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亨利等人在成年人身上也验证了这种莫名的“排外”情绪。他们同样召集了一批互不相识的成年人，并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不给这些人任何彼此熟悉的机会，就让他们互相进行主观评价。结果不出意外，仅仅进行了一次毫无意义的分组，就使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面对与自己同组的陌生人时都给出了比非同组更好的评价。这个“最简群体研究范式”后来在群体行为实验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伤不起呀！”一句流行语街头巷尾的话，到底表达说话者的什么心理？是真的“伤不起”，还是渴望被认同而咆哮而炫耀？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寻求一种认同罢了——通过抬高自己所在群体和寻找同类来减少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性。
一夜之间网络上“咆哮体”铺天盖地。各行各业的人们信手拈来地堆砌着大量的专业术语，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还没回过味儿时，就已经有读懂了“黑话”的业内人士云集响应，这一切也许源于强烈地对“社会认同”的渴望。
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杰菲尔认为，社会认同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觉察，意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群体成员这一身份带给自己的价值和情感意义”。
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在某种场合做某件事情，我们就会断定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对于怎么处置电影院内的空爆米花盒子，在某段路上车应该开多快，还是在宴会上应该如何吃鸡，我们周围的人的做法对我们决定自己应该怎么行动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是符合大众性的，不属于另类独行的，总是在大众可理解的规范上作出言语或者行为，这样才能得到认同。当然，这个标准是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而自然形成的一个有效的共同团体的一种认同。
个体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并通过强调和夸大自己群体与他人的差异，使群体内相似度最高而群体间差异最大，由此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并提升自尊。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动，生来就有一种和其他事物建立联系的需求。
疑似“从众”的心理倾向让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自己所属的群体周围，并纷纷表示自身所在的领域实在“伤不起”，所以对于大批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来说，本来只是本着凑热闹的娱乐精神来丰富业余生活，却意外地收获了社会认同感，成为一个小众团体的一部分，还顺便提升了自尊。
是真的“伤不起”还是炫耀？即使是从这么简单纯洁的网络流行语里，心理学家们也隐隐嗅到了被压抑的邪恶潜意识的味道。社会认同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并提升自尊，而具体手段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围观群众，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些一边咆哮着“伤不起”，一边又用行动一再证明自己显然是伤得起的。
“有人看就好好干”和“有人在就干不了”
相信大家也有发现，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活动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
这种他人在场（比赛伙伴或观看者）引起的个体活动中效率相应提高的现象，称为社会促进效应。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教室里只有一个人自习时，你的学习效率可能并不是很高。尽管此时教室明亮、宽敞、安静，但你却常常会分心，想想这个，做做那个。但是，如果此时，有两三个同学，来到了你所在的教室，并随便找了个座位和你一起自习时，你立刻就会聚精会神起来，开始积极地演算起数学题或认真学习起英文单词了。再比如：你如果是位老教师的话，虽然你有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可是一上讲台，精神就来了；你在一条空旷的马路边散步，当另一个人在你身后急匆匆地赶过你时，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步伐；一个人在进行慢跑锻炼或网球和高尔夫球的单人练习时，如果旁边的长椅上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就一定会顽强地坚持到底……
社会促进效应的形成，是因为，单独一个人时，无所谓输赢还是好坏，怎样都可以。人没有了比较，又没有即刻目标，便很容易产生惰性。而此时如果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人，你就不可能做的安稳了，再如果他碰巧又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你更是或多或少要感受到他在与你竞争，你就会争取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其中，还暗含着一种评价作用，你会情不自禁地在想：“他们也可能正在评论我干的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好好干，让他们瞧瞧。”
在任何社会环境中，人们都害怕被抛弃，总想着要别人喜欢和接受自己。很明显，当你与别人在一起时，这些动机更为强烈，当别人在身边时，你总认为别人可能正在观察自己。即使你根本就不认识身边的人，但你却可能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进行着评价，而社会中的我们又是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就不安起来，也会更加把劲了。
总而言之，当有旁观者或是同行者在身边时，容易激发起个人本能的反应，他们提高运动标准或努力展示自己，他们的工作就会进展的很顺利。
其次，竞争也是促进效应的一个因素。
社会中有群体就必然有竞争，在竞争的状态下，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争取胜利，于是形成一种生气勃勃、人人争先的局面，从而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体育比赛的新纪录总是在激烈的国际大型比赛中产生的。在国际大型体育比赛中，由于竞争的激烈，人们往往把全身的体力、心力调动起来去夺取胜利，而使奇迹得以出现。但是，社会促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有时有旁人在场，反而会引起促使效率下降的“社会促退”效应。比如，当一个员工面临难题正苦于无计可施时，如果上司死盯着他不放，他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而无法专心工作。再比如，当教室里有适当的人和我们一起自习时，我们的学习效率往往可以提高，但如果教室里乱哄哄的，我们的心里会很烦，这时便很难保持高效率的学习。或者我们在背课文或记忆英语单词时，也喜欢一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背。原来社会促进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对于那些做简单工作的人来说，有他人在场，会激发个体竞争的动机，而增强的动机有利于个体加快做事的速度。但如果这项工作对个体来说是新接触的，还很不熟悉，或个体还很难做好，还需要动很多脑筋，在这种情况下，旁人在场会引发动机的增强，从而导致个体的紧张和焦虑，个体更容易表现的手忙脚乱，反而做不好。
