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国内局面出现骚乱时，当公众间出现不满情绪、发生派别争端时，这两个不同的原则就会引发不同的行动。人人都会想到，眼下的这种政治体制需要进行某些改革——它显然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要解决的难题：何时应该维护旧制度的权威，何时应该顺应改革。
对外战争和国内党派斗争两种环境，是公益精神最好的表现机会。英雄因为在与外敌的战争中建立功业，满足了全民族的愿望，而受到人们广泛的感激、赞美和爱戴；而国内派别斗争中的党派领袖虽说可能得到半数同胞的赞誉，但也会受到另一半人的咒骂。他们的品质和各自行为的是非曲直，却往往难以有一个标准的评判。因此对外战争带来的荣誉总是比国内党派斗争带来的荣誉更加绝对和纯正、无可非议。
然而，如果一个取得政权的政党领袖的威信足以引导政府进行稳健而认真的改革，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就会比战争更加重要和巨大。他可以建立新的国体，或者改进现有的国体。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改革进程中最优异、最杰出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睿智使同胞们获得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安定和幸福。
在对自己同胞遭受的痛苦的同情上建立的爱是真正的人性之爱。在党政之争中，某个政治团体的精神和它所提倡的政治体制的理念，往往与对公众利益的关心联系在一起。高尚的公益精神就是这种体制的精髓，公益心在这里被催发到狂热的程度。某些在野党的领袖们总喜欢提出某些貌似可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宣称他们的方案不仅会消除人们的不便和痛苦，还可以防止这些不便和痛苦在将来重现。尽管现有的体制已经能让国家的公民们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但他们还是常常建议对国体进行改革，并要求改变那些最关键的环节。在他们的卓越辩才的鼓动下，他们政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开始相信并陶醉于这种体制虚构的完美，虽然他们并未亲身体会过这种体制的好处。这些领袖在鼓动别人相信他的这个过程中居然也被自己打动，和别人一起沉醉在自己虚构出来的美景中，虽然他们清楚自己的本意只是为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些政党的领袖在这个方案推行的过程中难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追随者们失望而失去支持，在实际行动上也不得不按照大家的意愿行事，哪怕这种行动同他自己的原则和良心相违背。他们拒绝一切调和、折中和合理的迁就通融，目标过于远大和虚幻，因此他们的计划也常常半途夭折。而那些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解决的问题反而被人忽略，迟迟得不到解决。
而真正热心公益的人，他尊重已经存在的各种权力乃至个人特权，尊重各个社会阶层和等级的传统权力。如果他认为某些根深蒂固的权力和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了，他会努力用一种温和的方法去调和这种权力和特权。当人们的偏见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时，他也不会盲目地使用暴力。因为他总是谨记柏拉图的名言：“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父母，更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国家。”他在推行自己的政治计划时，总会考虑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在无法树立正确的法律前，他会努力修正现有法律带来的所有不便和错误。他会效法梭伦，尽力在人们能接受的范围内制定最好的法律体系，然后思考如何建立完美的法律。
可偏偏在政府中掌权的人，他们的行为总是与之相反。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头脑中的政治计划是完美的，不容别人对它提出任何修改的意见。他强行推行自己的计划，却全然不去考虑会影响计划实施的各种重大利益或社会团体的意见。他过分自信地认为，他能够像摆放棋子那样轻松地去摆布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成员。他没有想到，这些被他看成棋子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他不明白，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用来指导它们的那种准则。如果这两种原则能够达成一致，并指向相同的行动方向，那么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而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这盘棋就会下得十分艰难，并且会把我们的社会搅得一刻不得安宁。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具备一套关于政策和法律的完整的设想和理念，这是他必须具备的见解。但是坚决要求实现这个设想所要求的一切，甚至不管时机如何都要马上实现它，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是霸道和不现实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想使他自己的判断成为辨别正确和错误的最高标准和权威，所有人都不应该抵触他。所以，在一切从政的人当中，处在权力顶峰的国君们的处境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这种霸道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和突出——他们总是毫无理由地坚信自己的决断是唯一正确的。当这样的国君对国家的结构和体制实行变革时，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可能影响他的意志贯彻执行的力量。柏拉图的神圣箴言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整个国家的意义所在，而不是相反。而他们改革的伟大目标常常只是：清除所有的障碍，削弱贵族的权势，剥夺城市和郡的特权，使地位高的一切阶层都丧失往日的力量，再也无力反对他。
论博爱
虽然人们有效的公益行为很少能超出自己国家的社会范围，但人们的慈悲之心却不受任何限制地普施于天下的万事万物。对于有知觉、有益的生物，我们衷心期盼它们的快乐；对于它们遭遇的不幸我们也会同样感到难过。而对于有害的生物，我们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憎恨——这种憎恨实际上是由我们对于万物的仁爱之心产生的。因为我们对那些有益而有知觉的生物所遭受的不幸感到万分的同情。
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会难以相信，这种普施万物的善行正是上帝这个伟大的神灵的旨意。他指导着我们的本性去关怀和保护天下所有的生物，无论卑贱的还是高贵的。他所具有的最纯正的美德使他时时刻刻都希望给人类带来幸福。但对于怀疑他存在的人来说，任何高尚的兼济万物的善行，都是一时的、靠不住的幸福假象。于是当他面对这个无人主宰、广阔的世界时，会产生令人伤感的怀疑和悲观，他会觉得未知的地方除了充满苦难和不幸以外什么也没有。悲观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让他不再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和幸运。但对于相信上帝真实存在的人来说，所有的痛苦和忧伤也不会磨灭他的乐观之情，因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美德和智慧。
