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只有三年。就我一生来说，至今只占二十八分之一。可它的意义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到上海读书，是我未来走进学术领域、融入更大社会的关键一步。
应该说，考入复旦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第一次是1948年，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已被无锡国学专修科正式录取。无锡国学专修科是什么样的学校，校长唐文治是何许人，国学是什么，我一无所知。报考完全是偶然的。我与当时中学一位好友看到招生广告，就报考了，因为我们都喜欢文学，以为国学就是文学，考一考试试。考试报名要高中毕业文凭，我们没有。我那位同学不知道用何妙法搞了两个假高中毕业文凭，有模有样，有校长印章，有照片，不知花了几斗米——当时米就是计价的标准和货币。新中国成立前，谁查真假，毕业文凭这种除了报考以外一文不值的东西，更不会有人查。前几年，我每次走过校门口看着抱孩子的妇女招揽顾客兜售假证，就会联想起这桩往事。
我俩居然被无锡国专录取了。可是去不了，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打得很激烈，人心浮动，何况当时年龄还小，无锡又远，家里不让去。人生是一串偶然性。如果当时上了无锡国专，我现在干的是什么行当？在哪里？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历史不可能假设，人生也是如此。你的一生，就是你现在的一生。第二条路已被你已经走过的和现在正在走的路堵死了。我，就是现在的我，是唯一现实的我。设想另一个我，只能跌入烦恼的深渊。人生之路的车票永远是单程票，没有回程。任何人都必须注意脚下的每一步。
我那位与我同时报考无锡国专的同学，很有文学才能。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当过我们县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捕，瘐死狱中。他考上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越南文。毕业后，曾在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住在沙滩附近原北大红楼的宿舍里。我在人大工作时有时会去他家。他高度近视，看书如同与书接吻，可写诗写文章还都行。后来调到南宁准备成立一个什么学校，学校最后没有办成，他被重新分配到南宁一所高校教书。有次他来北京办事，我们畅谈终日，都是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听朋友说，他晚景还不错，生活安定，前些年已经告别人世。
当年，“红五类”、“黑五类”界限分明，是“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潮影响下“血统论”的怪胎，并非党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前家庭出身并不是分界限。我这位同学的父亲属于“历史反革命”，当时正在服刑期间，他同样考取北大，同样得到组织信任，原准备调到南宁担任越语教员。我们有些年轻人误信一些人的谗言，以为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出身不好就得不到党的信任，在任何领域都受到歧视。就我所知这绝非事实。绝对保密单位我不敢说，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至少考大学、分配、就业，没有任何歧视。不信，你看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教员和各类高级知识分子中，所谓“黑五类”有多少！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一批批从国外回来的“黑五类”、一批批从高校毕业的“黑五类”，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如此卖力地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忘我工作，如何解释？我说这个问题，是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描绘成白衣秀士王伦一流人物。实际上，他们心胸很广大。
我是1950年高中毕业正式参加高考的。我的考点是浙江大学，我记得当时浙江大学在求是桥。我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正在浙大读书，读机电系。他代我弄了个住的地方。我一个多月没有出过门，窝在借住的宿舍里备考。杭州的美景，不管是西湖还是灵隐寺，对我都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校舍与食堂。考试一完，当晚就坐火车赶回南昌，参加南昌大学的考试。那时不像现在的全国统考，只要时间不冲突就可以多头报考。录取概率会多一些。我报考的是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新闻系没考上，被录取在历史系。南昌大学录取的是第一志愿文史系。复旦是报纸公布录取名单，南昌大学是通知书。看到报纸录取名单在前，接到通知书在后。如果接到通知书在前，也可能会在南昌上大学。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出省上大学的好像并不多。谁考上谁没考上也弄不清，当时没考上大学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压力，找个普通工作谋生很正常。
复旦大学在邯郸路，离北四川路虹口公园还有一段路。从北四川路底到复旦，有段时期没有公交车，是坐“二等”。“二等”者，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用现在都能了解的话就是骑车带人，不同的是要付费，这是一种谋生职业。后来有烧木炭的公交，车顶上背着一个大鼓包。复旦，按现在标准看校园不大，当时最吸引人的建筑是登辉堂（现改名相辉堂），其实也只是二层小楼。登辉堂与图书馆之间有一片绿地，草色茵茵，是复旦校园的一处美景。因为四周建筑不多，这片小小的绿地，更是耀眼。历史系有没有办公室，我没有印象，如果有，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没有听说过系主任办公室或教学秘书之类的设置。全校学生不多，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我所读的历史系，我们那届最后可能只有二十多人，我记不清了，反正很少。还有更少的，我的上一届、上两届的师哥师姐们只有十几个人。据说数学系有的年级一个班只有一人。当时也不觉得奇怪。像现在小校万人，大校十万大军，当时不可想象。
尽管从现在看，当时的复旦校园不大，学生不多，可名气却不小。我是从小小的县城突然走入大上海，进入复旦，仿佛小鱼掉入大海。我是个外乡人，当时上海人一般瞧不起外地人，一律称之为“乡下人”。即使上海本地人，如果是浦东或者离城区较远的，仍然被视为“乡下人”。这并不奇怪。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是全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商业城市、国际都市。十里洋场，不夜之城，扩大了上海人的眼界，也连带给有些上海人带来地区性的骄傲。这种地区性的骄傲北京人也有。不过不是上海人那种洋气，而是“北京大爷”气。这是久居天子脚下留下的“贵族气”。过去文人所谓的“海派”和“京派”，大概就是这两种气的不同表现。
我读历史系时，同班中上海人居多，即使是外地人也是附近城市的学生。终究是新中国成立了，而且处在政治气氛最浓的转折时期，轻视外地人肯定会归入旧思想。像我这样来自江西小县的学生，在班里仅我一人。我们关系都不错，他们都叫我“老表”。至今，我与一些同学仍然有联系，见面称呼我仍然是“老表”。即使我的真实姓名他们一时记不起，叫不出，“老表”这个称呼他们不会忘记。
我读历史系时，淞庄和德庄是我们的宿舍。这两个地方我都住过，住淞庄的时间长点。淞庄，听说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改建的，都是毗连的二层楼房，有厕所和洗脸的设备。楼上楼下都住学生，上下铺，不太挤，也不宽。吃饭不用交钱，全体学生都是每月发一张饭卡，有日期，就餐时像部队一样拿着餐具，由大师傅打菜。吃饭不成问题，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洗衣服。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营生”，从小都是家里管。不洗也得洗，总不能三年不换衣服。我洗衣服最省力的方法是泡衣服，先把衣服放在洗脸盆里浸泡几天，然后用水漂漂捞起晾晒，就算完成洗衣大业。三年，都是这样混过来的。
我读书时，淞庄门前的马路很热闹。对门是苏北来的两兄弟开的老虎灶，可以打开水，兼带可以洗澡。学校没有公共浴室。洗澡，简单极了，就是几个彼此隔开的狭小房间，可以安放一个木澡盆。盆底有一个木栓塞住，洗完澡拔塞放水。门口还有一溜商店，也有小餐馆。我最喜欢的是阳春面。大概当时大学生的最高消费就是阳春面。出淞庄转到直对校门还有条马路，叫国权路，比淞庄门前那条路宽大，也更热闹，有书店，还有一家高级餐馆，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名称是“来喜饭店”。三年，我就是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对母校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