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家眼中的100位中国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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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冯友兰评王充(27—约97)

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期的楚惠王有一天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只水蛭,但他不声不响地把水蛭吃了,是因为他若把水蛭挑出来,厨师就会因此被处死,他是怜悯厨师。到了晚上,楚惠王大便时,不但把水蛭排泄了出来,而且原来肚疼的症状也好了。为什么呢?古人说这是因为“善有善报”。

汉朝有个人听了认为不是这样,他的解释是:因为人肚内的温度高,水蛭经受不住,热死了,所以被排泄出来。又因为楚惠王肚内有淤血,水蛭恰好吸血,在水蛭还没热死的时候,把他肚内的血都吸走了,所以楚惠王的病自然好了。这是巧合,而不是“善有善报”。

说这话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

但是在封建思想统治中国的时代,王充的无神论思想,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受到种种禁锢,他的举世之作《论衡》也不得在中原地区传播。后来,东汉末年学者蔡邕到了吴地(即今江浙一带)才得到一本,满心喜悦地带回长安,才避免了王充的思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说起王充的思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他是古文学派最大成就的思想家王充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对歪曲的孔孟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

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与他小时候酷爱读书又不拘守一家有关。他6岁开始识字读书,并乐此不疲,古时候,对太淘气的或者不会背书的学生,老师要打板子,王充所在书馆的学生每天都有挨打的。只有王充,读了几年书,没挨过打。他对所有的书籍几乎都很感兴趣,想把它们都学懂弄通。可是,家贫无法给他买更多的书,他只好到处去找书、借书读。王充发现书市是个不用花钱就可读书的好地方,就常常在兜里揣着干粮,到书市上贪婪地埋头读书。遇到一本好书,他总是全神贯注地细心领会,往往忘记了吃干粮,也忘记了时间,书铺老板要催促他几次,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书。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王充长年坚持到书市读书。

王充十五六岁时,被报送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深造,“师事扶风班彪”,日子久了,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读完了,又去洛阳的店铺到处找书读。正是因为王充不拘传统儒家的学习精神与见解,与班彪他们那些正统的儒家合不到一块,所以他离开了班彪。他认为博涉经书以外的百家是必要的。他曾形象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所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这正是他成就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冯友兰认为学业大成的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他根据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和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天有意志,直刺汉朝神学的欺骗性。有一次,雷电击死了一个人。汉儒神学说:这是他做了亏心事,天上的雷公把他打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王充在现场观察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被烧焦的臭味。他的解释是:打雷时有闪电,闪电是火,因此雷实际上是天火,被雷公击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天上并没有雷公,也并不是“恶有恶报”。

当时的社会状态是,做学问大多都失去了真正的儒家本质,儒书充斥着荒谬,民间言谈充斥着深深的迷信,像《淮南子》就记载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等荒诞的故事。而这等书籍传说,在民间可谓比比皆是。于是王充闭门思考,怎样才能给时人与后人正确的启示。他谢绝一切世俗礼节,家里到处都放着笔墨纸砚,解释世上万物的异同,纠正当时人们疑惑不解的地方。这就是《论衡》。为了写《论衡》,他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用了几年的工夫才写成。《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评判,许多观点可谓石破天惊。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当时风靡的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公然向神圣的孔孟圣贤挑战,众所周知,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在历代统治者那里,王充的学说遭禁,清乾隆皇帝还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其实王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他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他的官途都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在梦想破灭之后,他的独立思考和勇于批判使他跳出了僵固儒家谶纬学说的圈圈,“疾虚妄”与“讥世俗”,他的无神论思想有超越时代的可贵之处,不是哪个统治者的御批能够掩盖与封杀的。

【名家巡礼】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人。191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