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只有十九年；上海上大学三年；从复旦毕业分配来北京，至今已六十年。人生旅途中，北京占几近四分之三。而北京六十年，从学习到教书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中度过的。过去读到“十年一觉扬州梦”，觉得十年太长太长，现在一看，十年太短太短，只是弹指一挥间。
如果说，从小县城到上海、考入复旦是人生的转折，那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大就是更大的转折。因为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定格、我的学术专业的定格。从此，就与马克思主义结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不敢自吹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不管国家遇到多大困难，我个人遭遇如何，我虽然也有过困惑，有过苦恼和迷茫，但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信仰。
北京六十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比较有意思的阶段。有过顺利时期，也有过曲折；有过非常努力的日子，也有过看淡人生的低谷期。我的人生说不上跌宕起伏，但平静的湖水中也有过旋涡。我喜欢读书，但生活给我的教育更具价值。我许多文章尤其是随笔都融入了我的生命体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的六十年是我人生中比较有光有色的一段。
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我事先都一无所知。一切都是服从组织安排。按照当代青年的说法，叫没有自我选择，没有主动性，没有自由，可我当时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来不问为什么。只知道，组织安排就是国家的需要，没有二话。
与上海相比，当时的人民大学可以说是真正在北京郊区。西直门是一座残破不堪的旧城门，出西直门外就是一片农田，一眼望过去没有任何建筑，更不用说高楼大厦。人民大学对面什么商店也没有，只有一个草窝式的房子，一对夫妻在那里卖馄饨。甚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人民大学复校的时候，当代商城一带仍然只是种菜养猪的农户。
1953年，人民大学招的研究生特别多，过千人。当时我们马克思主义班研究生住宿和上课在现今中央财经大学里。当然，当时还没有中央财经大学，其校址是人民大学的地方。第二年我们搬到西郊本部，住在六处平房里，方位大概是现在的品园一带。
当时不是导师制，而是研究生班，整天课程满满的。学员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些调干生。我们班，是1953—1956年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大姐徐鸿来自延安。她原是上海纱厂的女工，参加地下党，后来到延安，是个“三八式”；还有路逸，也是大姐，不过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也是老革命。人特好，总是微笑。她是回民，有一次一个女生在她宿舍里炖猪肉，她二话没说，只是到外面避避，半句重话都没有，她知道这批刚毕业的大学生根本不懂什么叫民族政策，什么叫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唯一知道的是我们都是同学，都是同志，没有任何界限。这两位大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很爱护很关怀。
最小的一位同学是福州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李月英，我们管她叫“小麻雀”。是南方那种娇小秀气的姑娘，学习特别用功，胆子也特小。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当教员，可能是因为妈妈不习惯北方的生活，怀念家乡。他们举家调到福州一个师范学院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在福州开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我曾到她家去过，老同学见面特别亲热。前些年，说是因癌症不治逝世。我们同班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走了。
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原来是学哲学的。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原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上俄语课，他总坐在后排，躲得远远的，最怕老师提问。他当时的全部心思可能都在贾宝玉、林黛玉身上，正专注于《红楼梦》的研究。岂止是俄语课，其他课程对他也是一种干扰。纸面上的考试分数可能不如其他同学，但他学有专长，比我们强。他一鸣惊人，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没过多久，人就不见了，据说是调到《人民日报》还是别的什么单位，专搞他的红学去了。
汪永祥是经济系的，和我是复旦同学，不过彼此不认识。我们是同一趟车拉到北京的，都分配到哲学班。在复旦我虽然不是经济系的，可与经济系有点关系。我曾选修经济系的《资本论》课程，讲课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姓漆的教授，共三个学期。说是《资本论》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我以后学哲学有帮助。永祥是我们哲学研究班的党支部书记。他很能干，善于团结人、帮助人。我们关系很好。毕业后，我们留在哲学系共事，可以说是终生朋友。
