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命大臣为何逃不过“卸磨杀驴”的下场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的辅佐还未能把持朝政的小皇子的臣子。这些人通常是那些德高望重、出类拔萃、忠心护主的高官。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掌控朝政，在朝廷之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往往也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在说顾命大臣位高权重却命悬一线之前，首先必须要讲，为什么朝廷一定要设顾命大臣之职？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又想当顾命大臣？
在中国的历史上，“顾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有所谓的“顾命大臣”是在秦朝，主要职责是“摄政”，即代替帝王做出国家规划与指示，其权势往往在当朝皇帝之上。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的人多数都是才高八斗的文官翘楚，同时还要满足没有皇室或后宫裙带关系，这些人的整体作风肯定要比外戚正派。
朝廷需要顾命大臣，只是因为幼帝缺乏治国经验，所以要找久经考验、才能卓著的朝廷官员来辅佐；反过来说，臣子欣然成为顾命之臣，也能凸显其为国之栋梁，彰显自身重要性。
不过，顾命大臣虽然明里听着风光，但实则是个玩命活儿，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却又要把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层因由。
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少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的缘故，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不得当的行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本性，小的时候他们不参政，这样的本性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但随着年龄逐渐变大，其性格中的劣势自然会影响到国家存亡。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即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子长大要亲政时却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册立的新皇帝往往都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
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当天子的机会，但是，旧帝被废或是被杀的结果在新帝心中已然产生了影响。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手段对付自己，只能先下手为强，杀了权臣，这正是“卸磨杀驴”的做法。此法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臣子解压，以此笼络人心；二来可以杀鸡儆猴，树立威信。可谓一箭双雕。
由此看来，顾命大臣表面上占尽先机与好处，但是背地里承担的风险更胜。这正是“伴君如伴虎”的真实写照，即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依然难保其位。更何况有的顾命大臣刚愎自用而自寻死路，更是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功臣良将为什么总是遭遇“兔死狗烹”
自古帝王欲坐稳王位，不是有意为之，就是不得已为之，必然会除权臣或功臣而后快。因此，许多读史者对帝王“卸磨杀驴”的做法说辞颇多。可是到现在为止，这种现象已然屡有不绝。尽管许多帝王明知道会因做“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会遭受的唾骂，却依然为之，原因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
第一，臣子功高盖主，帝王夜不能寐。诸如刘邦与韩信之间的关系。刘邦立国前后，张良，萧何，韩信毋庸置疑是最有功劳的人，若论智谋，张良、萧何自然无人可及，不过若论军功韩信当遥遥领先。大汉建立伊始，刘邦便封韩信为楚王，赐其县邑，任其手握重兵。如果韩信聪明一点，出行时不去搞太大的排场，平时作风不要太招摇，也不会被有心人在刘邦面前说话坏，招来刘邦的猜忌。于是刘邦假借出行巡狩的机会，暗中将陪同的韩信俘虏，将后者软禁起来。倘若此时韩信能安守本分当个淮阴侯，说不定可得善终。可韩信毕竟是韩信，自然无法如张良那般聪明地隐退，终于还是耐不住寂寞，联合巨鹿郡郡守陈豨造反，被吕后识破阴谋，诱而击杀。
回过头来再看，淮阴侯的谋士蒯通临死前对“主子”的评价最为中肯：“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勾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有机会作为时不作为，该安守本分时不本分，韩信死就死在了自己的愚蠢上，无怪乎刘邦会轻松将他烹煮了。
上演“走狗烹”游戏的第二个原因，便是功臣盲目自大，皇帝厌而弃之。因这类原因不得好下场的臣子有很多，唐代的尉迟敬德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他遇上了宽宏大量的君主李世民，才不至于落得悲惨的结局。尉迟敬德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衷心追随，几次救了后者的性命，在宣武门之变时，尉迟敬德也是最支持李世民的人。所以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以军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的理由，封右一府统军，有封底和军权。
尉迟敬德一介武人，性格耿直，颇有些蛮横。因成了大功臣，所以一时间不可一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别人碍于李世民的原因不敢得罪他，但李世民看在眼里，心中有数。杀尉迟敬德的事情，李世民自认做不到，他也不想如刘邦对付韩信那样，这并不是明主的行为，于是故意在尉迟敬德面前讲了韩信的故事。尉迟敬德又不是蠢人，当然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暗暗冒了冷汗，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去追求黄老之道，以避开朝廷的锋芒。
“走狗烹”的事件发生的犹以明代为甚，尤其是朱元璋在位时期。当无辜臣子遇上凶残多疑的帝王，第三类“走狗烹”游戏就会堂而皇之地上演。
