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奏章也是一篇万字文。在奏章中，文天祥指出：皇上下了“罪己诏”，虽对弊政有所悔悟，但因未知病根而并没有掌握治理的良方。病根在哪里？就在于奸人当国，排挤能言直士，致陛下言路全被堵断。近几年中外怨叛，蒙军入侵，国家受害，追究其失，都是陛下的亲宠造成的。此人窃弄威权，累及圣德，凶焰威恶，蠹国害民，使陛下失民失土，贻宗社不测之忧，罪恶极大。若不是此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则奸佞丁大全就不能窃取相位，上下官衙就不会相互勾结搜空民财，正直的士大夫就不会被陷害加罪，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则朝廷清一，言路光明。
那么此邪恶之人何以如此嚣张呢？以至陛下何以不知民间疾苦，不知人心叛离，不知蒙军入侵的实情呢？文天祥指出：那都是因为他倚仗陛下的恩宠，一手遮天，蒙蔽天听，把陛下置于幽昧之中，“故颠倒宇宙，浊乱世界，而得已无忌惮，使陛下今日讼过于天地，负愧于祖宗，结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
至当今国势艰危，人心不安，文天祥披肝沥胆地疾呼：“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指出，凭着三江五湖不利于蒙古铁骑的险要地势，凭着六军百将接连挫敌斗志高涨的雄风，若“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但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想阻碍陛下抗敌意志，误导陛下迁都，如让其得逞，则“六师一动，变生无方，臣恐京畿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
“小人误国之心，可胜诛哉？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小人是谁？奸邪是谁？写到此，文天祥再也遏制不住满腔的激愤，直点其名击之：
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异议，何从而消？敌人之心胆，何从而破？将士忠义之气，何自激昂？军民感泣之泪，何自奋发？祸难之来，未有卒平之日也！
文天祥力劝理宗为保国大计而割私爱，勉从公议，对董宋臣明正典刑，传首以告三军。说如此将天下震动，人心喜悦，将士思奋，虏寇骇退。文天祥引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话作为理论依据：“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牙。”据此反复强调处斩董宋臣的必要性。
如今天下之大弊，是言路不通，若除掉董宋臣，言路大开，其他事情就可为了。于此，文天祥为抗蒙的当务之急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简立法以立事”。文天祥认为：当前烽烟四起，国难当头，朝中议事必须摒弃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实行“马上治”的战时体制。为此，他建议：其一，“莫若稍复古初，脱去边幅，于禁中择一去处，聚两府大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二，“宜仿唐谏官随宰相入阁故事，令给舍台谏从两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议”；其三，“移尚书省六房隶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札，兵部得禀枢密调遣之命而发符移。其他事权，一仿诸此”。如此一可提高效率，二可集思广益。
二是“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今日地方抗敌力弱，在于宋初为防止唐末五代方镇割据擅权之祸，把兵权和财权全部收归中央所致。“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他举江南西路军力布局为例，指出蒙军已攻入湖南腹心地区，江西诸州不能不改变现状，否则将被弃实击虚，逐县攻破。为此他建议：可在吉州、袁州（江西宜春）建立方镇，各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统领，许以财政和统兵之权，气势便可大增。江东和广东各地也可仿此而行。如能实现，旬月之间，天下必“雷动云合，响应影从，驱寇出境外，虽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忧哉”。
三是“就团结以抽兵”。若按现行方法征兵，“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徒有增兵之名，而无拒寇之实。文天祥建言：若以方镇统一征兵，每二十家抽一兵，每州以二十万户计算，就可得一万精兵，一镇有两三个州，就有兵两三万。东南各路都建立方镇，就能增兵十多万，州郡现存的粮食和财力也能保障供给。“为帅者，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山川其便捷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其之相为命也，锋镝之交，貌相识而声相应也。如此兵者，一镇得二三万人，当凛凛然不下一敌国。”
四是“破资格以用人”。朝廷用人专重资格，而且“荐引之法，浸弊于私”，使“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办法是：“明诏有司，俾稍解绳墨，以进英豪于资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轻授以官，俟其有功，则渐加其官，而无易其位。”真正的人才破格以用，凡义甲和壮丁中的豪武特达之士，都可以选拔为将帅，甚至是“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但有一技之长，均可选来替国效力，并在实践中根据其功绩提高待遇。
