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年诞生在中国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的家里，幼年随全家迁居绍兴附近的嵊县。1898年，马寅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后又到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1906年他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均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新人口论》等等《新人口论》是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学界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份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
到下一个世纪中叶为止，人口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谈到中国国情时，第一句就是：人口众多，由于带来的人多地少之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产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产生了妨碍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紧张、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解决人口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问题。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
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1953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建国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就是26亿，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遗憾的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真正实施起来。当我们国家确定“计划生育”这条国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抓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这种论调，首先没有认真分析我们的政策，其次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按照马寅初的观点，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权的一个重要措施。
“人权首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长，让更多的人饿死、冻死，那才叫侵犯人权呢！
另外，马寅初还提出了“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的观点。
他认为人工流产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要说侵犯人权，人工流产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杜绝人工流产，马寅初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这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他还认为，如果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意识冲淡了。
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当时提出了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那时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是科学的。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新人口论》中还提到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实际上又如何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年了，人口增长得到了缓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缓解的是城市，因为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观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转变和实施，而往往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愈是贫穷——人口生产愈多——无法接受教育——愈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延续。马寅初强调一定要把质与量配得适当，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国策不能不说有强调的必要。
《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其，“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
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我们一谈到中国人口问题，一定会马上想到马寅初的名字，这位中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以其提出的“新人口论”而闻名于世，尤其当我们感受到人口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将作如下感叹：如果40年前就采用了马寅初的人口论，那该有多么好啊！
当我们从人口困惑中开始清醒的时候，才从历史的尘埃中捡起这本已是伤痕斑斑的《新人口论》，发现它闪耀着理性之光，以至于被认为是“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本好书”。
而如今的事实也已经印证了马寅初在被批判时所说的那一句名言：
“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情，没有什么，可是，我想所写的《新人口论》，是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过几十年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