朱元璋是历史上帝王中最多疑、最好杀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几乎所有助他建立大明国根基的臣子都被他尽数除去，如胡惟庸、蓝玉等。少数因为英年早逝避免了冤死，如常遇春。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熟谙进退的刘基和忠心耿耿、一心为国的徐达也被朱元璋屡屡猜忌，死不安宁。
千百年来，帝王无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但多少臣子未能参透伴君如伴虎的规律，不幸沦为刀下亡魂。在帝王眼里，天下之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任你再高功绩，都不能忘了这规矩。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范蠡就说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番良言，早应该点醒历朝历代的臣子要小心谨慎，不能逾矩。可依然有人不信这句金玉良言，总是要触碰帝王的底线，自然就免不了“一死以谢天下”的结局。
·“和亲政策”屡试不爽的真正原因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协调策略的灵魂。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得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时期，王欲讨伐郑，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为了赢得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国界周边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作诗人笔尖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但却如何能体会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必然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的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供彼方享受；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喜爱，我方嫁个公主、郡主给彼方，还把我方的发达技术教给彼方，彼方看在这些好处的薄面上，也应和和气气。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败共同的敌人，将第三方拆吞入腹。
中国数千年更替十数王朝，皆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国家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例如汉代，采取和亲政策的目的便如上述所言一样，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通过与突厥的和亲，招揽突厥贵族进入皇族，帝王赐其高官和财富。表面上看似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政府乃是用“糖衣炮弹”来同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到唐室请求赐婚，愿做汉家女婿，从中原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增强自身实力。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互相利用失去了平衡机制，某一方再无价值可言，和亲便再也成不了和平的手段，战争才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方法。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保护了人们免受战争和掠夺的苦难。
·恃才傲物者往往先出局
孔融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应当是从“孔融让梨”开始。作为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孔融是成功的，但是在政治才能方面却是绝对欠缺的。
孔融于灵帝时入“辟司徒杨赐府”，负责弹劾贪污官僚，其人刚直不阿，后为董卓所忌。汉献帝建都许昌后，征孔融为将作大匠，升任少府，后被封为太中大夫。孔融为人恃才傲物，本为“建安七子”之首，言论惊人，往往与传统相悖，还屡屡反对曹操的决定，多次在公开场合使曹操难堪，终因惹怒了曹操，最终被其斩杀。
曹操历来爱才惜才，其身边不乏对他出言抵触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却一定要杀孔融？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导致的结果。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成功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守安命，反而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顶撞曹操。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后者更公然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有句话说得好，清高者往往最先出局。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有道是，恃才傲物不是坏事，但是张扬个性必须以融入大众为前提，过于孤傲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反感，锋芒毕露则会招人妒忌，历史上不乏孔融这类人，西楚霸王项羽、曹操谋士杨修、唐代的萧颖士等，皆是因过于恃才而不得善果。所以常有人说，恃才傲物者必先出局，因为这种人经常是格格不入，只能在圈子之外。
·触碰上司底线，杨修之死真相
三国鼎立时代的著名才子杨修一直为人们所熟知，他才思敏捷、聪明过人，学识超群，曾得到一代枭雄——曹操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总知外内”的主簿，成为曹操身边的一位不可多得的高级谋士。可就是这样一位人才，却因为小小的“鸡肋事件”，最终被曹操杀掉。
以曹操爱才的个性，竟会因为一件小事而杀掉杨修，这种理由未免可笑。对历史再三考究让我们得知，曹操诛杀杨修的整整原因远远不是一根小小的“鸡肋”而已，这其中隐含着明显的政治规则，下面即对“杨修之死”根因进行探讨：
