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津的父亲头部受伤多年，已无法干重体力活，基本上整天待在家里。母亲身患胃炎、胰腺炎等疾病，大多时间守着家里的几亩地过活，偶尔农闲时，到村里的麻将凉席厂帮工，赚点微薄的工钱贴补家用。津津还有个哥哥，在省机械工业学校念书，即便哥哥已是分外节省，但哥哥念书的钱，仍让家里人觉得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津津家的地本被洪水冲光了，稻谷几乎颗粒无收，如今家里的生活成为摆在面前的第一件大事。津津说：“大不了不吃肉，我们家的稻谷，还可以吃到秋天，到时候再想办法了，天无绝人之路！”
高考结束后，津津回了趟学校准备填写志愿，母亲四处筹钱给女儿带上，可从一个口袋摸到另一个口袋，还是拿不出多少钱，母亲干脆把家里的存折给了津津，让她要用钱的时候取。这本存折的余额仅有500元，而且还是她们家所有的存款。
从小学至初中，津津的成绩都非常好，但家里穷，让津津时刻面临着退学的威胁。就在这个时候，津津的亲朋好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于是，津津的高中前的学费有一半是亲戚朋友们提供的。上了高中后，家境确实贫困的津津被顺昌县妇联列入春蕾女童计划对象，顺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林炳每年给津津提供1600元，帮津津顺利念完高中。如果没有这些亲朋好友的帮助，津津绝对无法读完高中，考上大学。
津津也格外争气，高考的分数比本一批多出了15分。津津说：“看到分数后，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成绩总算对得起帮助我的人。”但另一个现实却摆在她的面前，上大学的费用怎么解决？于是，津津开始行动了，高考一结束，她就到酒店当起了服务员，她说她要靠自己的努力赚取大学的生活费。
和罗津津一样，还有一个女孩也是依靠亲戚的帮助才顺利考上理想的大学的。
这个女孩叫许德馨，福建省漳州诏安县人，平日里的她常年以校服示人，补充的营养全靠自养的母鸡下蛋。但是，高考时，她却考出了理科605分的好成绩。
许德馨的父母都没有工作，一家三口吃的经常是清水煮菜。在许德馨一家住的小屋里，竟然找不出一口炒菜的锅，只在屋外有一个简易柴火炉，上面搁着一个钢筋锅。
许德馨说，为了省煤气钱，母亲常到工地去捡些柴火回来。而一家三口吃的菜全部是用清水煮出来的，米则是便宜至极的糙米。
早在7年前，许德馨的父亲就下岗了，之后干过小本生意、打过临工，母亲则靠打毛衣挣点小钱，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高三时，虽然家里穷，但父母还是为孩子填补营养，但补品只有鸡蛋。其实，按许德馨自己的话说，她并不爱吃鸡蛋，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
原来，许德馨家圈养了2只土鸡，鸡蛋或煎或煮，变着花样进了许德馨嘴里，因为，这是家里唯一用来犒赏孩子的营养品。
由于家境贫寒，许德馨从小学至中学的学费都是亲戚朋友们成十上百元凑来的。吃不上可口的饭菜，穿不成鲜艳夺目的衣服。对此，许德馨没有任何埋怨。
靠着亲戚的资助，许德馨上完了高中，她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只要有机会做事情，她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得知考了605分后，许德馨报考了厦门大学的仪器仪表专业。
暑假期间许德馨已经找了一份推销牛奶的工作，钱不多，但是离她的大学梦又近了一步。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罗津津、许德馨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经常处于辍学的边缘，正是在亲戚的无私赞助下，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考上理想的大学，当然，对他们来说，后面的路依然艰辛，但是他们已经迈过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道坎，初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美好的生活也正在向他们招手。
依靠亲戚拓展事业
要实现事业的发达，靠自己单打独斗，靠菩萨保佑，都无济于事。关键时候亲戚的帮助可以为你打开通向成功的路。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中国后的第二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实行勋衔制度，并由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主持，向12位香港杰出人士颁发勋衔制度中的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奖章。
在这12位杰出人士中，有曾宪梓。
