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0年旧历十一月十一日卯时生，肖马。我下面有个弟弟叫先昶，据说是出麻疹并发肺炎死的，其时刚三岁。我毫无记忆。我们那个年代，孩子不成长到十八岁，都不算成人。这个“不算成人”，不是从年龄上说的，而是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还不算“人”。十五岁是一个关口。真正成人，要过很多关，其中麻疹就是一大关。我叔叔的两个孩子，都没有活过三岁，全是出麻疹转肺炎死的。我满十五岁时，家里为我做了“成年礼”。这个不是西方的成年礼，而是中国式的，请了一些和尚、道士在家“打醮”，搞了三天。这是为孩子长大成人，对上天神灵表示答谢的意思，大概是神圣领域的“送礼”。
不仅要打醮，还要还愿。记得大概是地藏王菩萨生日那天，我上穿黑色上衣下身系条裙子似的打扮，双手捧一个小凳子，凳子头上有个香座，插上几根点着的香，走三步跪下磕头，叫“拜凳凳香”，当地叫“朝香”，类似朝圣的意思。这叫还愿。大概是我父母对天许下愿，祈求老天不要像我得麻疹的弟弟和叔叔的两个孩子一样把我也收回去。“人无法，求菩萨”，只有向上天许愿，孩子才能活下去。我活到了十五岁，感谢老天爷没有让我夭折，该还愿了。现在我懂了，还愿，是旧社会对婴儿死亡率高无奈、无能的表现。
我是当时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一个姐姐，几个妹妹，旧社会重男轻女，我们那个小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特别得宠。我家里老说我命好，因为我出生后，家里商业经营逐渐好转，经济条件越来越宽裕。我最得宠，也最淘气。读小学之前，在我那位伯父开的家塾里混过几天，后来又到本城一位有点名气的私塾先生家发蒙，也不过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除了上学下学在一个挂在堂前的孔子像面前磕头，除了老先生的严厉和经常躺在床上要学生捶腿以外，不记得真正学到点什么。我还是太小，不懂事。
正式读书，是在景德寺小学。景德寺据说是宋真宗以自己的年号“景德”在全国多处建立的寺庙。我读书的景德寺是否也是此时所建，不清楚。至少在我上小学时，不像是座有过辉煌过去的寺庙。它格局很小，只有关公坐像，未见其他遗迹。除关公以外，旁边是些教室，可能是过去的殿堂改建的。关公大驾为什么供在景德寺，无从考究，然也可见关公在中国人心目中无处不在。我在景德寺读到小学毕业，至今仍然记得其中几位老师。一位是语文教员，就是我那位塾师的儿子，不过塾师是私人授教的蒙童老师，而他是国民政府的正式教员。还有两位女老师，一位姓吴，一位姓施。我上小学时，她们也都还年轻，可后来终身未嫁。那时的小学教员，算是小镇上的人物。现在的年轻人，包括现在的小学老师无法理解上个世纪30年代小学老师在小镇上的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程度。女老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找个中意对象不容易。如果自矜自持，不从流俗，过了嫁期，嫁人更难。新中国成立后我还见到过她们，都是满头白发的孤身老者。她们的人生是旧时代职业女性的写照。
我上小学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书，经常逃学。我姐姐比我高几班，每天像押逃兵一样押着我。我走前，姐姐走后。有时我故意落后，一转眼，从小弄里溜跑了。跑到一处离学校不远的油坊，坐在碾芝麻的牛车上玩。伙计们也乐意有人坐在牛车上，可以看着牛，不让它停下来。我坐在牛车上，不时从车上跳下来，从碾槽里抓把芝麻塞在嘴里，又一纵身跳上牛车。玩累了，芝麻也吃饱了，拖到放学时回家。我父亲忙生意，没时间过问，我母亲大字不识，不懂，只要按时回来就行。我姐姐也不“揭发”，骂我几句了事。
小时候，因为做生意，来客多，我还学会了抽烟。抽烟有两种待遇，一种是送上水烟。水烟，是一种像盒子炮一样的东西，里面是水，烟丝放在烟筒上，吸烟要有捻子，用火点着烟丝用力吸，烟是经过水过滤从嘴里吐出来，似乎比吸香烟危害小。另一种待遇是香烟。所谓香烟，就是纸烟。当时，小地方没有外国烟，都是本地产的人工手卷的烟。卷烟的是女工，每人一台用木材制造的卷烟机，一次也就只能卷几根。因为是抗战期间，好像烟名是国光、爱国之类。这种烟是放在桌子上的，我悄悄拿几根，说偷也行，反正大人不知道。我也学会了推牌九。年头久了，我现在都忘记了，当时很熟练。我把小时候这些糗事讲给我孙女听，她说：“爷爷，你这是不良少年。搁在现在，早让退学了。”
有时，我父亲生气也会惩罚我，主要还是因为玩牌九赌钱。当时，鄱阳的商业还算发达，因为水路运输比较方便，来往货船多，上货下货，有很多挑夫，我们当地称为“八股索”，因为他们的生活工具就是扁担和挑担的绳子。这都是些穷苦人，靠卖苦力为生。船码头就在我们家门口不远，这些挑夫们在没有来船上下货时，就集中在我家隔壁一户人家推牌九。我也参加，挤在一张四周围着人的桌子边。人挨人，汗味四溢，赌徒却根本不在乎，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下注时翻牌上。我年纪最小，对输赢无所谓，偏偏我手气好，输少赢多。我记得当时有位挑夫愤愤不平地说：“狗屎蓊猛草，蛆往鱼里拱。”猛草是长势很好的草，本不用施肥，可偏偏有狗屎蓊草；鱼本来是长蛆的东西，蛆很多，可蛆偏偏往鱼里拱，拱即钻也。意思是越有钱赌钱越赢。这是句无奈又充满愤恨的话。我当时年纪小，不懂，现在我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因为推牌九赌博的事，我父亲特别生气。他也不打我，而是罚跪。我家前厅有座一人高的菩萨，叫杨四将军。专门有个神龛供着，有长明灯，一个小学徒专门负责添油、点香。据说，这是一次发大水漂到我家门口被捞起的，后供奉多年。罚跪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很长，有时短——这要看有没有人给我说情。
我最爱听说书，说的就是《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精忠说岳》之类。离我家不远有座华光庙即是说书场子，华光是何方神圣，不知道。只记得多年失修，庙宇破旧，四周围墙倒塌，只有大殿还比较完整。殿很大，显见昔日的辉煌。说书人是我们当地唯一一位说书的人，他的场子也是独此一家。我记不得他年龄多大，只记得他是个盲人，我们当地称他为瞎子。他在大殿里摆上几条长凳，没有茶水，我们那个小镇的人还没有那么阔气，只是听说书。散场收点钱，那时人都很淳朴，没有半路收费的，也不会有人半路溜号，都是老熟人。我不够资格坐条凳，不是交不起钱而是年龄不相称，一群老人中夹着一个小孩，而且都认识这是某家某家的孩子。我是坐在菩萨的神龛里和菩萨一起听说书的。每晚必去，“且听下回分解”，把你吊着非去不可。有一次坐在菩萨龛里睡着了，家里四处找人，结果又是一次罚跪。我的小学就是这样混过来的，没有正正经经读书。上中学，开始也好不了多少。我感谢家庭的宽容，感谢当时的学校对学生并不苛求。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太大的戕伐，过早地被扼杀。如果像培植盆景那样精心修理，一切按照家庭和老师的意志发展，我不会是现在的我，至于将成为什么样的我，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