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忽必烈在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之时，任命郝经为国信使出使南宋，告以忽必烈即位大汗，并要求贾似道按承诺的条件商讨和议之事。这岂不就暴露了贾似道向蒙军求和并许以岁币的事实，暴露了“鄂州大捷”的真相了吗？贾似道赶紧命李庭芝把郝经扣在了仪真（江苏仪征），百般从中阻梗。
此后，忽必烈多次遣使追找郝经，甚至因此发布伐宋诏书，责备南宋“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声言将“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郝经在仪真也多次给贾似道和理宗写信，希望宋廷能履行议和使命。贾似道却以一己之私将这一切都按住不报，用种种手段遮掩过去。郝经一直想法与元朝联系，直到咸淳十年（1274）的秋季才把消息送出去，他写一帛书，曰：“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他将此书系于雁足放飞，在开封一带为猎雁者所得，报给了忽必烈。
忽必烈怎能吞得下这般辱弄。他答应议和，本就是权宜之计，等到镇压了阿里不哥的对抗，稳定了内部局势，正好有了借口卷土重来，发兵围攻被宋称为“天下之脊，国之西门”的襄樊。贾似道死死捂住谎言的盖子，一概压住不报。一次，度宗说起襄樊被围已三年，形势十分险恶，贾似道回道：蒙古已退兵，陛下何出此言？度宗说是一个宫女说的，贾似道便弄死了那个宫女。自此再无人敢言边事。
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以贾似道扣留郝经作为口实，正式发布平宋诏书，挥师大举灭宋。七月，度宗死后，忽必烈又下檄文声讨贾似道“无君之罪”，责他“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费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乃乘君宠，立幼而顾位。以己峻功硕德而自比于周公，欺人寡妇孤儿反不如石勒”，以昭出师正义。
伯颜打着讨伐贾似道的旗号，自咸淳十年（1274）年底至次年正月沿江一路横扫，进逼临安。而贾似道却早无当年之勇，太皇太后诏令他督兵出师，他却迟不发兵。直到听说充任元军先锋的降将刘整暴死，才上出师表。此时他还要伪饰自己的嘴脸，“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襄陷郢单，臣忧心孔疚，请行，又不知其几疏，先帝复不之许”，好像他一再自告奋勇上前线，都是被皇上阻止的，其实每回都玩阴阳两手，这边自请，那边叫人在皇帝面前吹风，用各种理由让皇帝不敢离开他。
贾似道出发了。率精兵十三万，战船两千五百艘开到前线，命孙虎臣率领步骑七万抵丁家洲（安徽铜陵北）之长江两岸，命夏贵统帅战船布列江中，自己率后军驻屯鲁港（安徽芜湖南），摆开了阵势。但贾似道并不敢与元军对决，还幻想鄂州议和的历史重演，又派那个宋京到元朝军营“请称臣、奉岁币”，说是议和，实际就是投降。可伯颜不买账，认为“宋人无信，惟当进兵”，说若要求和，让贾似道自己来谈。其实这就是要用贾似道的谎言反套他。心怀鬼胎的贾似道哪里敢？于是双方在丁家洲展开了决战。元军在两岸架西域炮猛轰宋军，宋军溃散。夏贵望风而逃。
龟缩鲁港的贾似道也与孙虎臣一同乘孤舟狼狈地逃往扬州。文天祥后来说贾似道“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这只是半句话，接下来的半句是“鲁港之遁何哀也”，又叹“人心已去，国事瓦解”。
元军一边进攻，一边遣使追讨拘押郝经之罪。直到此时，惊恐万状的贾似道才将拘押达十六年之久的郝经以厚礼放归。
在出兵前，贾似道曾对决战失利做出了海上迁都安排，以避免重蹈北宋“靖康之变”的覆辙。鲁港战败后，贾似道即派门客翁应龙到临安送信，同时传檄各州郡到海上迎驾。岂料此时京城已是舆情鼎沸，要跟他贾似道算账，不仅是战败的账，而是算总账，算他独揽朝政、奢侈腐化、排斥异己、妒贤嫉能以及拘押郝经的总账。朝野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不知，而是时机未到，如汪立信献策阻元，就曾把释放郝经作为一策。