这又是一篇近万言书，洋洋洒洒，雄健透辟，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搏动着泣血忧国的赤诚之心。
文天祥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为了能引起理宗重视，或奢望能让理宗有所采纳，也为了抑制董宋臣的报复，在呈上万言书后，即登门拜访了左丞相吴潜，力争求得他的支持。
文天祥对吴潜说，自己奉诏上书，冒死进言，是为了铲除朝政腐败的病根，若病根不除，国家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他知道自闯红线，自惹祸端，可能会招致的后果，说，今日之事急矣，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会大祸临头，死于非命，但若能开朝政清明，虽九死而无悔。他恳求吴潜能秉持公道之心，给自己以大力支持。
让文天祥颇感失望的是，与往常不同，他讲了一大通，吴潜只是用同情和理解的眼光看着自己，苦笑，点头，或摇头，却始终沉默不语。
他哪里知道，此时吴潜心头正笼罩着重重的乌云。此前，他也曾像董宋臣一样力倡迁都，并因此遭到了皇上的猜忌。
呈上万言书后，文天祥就忧心忡忡地等待着理宗的裁决。
其结果是，理宗皇帝既没有采纳董宋臣的倡议迁都，也没有如文天祥所愿处斩董宋臣。
没有同意迁都，也并非是采纳文天祥的意见。相反，文天祥的主张，反倒被一些朝臣指斥为迂阔之论。如他们说，宋太祖当初为防止藩镇割据重演，把兵权和财权收归中央，这种情况到南宋已得到改变，自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的兵权后，各地屯驻大军的兵权已握在各都统制手中，加上当地安抚使和制置使手中的兵权，地方军力规模已大为扩张。但他们仍没有正视南宋恪守以文制武的原则，从骨子里仍然对将帅严加防范，导致兵权掣肘，战斗力薄弱仍然是事实。
理宗之所以没有同意迁都，一是谢皇后也同意何子举、朱貔孙等诸大臣的劝谏，认为一旦迁都，将丧失军心民心，四方民乱蜂起，家国不保。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左丞相吴潜的猜忌。
当理宗就蒙军进围鄂州问计于吴潜时，吴潜考虑到理宗的安全，回答说只有迁都暂避。理宗又问：那你怎么办？吴潜慷慨激昂地说：臣当死守临安御敌！岂料理宗为之一震，当即掉着眼泪诘问：难道卿家想做张邦昌吗？听得此话，吴潜顿感挨了一闷棍。张邦昌是何人？张邦昌是北宋靖康年间的少宰，汴京陷落时降金，被册封为伪楚帝，其名声比秦桧更臭，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说他想做张邦昌，表明对他的高度不信任，更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理宗如此疑心吴潜，是因为理宗无子，想立胞弟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不同意，密奏道：“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理宗借助史弥远篡夺皇位的心结，使他十分恼怒。丁大全的余党便趁机造谣说，吴潜不同意立忠王为太子，是企图为济王立嗣，然后立济王嗣子为太子。又因吴潜之弟吴渊为政严苛，有“蜈蚣”之号，便编造童谣四处散布，什么“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这些话自然要传到理宗耳朵里。朝中质疑自己宗位的潜流一直没有停息，有人图谋篡位不是没有可能。想起吴潜八年前第一次任相时就与自己有隙，干了一年便被罢免，便心生再次将他罢免的念头。
理宗的冷酷无情令人心寒，吴潜再也无语。文天祥上门求援时他也只能苦笑。
至于董宋臣，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理宗皇帝是片刻也离不开的，朝中议论纷纷都不济事，岂能因你文天祥的一个奏章就能舍弃的？
文天祥冒死直谏，以期“万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则臣与国家同享其休荣”，同时又说自己“干犯天诛，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诛，则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将不免”。就是说他并不幼稚，希望只在“万一”，罹祸却在“一万”，他是“事宁无成，而不敢隐忍以讳言；言宁不用，而不能观望以全身；身宁终废，而不欲玩愒以充位”，所以上奏后，就以“有仓促等死之虑，无毫发近名之心”，等待着生死裁决。
但他既没有等来“万一”，也没有等来“一万”。理宗也并没有惩罚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前有宋祖宗不杀上谏士大夫的祖法，后有自己下“罪己诏”要求臣下上书直言。还有一个原因，即“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有的时候，理宗也容得下批评，哪怕是言辞激烈的批评。
至于董宋臣，他从此对文天祥恨之入骨，必欲置文天祥于死地才解气，没有立即下手，实是要等待一个时机。
上奏没有结果，甚至连打击报复的反响都没有，让文天祥极度失望。什么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什么“第名前列者不十年而至公辅”，在如此昏聩的皇帝眼皮底下还能做什么事，在如此黑暗的官场上还能有什么前途？罢了，罢了！不如回家乡读圣贤书去。
就在文天祥弃官离开临安的当口，闰十一月，忽从前线传来鄂州解围的捷报。
这可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声春雷，朝野顿时一片欢腾。理宗更是兴奋异常，即下诏改下一年为景定元年。
可悲南宋！殊不知鄂州解围一事中埋藏着贾似道编造的一个大骗局，这个骗局将成为蒙军手中一个加速南宋走向灭亡的重磅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