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远，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李氏又有救囗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囗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寖强矣，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与管仲，或以是尔。隐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己志，非为管仲发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人之不暇，执与诸侯相先后哉！
余隐之曰：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见诸侯。当是时，徒拥其虚位尔。孔子历聘七十二君，未尝说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圣人知几也。呜呼，知几其神矣乎！苟惟说诸侯使之尊周，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变，则是速其灭周也。先见之几，岂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齐、晋尊周，非欤﹖」曰：齐、晋志在霸业，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则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为，孔子为之矣。孔子不为，孟子安得为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乱臣贼子知所惧。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窃篡弒之祸，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学者有所未究尔。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德而不尚力，岂复使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齐桓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任贤之专，固无愧于汤、武。惜乎桓公无王者量，管仲无王佐才，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而成霸者之业尔！为君而内乱丑恶，为臣而亡礼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会，尊王世子，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礼固尽矣，其志在于图霸，不得不尔。「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釆葑釆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余隐之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诸侯擅相侵伐，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吾夫子忧之，乃因鲁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会者无国无之，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夫子屡书之。攘戎狄而封卫，卫人思之，作《木瓜》之诗，夫子取之。伐楚，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复，夫子有「正而不谲」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时无能尊王室，故进之尔。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儗人必于其伦。谓「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过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绩，盖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桓、文之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诗》录《木瓜》，即《春秋》序绩之意，亦以善卫人之情也，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李氏诋孟子，而甚长齐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颠倒如此。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忤也﹖」曰：「纣一人恶邪﹖众人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去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驩驩，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隐之曰：《鲁语》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之意可见矣。客有问陶弘景注《易》与《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世以为知言。唐子西尝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辞。当时倒戈攻后，杀伤固多，非止一处，岂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借口，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岂示训之意哉﹖经注之祸，正此类也。反以孟子为畔经，是亦惑矣。谓《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诗》非孔子之删乎﹖《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则是周无遗民也。请以此说为证。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矣，诸侯皆欲自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隐之曰：汤居亳，小国也。伊尹相汤，使之伐夏救民。桀虽无道，天子也，君也。汤有道，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来，至于五就，观时察变，盖已熟矣。不得已为伐夏之举，致汤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后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义，顺天应人故也。自非伊尹之圣，安能任其责哉﹖文王在丰，亦小国也。文王之于纣，与汤之于桀，事体均也。其所以异者，时焉而已。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伐崇遏莒戡黎，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历数未归，得以尽其臣节。至武王，则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纣罪恶贯盈，又过于桀，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莫可得矣。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孟子之于列国，说之以行仁政者，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说之使为汤、武者，不过以德行仁而已；说之以行王道者，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未尝说之使伐某国、诛某人、开疆拓土、大统天下而为王也。若孟子者，真圣人之徒欤！识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寻。柰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呜呼，说其君使为汤、武，以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为仁，乘缪如是，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辩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此三句当略与之辩。愚谓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汤、武适遭桀、纣，故不幸而有征诛之事。若生尧、舜之时，则岂将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宫群后之列，济济而和，可知矣。如此，则人人为汤、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凡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王道哉﹖」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