曾宪梓现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经在香港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还是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永远名誉会长、新加坡南洋客家总会永远荣誉会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荣誉院长、广州中山大学名誉博士、美国爱荷华威思利恩大学政治学博士。然而，对于众多的人来说，他们知道和认识曾宪梓，却是从一个领带名牌——“金利来”开始的。
曾宪梓因为生产“金利来”领带而名扬四海。但是，当年他创办香港金利来集团时，仅仅有6000元港币的资本。发展到今天，金利来集团已经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曾宪梓个人财富超过20亿港元。回顾曾宪梓的发迹史，几乎无人不为他当年不争遗产换得叔叔解囊相助而感慨。
1934年，曾宪梓出生在广东省梅县的一个贫农家庭。连年的战乱加上灾荒，使曾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和叔叔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南洋，最后定居在泰国的曼谷，做一个小商人。曾宪梓4岁那年父亲病逝，留下的两间小百货店由叔叔打理。曾宪梓是在梅县长大的，从小就饱受苦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当地政府给予曾宪梓一家适当的照顾，从中学到大学，曾宪梓都享受着助学金。曾宪梓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攻读，顺利完成了学业，1961年，他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
后来，曾宪梓的哥哥曾宪概去了泰国，哥哥认为父亲的遗产只是交给叔叔打理，故要求收回叔叔“侵占”的父亲遗产。为此，哥哥常与叔叔发生争吵，两人积怨渐深。为了与叔叔抗衡，哥哥多次来信要曾宪梓到泰国去，好联手向叔叔讨回父亲的遗产。
1964年曾宪梓到了泰国。每当哥哥与叔叔争吵时，曾宪梓都默不作声，脸上还带着羞容。不久，曾宪梓从别人口里了解到，日军占领期间，曾家被日军和当地流氓洗劫一空。后来叔叔几乎是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了20余年，生意才有了今天的规模。曾宪梓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决定不依赖先父的荫庇，自己创业。
于是，他把精力全部投到领带制作上。他制作的领带，交给哥哥的百货店销售。1966年，曾宪梓的妻子黄丽群带3个儿子来到泰国。曾宪梓为养活一家5口人而发愁，加上不习惯泰国炎热多雨的气候，便决定回香港发展。
由于曾宪梓主动放弃遗产之争，叔叔被他的理解和宽容所感动，对他特别好。在他返港前，叔叔有心帮助他，拿了一匹英国绒布给曾宪梓做领带，好让他赚点盘缠。曾宪梓帮叔叔做了60打领带，本来制作费用只有900港元，叔叔却给了他1万港元。曾宪梓说他无功不受禄，坚持只收取900港元，余下的钱全部退还给叔叔。
1968年，两手空空来到香港的曾宪梓，寄住在姑妈家。到港没几天，曾宪梓就收到了叔叔寄来的1万港元。叔叔一再声明，这不是做领带的额外报酬，而是给他一家的安家费。在这种情况下，曾宪梓收下了这1万元钱，并回信给叔叔，表示一定发奋努力，回报叔叔雪中送炭之恩。
叔叔资助的这1万港元对于曾宪梓起了很大作用：2000港元给姑妈过春节；2000港元租下油麻地平安大厦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使全家有了安身之处；剩下的6000港元全部作为创业资本，购买做领带的工具和用料。租房、过节、创业全解决，真是一举三得。
创业初期是非常艰苦的。没有工人，他自己动手。曾宪梓的“一人工厂”就这样诞生了。他为自己定下每天生产、销售5打（每打12条）领带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他得到的利润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然而，命运对曾宪梓没有一点同情心。曾宪梓日夜操劳，自己购材料，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缝制，自己熨烫和包装，几乎投入了自己仅有的6000港元，生产出了第一批领带；自己抱着到各家商店去推销，没想到人们像约好了似的，对曾宪梓生产的领带，不要说买，连看都不愿看一看。
好不容易，有一家商店的经理同意看一看他的领带。可是他报出的价钱，简直就叫曾宪梓无利可图了。曾宪梓当然不愿卖。那位经理便把自己店里经营的进口名牌领带指给曾宪梓看，相比之下，曾宪梓所做的领带用料低廉、款式单一、色彩灰暗，确实摆不上柜台。
6000元本钱交了“学费”，学到了一条教训：要想打入市场，就得生产高档名牌产品。曾宪梓没有气馁，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耗费大量心力的产品，批给了街头的地摊，然后买下了几条国外生产的高级名牌领带，认真进行解剖分析。曾经在显微镜下观察过许多生物标本的曾宪梓，此时又在仔细地观察起另一个微观世界。他从一针一线的做工、一笔一画的花纹、一丝一缕的用料中，苦心研究外国名牌领带的奥秘，从中寻找自己的名牌之路。
