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亲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童子曰：「敢问其略。」曰：「《干》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系辞》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干，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系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辩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干之四德。又曰：「干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干》无四德，河、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以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门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辩也。吾岂好辩者哉！」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干》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受《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受《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辩、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干》、《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干》、《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辩而可以知者。然犹皆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下卷。）
（梓材谨案：谢山《学案札记》：「欧阳公《易童子问》三卷。据此补入。又案《序录》杨文靖言：「佛入中国千余年，秖韩、欧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论》中、下，足与韩文《原道》、《谏佛骨表》等篇并传千古，故并入之。）
文集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乖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昔尧、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敛以什一，差其征赋，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于南亩，而不暇乎其它。然又惧其劳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为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时而教之以礼。故因其田猎而为搜狩之礼，因其嫁娶而为婚姻之礼，因其死葬而为丧祭之礼，因其饮食群聚而为乡射之礼。非徒以防其乱，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长幼，凡人之大伦也，故凡养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为之制。饰之物釆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趋也；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然犹惧其未也，又为立学以讲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乡党，莫不有学。择民之聪明者而习焉，使相告语而诱劝其愚惰。呜呼，何其备也！盖三代之为政如此。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渐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亩，则从事于礼乐之际；不在其家，则在乎庠序之间。耳闻目见，无非仁义，乐而趋之，不知其倦，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虽有佛无由而入者，谓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后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为治之具不备，防民之渐不周，佛于此时乘间而出。千有余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后所谓搜狩、婚、丧祭、乡射之礼，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尽废，然后民之奸者有暇而为他，其良者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夫奸民有余力则思为邪僻，良民不见礼义则莫知所趋，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佛是真可归依者」，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将有说以排之。」夫千岁之患，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然则将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彼诚壮佼，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然而闻有道佛者则义形于色，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逐之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本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