更舒适。
2.风水与生态建筑学的关系
风水与生态建筑学关心的都是人类居所与自然界的关系。生态建筑学认为，人类建筑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然生态自身亦是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建筑环境与自然界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态建筑学希望能顺应自然，在此前提之下利用、改造自然，使住宅与大自然共生。可以说生态建筑学强调的是建筑、人与自然的关系。
风水显然与生态建筑学有着一致的追求，风水学的研究方向也是建筑、自然与人之间最优的搭配。风水观点认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性格、爱好等等生命信息，不同的建筑有着不同的形状、风格、规模、材质，还有着不同的位置。将两者搭配起来，会生成不同的作用力，造成不同的结果，这结果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有危害的。风水学希望能找到克服不好结果的方法、研究如何才能使人与建筑、自然产生好的作用结果。
3.风水与医学的关系
无论是风水还是医学，都是在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风水是通过调整居住环境使人与自然做到和谐，医学是通过调节人体信息使人与自然做到和谐。即是说，风水是从人体外部调整人的生命信息，医学是从人体内部调整人的生命信息。
医学调整人体信息是让人体吸收能量，让其与自然相平衡。中医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直接使用植物、矿石、动物等属于不同五行能量的自然界的能量载体作用于人体，使人体五行平衡，消除疾病。西医也是通过调整人体信息来治疗疾病，不过是间接地采用自然物质治病，不是直接采用自然物质。
4.风水与人体信息学的关系
风水除了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也研究环境与人之间细腻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在风水学中称为命格。
风水把人的出生时间、地点、亲戚关系、生活环境等称为命格。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命格，命格中是不同因素共同作用，就会影响到人的命运。风水学命格的内容，在现代人体信息学能找到近似内容。人体信息学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生命信息、能量，与不同的自然能量信息进行对接、交换就会产生不同的正负效应，因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