曾宪梓不惜高价买进了一批法国面料，以外国名牌领带为标本，加入了他自己的设计方案，精心制作成了4条新领带。他把自己做的领带和几条外国名牌领带混在一起，去请一位领带行家鉴定。那位行家看来看去，一口咬定这都是进口产品。他肯定地说：“香港的领带业我清楚，像这样面料考究、做工精良、款式新潮、质量上乘的领带，当然只有外国才生产得出来！”
曾宪梓心里有了底，这才告诉他，那几条领带是他自己生产的，使那位迷信外国货的行家目瞪口呆。
出乎曾宪梓意料的是，尽管他的产品质量与进口领带难分上下，但销路仍然不理想，特别是一些大商店，还是不愿接受他的产品。
因为他的产品不是响亮的名牌。
曾宪梓奔波多时，没有结果。最后，他来到地处旺角的瑞兴百货公司。公司经理看过他的领带，虽然对质量赞不绝口，但是担心在顾客中没有影响，难以卖出。
曾宪梓灵机一动，对经理说：只要经理能把他做的领带与进口领带陈列在一起，价格上他只要收回成本就行！
经理总算同意了。曾宪梓做的领带终于在大商店中挂了出来，而且是与外国名牌挂在一起。果然不出曾宪梓所料，购买者被那新颖的款式、独特的花纹、地道的进口面料和精湛的工艺所吸引，再看价格大大低于同等质量的进口领带，自然纷纷购买曾宪梓的产品了。
尝到甜头的商店经理像欢迎贵宾一样迎接曾宪梓，一再请曾宪梓“赶快送货来啊！多多益善啦！”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曾宪梓当然满口答应。他加快了制作的速度，很快生产出大批领带。香港的商业信息是最灵通的，从瑞兴公司传出的消息，立刻引起了许多大公司、大商店的注意，一时间，竟形成了一股抢购曾宪梓领带的风潮。当时一般的香港产领带只卖6元一条，曾宪梓卖到9.9元，仍然供不应求。曾宪梓的“一人工厂”再也无法应付如此之多的订货。他迅速扩大了工厂规模，招募了一批工人，并且以“金狮”为商标，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名牌地位。
在曾宪梓创业的过程中，叔叔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后来，曾宪梓决定用泰丝做领带，他设计好款式图案，寄给在泰国的叔叔，请他到相关的厂家采购或定制。叔叔多次在资金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帮他，共为他付出了约3万港元的订金。泰丝做的领带，果然不同凡响。曾宪梓凭精致的制作，终于把领带打进了百货公司寄卖。一年半以后，他除去一切开销，净赚了3万多元利润。他立即乘飞机前往泰国，把钱还给叔叔。叔叔说他攒下这些钱不容易，让他留着做大事业。曾宪梓坚决要还，叔叔拗不过他只好收下，并说：“我今生没见过像你这样重义轻财的人，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发达！”
叔叔的话一点不假，曾宪梓后来真的发达了。但他不是靠菩萨，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己营造的好人脉。1970年，曾宪梓夫妇创办“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员工增至100多人。从这一年开始，他们所生产的领带，正式采用“金利来”商标。
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到香港举行表演赛，曾经连续三届蝉联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李富荣将进行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庄李之战”，这个消息使香港人万分激动。无法亲临比赛现场的人，也都准备好要看电视转播。曾宪梓以他特有的敏锐的眼光，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做电视广告的好机会，当即找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总经理陈庆祥。曾宪梓开门见山地提出，他希望购买庄则栋、李富荣比赛的电视转播特约赞助权。陈庆祥对曾宪梓这一大胆的决定深表赞赏，并且告诉他，虽然已有不少厂家看中了这个黄金时刻，但是都被3万元港币的赞助费吓住了，不知道曾宪梓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一笔巨款？
3万元港币，在当时不算一笔小数目。尽管金利来领带的销售状况很好，要曾宪梓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仍然有困难。曾宪梓希望陈庆祥能帮他这个忙。陈庆祥最后表示，可以让曾宪梓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曾宪梓当即同意了。结果在中国乒乓球明星的精湛球艺引起人们交口称赞的同时，香港人不知不觉地也记住了金利来领带的广告词。“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几乎成为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说的一句流行语言！曾宪梓得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