有智慧和美德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了他所在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同样，他也随时准备为了国家或者君王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所属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局部利益。更进一步地说，他同样愿意为了全世界更大的利益，为了一切有知觉、有益的生物的利益，去牺牲上述一切次要的利益。他虔诚地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相信这种局部的痛苦和邪恶也是那个仁慈而具有无上智慧的上帝设计的，那对于普天下的幸福来说是十分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落在自己、朋友、社会团体或者国家上的一切灾难，他认为那是为了世界的繁荣和进步而必须承受的。
这种对宇宙伟大主宰意志的高尚顺从也是出自人的天性。那些优秀的军人，如果将军命令他们去往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他们只会产生一种单调沉闷的服从感；而如果将军的命令是开赴九死一生的战场，他们就能感受到，自己正在为同胞作出最高尚的斗争和努力。他们知道，如果不是为军队的安全和战争的胜利所必需，他们的将军不会命令他们这么做。他们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宁而宁愿牺牲自己微不足道的血肉之躯。告别了自己的战友，他们满怀激情与喜悦地欢呼出发，开赴那个为国捐躯的光荣战场。但是，任何军队的伟大管理者，都不会比上帝这个宇宙中最崇高的管理者得到更多的崇拜和爱戴。无论在个人的痛苦中还是在整个国家的灾难中，所有的人都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类的痛苦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所有理智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于是，我们不仅会去顺从这种指派，还会让自己怀着快乐的心情心甘情愿地接受它。一个优秀军人随时准备去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到。
亘古以来，伟大的上帝就用他的慈悲和智慧设计制造了宇宙这架宏大而完美的机器，由此产生了所有的幸福。这是人类最应当努力探寻的道理，而其他思考在这种探索面前都显得平庸和肤浅。我们认为投身于这种思考的人，理应受到我们的尊敬。我们对他所怀有的敬意，常常比国家最勤勉和最热心公益的官员更进一步，虽然他的一生都投身这种看似没有实际效果的冥思苦想。马库斯·安东尼努斯因此得到的赞美，比他在统治期间公正、温和、仁慈地处理一切事务所得到的更多。
当然，管理宇宙这个庞大的机体，关怀一切有灵性、有知觉的生物，这些都不是人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人对他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这是一个更适合人的有限的智力与能力的职责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为借口而忽略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小事情。阿维犹乌斯·卡修斯就曾经指责马库斯·安东尼努斯，说他不顾罗马帝国的繁荣昌盛，而忙于哲学推理和关心整个世界的繁荣昌盛。可见，即使哲学家的最高尚的思考，也不是忽略眼前小责任的理由。而我们，应当让自己免受这种指责。
论自我克制
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总是能够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恰当的仁慈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很多人非常了解这些准则，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很好地贯彻它们。因为人的感情冲动会促使或者诱惑他不自觉地去违背那些准则。冷静清醒下来，他是毫无疑问地赞成和支持这些原则的。但对这些道德准则的了解，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自我控制，总是不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行动中。
古代那些优秀的道德学家把人类的感情冲动分为两类：一是需要用克制力来进行抑制的一时的情绪冲动；二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抑制，但终究会爆发的长久的激情。由于人类的感情冲动频繁地、持续地存在，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我们可能很容易被它引入歧途。
第一种短时间的感情冲动主要表现为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以及那些与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其他情绪；而第二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则主要表现为对舒适、享受、恭维等使人得到满足的事物的渴望。强烈的恐惧和愤怒往往需要良好的克制力进行片刻的抑制；而对安逸、享乐、恭维等事物的渴望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压制，但它对我们的引诱却是不会停止的，它们常常诱导我们犯错误，并为此悔恨不已。这两种感情冲动都会以促使和诱惑的方式来使我们背离自己的原则。古代的道德学家把对前一种冲动的克制称为意志坚定和隐忍；而把对后一种激情的克制叫做节制、有节、严谨和稳重。
自我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通过对自身冲动情绪的控制，我们会得到赞美和表扬。而这种通过自我克制得到的好处，以及通过谨慎、正义和仁慈得到的赞美，都与克制之美本身无关。克制之美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是因为它表现出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以及那种长远的坚忍性和持久性。
坚忍的人总是能得到高度的赞扬和崇拜。因为他在痛苦和危险面前，在死亡和威胁面前，还能保持同平时一样的镇定，不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如果他为了国家的事业而捐躯，那么我们对他的同情，对陷害他的人的愤怒，对他的高贵气节的敬佩以及对他的人格的深刻理解，都融为一体了，并且转化为对他的狂热的崇拜。
从古至今，人们仰慕的英雄们都是这样，他们为了争取真理、自由与正义而不懈斗争，毫无畏惧地走向刑场，到死也无损自己的身份和尊严。他们的遭遇使人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赞誉。就说苏格拉底，如果他是安静地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而不是为真理而死，那么后世对他的赞誉也就不会如此绚烂了。这种赞誉在后世的英雄志士身上也都有体现。在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历史人物像中，托马斯·莫尔、雷利、罗素、西德尼等人头像下面的那把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往往给这些人物带来了真正的尊贵和情操，那远比人们佩戴的纹章等无聊的装饰物要让人们感兴趣得多。
不仅仅只有高尚的人会因为这些高尚行为而增光添彩，就连一个囚徒也会因为具有这种品质而让人对他的印象改观。当一个罪犯凛然庄严地站在断头台上时，我们也难免会为他感到惋惜：这样的人怎么会干那样卑劣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