了解了社会促进和社会促退的原理，管理者在工作中可以应用这些原理，来更合理地安排员工的工作。如果需要完成的是一件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当事人集中精力思考，此时他人的存在会妨碍当事人的工作，就不应该让他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而像打印上司交待的文稿、装订材料、核对账目这样的工作，员工已经做得相当熟练了，管理者可以将他们的办公桌和工作台放置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让许多人在一起工作，这样在社会促进效应下，员工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所以说，要适当地使用社会促进和社会促退的原理，才能使大家的工作效率最大化。
为什么我们更信任数字而不相信自己
当我们在做数字题时，如果使用不同的方法两次计算的结果一列数安的和，最终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答案，此时，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在认为自己的计算出错了。因为我们坚信计算结果应该是一致的，数字本身不可能自相矛盾。
为什么我应该相信数学而不是自己呢？我们一起来分析其中的原因：众所周知，数学法则肯定是具有一致性的，因为它们在逻辑上都是真实存在的，在逻辑上真实存在的论断不会相互矛盾。
当然，我们要相信数字法则的一致性，首先必须相信数学法则在逻辑上是真实存在的，同时还必须相信数学法则是实实在在的。一列数字只会有一个和”，这个论点是真的，仅仅是因为数学法则是真实存在的具体事物。
既然自然数存在，那么数学法则也是真实存在的。与之相比，其他证明办法都基于那些不太能够达到不证自明境界的原理。如果你跟99.8%的数学研究者一样，跟99.8%的用过计算器的人一样，就会相信数学法则的一致性，这几乎肯定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自然数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诚然，“真实”这个词用在这里有些含糊。如果你想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让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自然数是真实存在的”就意味着数学法则是具有一致性的。
尽管我们相信自然数是真实存在的，却无法找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信念。亚历山大·叶塞林·沃尔平是一位偏执的数学家，他曾经在前苏联时代的精神病院里大写“反苏诗歌”的勇敢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他提出了“叶塞林–沃尔平理论”：因为我们没有大量的经验，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它们是否表现得具有一致性，甚至我们无法判断它们是否真实存在。
根据“叶塞林–沃尔平理论”，我们应该只去关注那些“小到足够让人思考的地步”的数字。这种理论被视为“极端有限主义”，而且几乎没有数学家会去认真对待它，当然更别提去认同了。
为了反驳这种“极端有限主义”，主流数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来判断那些数字属于‘小到足够让人思考的地步’的范畴呢？或许一两位的数字肯定算，而30位的数字就不算。那么，界限到底应该是多少位？”
著名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哈维·弗彼得曼曾试图批驳“叶塞林–沃尔平理论”，他说：“我从2开始，询问他这个数字是否‘真实’或者能让人感到‘真实’的效果。他几乎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询问4，他仍然同意，但略有停顿。接下来是8，他还是同意，但更加犹疑。反复这样做，直到他处理这种讨论的方式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他已经准备好回答‘是’了，尽管他在面对2的100次方时要比面对2时犹疑得多。（2的100次方就是一个30位的数字。）除此之外，我也没办法这么快就得到这个结果。”
几乎每个数学家在面对大数字的真实性时都与弗里德曼持有相同立场，几乎没有人和叶塞林–沃尔平站到一边去当“极端有限主义者”。最后，弗里德曼和叶塞林–沃尔平达成了共识。我们不但相信数学法则，也相信代数、几何和数学的其他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但我们几乎没有丝毫逻辑理念和证据来支持这种信念。
经过深思，我们还是可以了解这种没有逻辑和证据支持的信念，这似乎并不奇怪。毕竟，蜘蛛知道如何织网，并不需要去寻找“第一定理”来推断出织网技术或者认真观察其他蜘蛛的工作过程以便推断出来。从原则上来讲，我们找不到反对人们硬生生地理解数学的理由。
也许可以辩解说蜘蛛的本能反应是下意识的。
那么，我们的信念必须满足一些其他的基础，然后才被划分为信仰、直觉、本能、启示或者“超感官知觉”等。其实，这一切或许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是由很多相连的部分组成的，这样说只是人们的错觉但也可能是真理。
质疑这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太多分歧，以至于无法在细节上达成一致。数学真相容易被那些直觉敏锐的人理解，这一点已经由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证实过了。
公元1888年，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证明了自己的“基础命题”，这个命题标志着现代代数的创立。他通过”将无限集合当成具体的对象”这一前所未有的创举作出了证明，他的学术对手保罗·戈尔丹对此嘲笑说：“这好像不是数学，而是神学了。”然而，这一技巧创新几年后就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甚至戈尔丹也不得不承认“神学也有用处”。
总之，在数学领域存在着正确的命题。“正确”并不意味着“可以被证明”，而仅仅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正确。但是这些命题必须跟自然数体系有关才能是真实的。此外，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因此，自然数在人们发现它们之前也是存在的，而且无论人们是否发现它们，自然数都是真实存在的。
今天赚了的基金为何明天一败涂地
做基金投资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基金的业绩可以长久持续，我们委托的基金经理可以一直表现出色，但是事实却常常不如人意：今天赚翻了的基金，明天可能收益平平；今年出尽风头的基金经理，明年可能一败涂地。
在1999 年，科技股广受欢迎，其中以思科公司为甚。大规模的资金涌入持有思科公司股票的共同基金。单单是大肆投资科技股的骏利基金（Janus Funds ）就吸纳了37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持科技股甚少的业内龙头富达基金。
涌入骏利基金的钱越多，它买进的思科股票就该越多。于是，思科的股价被推涨到无法维系的地步，最终陡然下跌。此外，新流入的资金也推高了共同基金的交易成本，鱼贯而入的新投资者把共同基金逼到了绝路。
更糟的还在后头，我们知道，投资者对业绩的追逐是单向的。对于业绩不佳的基金，投资者不会忍痛撤资，而共同基金业绩不佳的表现是可能长期持续的。由于资金深陷其中，在泡沫破裂之后的几年里，持有科技股的共同基金一直萎靡不振，等到人们撤资时已是为时已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投资“惨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