我还有个同学，说同学是就人民大学研究班说的，实际上他的级别比我们高得多，是调干生，也是地下党，工作能力和学习成绩都是佼佼者。毕业后，曾担任高校领导，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可他一个出入有车，有高级住房，有地位，说话有人听，事情有人办，在旁人看处于来求之不得的地位的人，却选择定居国外，多年后埋骨异域，不知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古人说的，“英雄到老都归佛，将军解甲不言兵”？突然看破人生，悟透一切，把青年时代的理想化作一缕青烟吗？人有得意、有失意，有自以为失意，实际上在旁人看来处境非常不错，人的内心世界真是一个复杂的黑箱。不过想想也不奇怪，不是也有外国人久居中国，死后埋骨于此吗？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这样呢？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一个离退休人员，即使是革命者，离休后选择与儿女在一起，在他国养老，死后把骨灰留在儿女所在国，免除儿女每逢清明时的遥奠或回国扫墓，也不失为一种归宿，我们应该能理解。
我们研究班的同学来自不同系科，偏偏没有哲学系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前哲学系很少，只有北大、武大有哲学系。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中学时都没有听过“哲学”这个词，在复旦读的是历史系，对哲学也一无所知。虽然现在上哲学研究班，实际上是一张白纸。研究班是我的哲学启蒙班。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主要是苏联专家，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凯列，来中国时是一个年轻讲师。后来还有几位专家，除了巴尔道林、伊奥尼基外，其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他们都是教授，但似乎讲课效果都不如凯列。我们的翻译都是高水平的，男男女女都是人民大学俄语速成班自己培养的。当时哲学翻译是钟宇人，温文儒雅，一表人才，俄语特别棒，翻起来从不嗑巴。我们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还学习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除教党史的何干之、胡华外，其他教员是华北大学自己培养的教员，都很年轻。我们也学点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是从中国科学院请来的，都是大专家。大专家教普通课，现在认为是了不起的创举，当时极为平常。一些入门的、普及性的知识，对我们学哲学来说终生有用，可惜太少。我们这批人一个最大的短板是只懂点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非常欠缺。一条腿走路，大大妨碍了我们在哲学领域的发展。
三年研究生班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读了几本经典著作。尽管当时理解并不深，但总算打下了一点儿基础。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这些基本理论和原著的学习的确是终身受益，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当时的理论水平，学习的课程，我们的哲学史的知识面，可能无法和现在的哲学系学生相比，可我们学习的热情、执着的理想和追求，不客气地说，要比现在不少哲学专业的学生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高，目的明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去是当教员，是要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火种。
与复旦时期的三年相比，人民大学研究班这三年不同。基本上没有各种运动，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学习。一天课都没有停过，天天就是学习。星期六晚上有交谊舞会，这是教员或少数活跃分子的事，也与我们无关。我从来没有上过舞场。所谓舞场，就是现在最老的图书馆前面一块小小的水泥地。没有乐队，也很少有成对的男女舞伴，大都是男的与男的跳，女的与女的跳。
刚来北京时，我们的宿舍在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校园里。那时还没有财大，地方属于人民大学。只有四座楼，排列成一个口字形，一千多名研究生都住在那里。班主任是聂真，副主任记得是张腾宵，总支书记是陆迅。没有多久，我们搬到现在的校园里，不过那时的校园可没有现在这么气派，都是平房，没有高楼，唯一的高大建筑就是现在面对东校门的一座楼，当时叫灰楼，而且没有现在这样高，最高层是后来加盖的，也没有后面的附属建筑。整个校园就这么一座楼，是人民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学生每人发一个马扎，是开会用的。无论大小会都是坐马扎。一人一个，放在自己的睡铺底下。
三年学习的费用完全是国家供给。我们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每人25元，调干生27元。当时25元完全够用，大灶餐费每月8元。八人一桌，坐齐吃饭，吃完走人。冬天的棉衣是灰布的上下装。不用买书，不同课程该看什么参考书，都是学习班长去图书馆按人头领回来发给我们，考试完毕交回去。我曾看到当年研究班时的一张旧照片，年青的面容，青春焕发的笑脸，勾起了昔日的记忆：
八路棉服赤子心，天南海北分外亲。
满脸灿烂阳光照，沐浴真理向光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的三年，是从旧时代转向新时代的思想解放的狂飙时期。我们政治热情高涨、学习热情高涨，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无忧无虑，一心就是学习。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