有一种观点认为，杨修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其主公曹操心胸狭隘自私，忌才甚厉。罗贯中在嘉靖本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中的话：“操平生为人，虽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已”，可以证明这一点。除杨修之外，曹操嫉贤妒能性情下的冤死鬼，不也还有孔融、荀彧、祢衡等人么？
第二种观点最为直观，也就是杨修死于“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于恃才放旷，举止轻狂，且不断再三揣摩曹操心意，令曹操警惕万分，暗暗忌之戒备之。一般来说，上位者最忌讳的就是下属过于了解自己，那等于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所以，当杨修做出了“鸡肋事件”之后，他的举动涣散了军心，动摇了将士的斗志，无论放在古代，还是现代，这事都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曹操正好借此机会除之后快。
第三种观点认为杨修的死与他参与到曹操家庭内部争宠夺位的斗争中有关。杨修为了让自己的好朋友曹植当上曹氏接班人，不顾及曹操的感受，千方百计地帮助曹植，曹植与曹丕间的矛盾也因此不断被激化。这破坏了曹操希望儿子们亲近的美好愿望，杨修也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第四种观点认为，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怕养虎为患，于是借“鸡肋”事件将他斩草除根，以解后患之忧。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杨修之死展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人们的个性活力在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下的悲剧。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具有极重的疑惧心态，但为维持其统治体系的运转，又不得不对矛盾的状态加以利用。杨修“恃才放旷”不过为表面现象，内在的关键是他冲撞了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秩序，最终酿成悲剧。
无论杨修死因为何，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介入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触碰到了曹操不能被触碰的逆鳞，而遭到了身死的横祸。
·曾国藩释兵权的目的何在
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中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伴随着太平天国产生的还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之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清王朝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而此时清政府的八旗军战斗力早已薄弱不堪，因此曾国藩成为晚清的支柱石。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又手握兵权，政客门生满布天下，控制了清政府的半壁江山。
天京陷落之后，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的他就像三国的曹操，北宋的赵匡胤。赵匡胤在适当的时机黄袍加身，成为一代帝王，留名青史，与赵匡胤情况极为相似的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呢？如果他以自己实力强大的湘军为主力，联合李秀成的太平军，抗击清军，成功的机会不谓不大，为何曾国藩为放弃如此好的契机？
一方面，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胡林翼、左宗棠已经开始劝进；另一方面，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清朝统治者违背了自己“克复金陵者王”的诺言，使得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劝进份子再一次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随后名满天下的学者王闿运也力劝曾国藩造反。面对这么多人的提议，曾国藩依然拒绝，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量。
第一，从曾国藩自身而言，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君卫道的观念根深蒂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曾国藩熟读史书，也深知造反给中国会带来极大灾难。晚清时期的中国，列强环绕，已经经不起一点内乱了，过大的动乱只会给中国带来亡国的危险。而且当时洋务事业蓬勃发展，曾国藩还对实业救国着一丝希望，所以把自己大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的建设之中。另外，曾国藩不想做赵匡胤可能还与曾国荃有关，他也不想再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国荃积极劝进，甚至比赵光义更有野心，曾国藩即使黄袍加身，也难保曾国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二，从实力上讲，湘军虽名义上有30万，实际上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人。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曾国藩湘军内部并不团结。而且曾国藩手下几员大将都已自成一派，关键时刻也难保他们不投靠清政府转而对付自己。况且，湘军经过长年的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战斗力也明显减弱。此外，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也并不愿意与李秀成的太平军势力合作，因为有失他们的声望。
第三，从当时的中国现状考虑，内忧外患，即使打败清政府，坐上了皇帝宝座，曾国藩所接手的江山早已残破不堪，更何况还要面对列强的侵扰。
第四，对于清政府来讲，对曾国藩早已有所防范。咸丰四年，曾国藩自主招兵数万攻陷武昌，就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一介闲官就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对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天京陷落之后，清政府当即派了重兵把守天京，实际也在监视曾国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会放弃了劝进，反而采取措施，自削兵权，以释清廷之疑。
·年羹尧被诛的幕后揭秘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为太保、一等公。年羹尧曾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入京，深得雍正帝的特殊宠遇，位极人臣。然而短短一年时间，惊涛骇浪迭起，九十二条大罪，一丈白绫，便断送了这个曾集高官显爵于一身的大清功臣。究其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年羹尧自恃功高盖世，不把天子和朝臣放在眼里。在一次庆功宴上，雍正出于爱将之心，多次要求将领们将铠甲卸下，却无人敢动。唯等年羹尧发话之后，众人才敢卸下铠甲。年羹尧俨然将国之将领训练成了家之兵丁。
除此之外，年羹尧还把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当做奴仆使唤，对雍正的恩诏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甚至在知道雍正打算亲笔为《陆宣公奏议》撰序的情况下，都敢以不愿烦扰圣驾为由，自拟序言，更要求雍正公诸天下。如此飞扬跋扈，雍正岂能容他？
对于雍正大力整顿吏治一事，年羹尧处处干预，诸多阻挠。其贪敛财富，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被贬职上任，仍大运财产，更带数千亲兵同往。此时的雍正，严惩贪官及违法乱纪者是势在必行，行之必厉。而年羹尧可谓是雍正的宠臣，位高权重，以其开刀，对于彰显雍正彻底改革的决心，再适合不过了。年羹尧不知收敛地撞在这风口浪尖之上，正好给了雍正帝杀一儆百的机会。
亦有人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之事，他的死正是一代帝王为巩固帝位而上演的“鸟尽弓藏”的悲剧。据说康熙帝原本指定皇十四子允褆继位，而雍正帝篡改诏书夺取帝位，并且得到当时任川督的年羹尧助其一臂之力，牵制了拥兵于四川的皇十四子允褆，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既登帝位，又有雄才大略治世贤能，若留下年羹尧这个知其篡位阴谋的功臣，实乃一大掣肘。加之年羹尧一旦得势就不知收敛，功高盖主而不自知，迟早落个丢官丧命的下场。
更有甚者认为，年羹尧之死是因其自立为帝的计划败露。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中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永宪录》中也提到年羹尧曾与静一道人、邹鲁商谈做皇帝的事。《清代轶闻》一书更记载了羹尧失宠之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由此可见，年羹尧似乎真有称帝之心，只因为“事不谐”，不得不“就臣节”。
年羹尧堪称一代功臣，却难逃一死。从权力的巅峰急转直下，跌至生命的低谷，个中原因扑朔迷离，但总结为一点，不过是对帝王政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才遭到皇家的忌讳，落得恶终。
·是谁导致了苏轼乌台落难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令其大张旗鼓的变法，后来变法失利，政府开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期间，元丰二年，恰逢苏轼被贬谪，却突遭诬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关于“乌台诗案”，被后世称作北宋的一场文字狱，事情始末大体是这样的。当时苏轼在奉调时，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可是，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引人瞩目。
苏轼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这句话暗含讽刺意味，顿时惹怒了一些当政的新进官员——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发泄对新法的不满。于是，苏轼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
实际上，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不过尔尔，但对新进者却不然。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新进们开始有预谋的整治苏轼，李定、何正臣等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苏轼罗织罪名。
再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使得他有了强烈的挫败感。宋神宗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所谓杀一儆百，苏轼刚好做了出头的椽子，立在了风口浪尖上。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苏轼观点是站在旧党一方，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属“敌对”状态，所以遭到政治打击也是迟早的事情。再加上，苏轼本人乃一代大文豪，豪放不羁，行文间常见讥讽与尖锐的言辞，很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乘机陷害。
当然，苏轼未被判重罪。当时的宰相吴充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相救，这样一位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也只能俺没在政治斗争的黑暗漩涡里，岂不哀哉。
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司马光、苏辙等三十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俨然“十亡其七八”。
乌台诗案后，苏轼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到黄州的贬谪生活，他的文学成就却再上一重楼，从原来的犀利尖锐转变为温和沉郁，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地方的生活，令苏轼文如泉涌，写下了无数的好文章留给后世。
由此可见，乌台落难成了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同时也说明了，当一个人过于优秀的时候，往往越容易树立敌人，一旦有小小的失误，便会令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