文天祥后来集杜诗写了一首《误国权臣》，小序曰：“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虏使，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
苍生倚大臣，北风破南极。
开边一何多，至死难塞责。
京城掀起了倒贾的浪潮。新任知枢密院事陈宜中本是他的鹰犬，摇身一变成了倒他的干将。陈宜中向翁应龙打探他的行踪，翁语焉不详。陈宜中以为贾似道已死，立即上书“乞诛似道”。太皇太后谢道清念贾似道“勤劳三朝”，认为“当曲示保全”，只罢免了他平章军国重事等要职。贾似道的亲信被贬的贬，杀的杀，翁应龙也被处死。
宋军鲁港之败使水陆主力尽失。元军腾嚣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沿江诸郡守将或降或遁，至三月初二建康（今南京）失陷。其失陷，“则江东之势去矣”。
勤王诏书下达后，各地文武官员畏葸不前，只有文天祥、张世杰、李庭芝、李芾等少数几个人起兵响应。
勤王军寥寥，各地守将相继投降，临安也有大臣潜逃。京城难保，茫然无措的朝廷接二连三下诏令催文天祥等人火速入卫京师，并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曰：“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这已是绝望中的挣扎了。可又怪得了谁呢？孝宗前溯几朝皇帝都昏庸无道，重用信赖奸相佞臣，这些人党同伐异，迫害忠正，使“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士风日坏，士大夫无耻便在所必然。
接到诏令，文天祥于四月率领他的救国新军从赣州北上吉州，与在吉州的诸郡义兵会合，以三万之众结为大屯，准备赴难京师。
岂料入卫之路又是一波三折。
到达吉州，赣州传来八十八岁老祖母刘夫人去世的消息，文天祥让文璧陪同母亲护柩回富川老家，自己按礼制上书请求解官守孝。祖母去世当然要按礼制请求“丁忧”， 而国难当头之际，皇帝当然也会“夺情”起复。果然，等六月十五日刚安葬了祖母，朝廷起复的诏令也到了，但这次不是要他赴京城临安，而是命他率部留屯隆兴府（江西南昌），经略九江。这是怎么回事？朝廷不是急着催他入卫京城吗，怎么突然又变卦了？文天祥疑惑不解，也心有不甘，便再上书请求等守孝期满再复官。但朝廷不许，仍催促他移兵隆兴府。
原来这又是江西安抚副使黄万石从中捣的鬼。咸淳元年（1265）文天祥任江西提刑，就是被此人放黑箭罢的官。黄万石一向嫉恨文天祥，文天祥也一贯视他是卑劣小人。这次他见文天祥起兵勤王一呼百应，被授江西安抚使，声望和官职都在自己之上，便又出来捣乱。他上奏诬蔑文天祥的义军是乌合之众，形同儿戏，于抗元无益。又唆使抚州（江西临川）守臣巴必岊向枢密院告状，谎称文天祥的宁都六姓义军在乐安、宜黄抢劫，并扰及抚州。这些又正好被并不真想抗元的新任丞相陈宜中所利用。
谢太后迫于压力罢黜贾似道后，任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老臣王爚“清修刚劲”，而陈宜中则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王爚主张严惩弃城逃跑的知隆兴府吴益，没收降元的知平江府潜说友的家产，陈宜中都从中作梗。王爚提议丞相出征，并协调张世杰等诸将出师，陈宜中也不答应。其实陈宜中跟贾似道一样，也是个投降派，三月下旬，忽必烈派来劝降的廉希贤被守军所杀，陈宜中致信伯颜，表示“前杀廉希贤乃边将所为，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也是一副卖国嘴脸。但伯颜不予理睬。王爚与陈宜中“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矛盾十分尖锐。
提拔文天祥并催他领兵入卫，是王爚的主意，陈宜中本来就不同意，黄万石说文天祥起兵是“猖狂”之举，“儿戏无益”，诬告信一到，他便撺掇谢太后下诏，命文天祥留屯隆兴府。
文天祥接诏后异常愤怒，立即上奏申辩。
文天祥写道：
天祥待罪一州，忠愤激发，不能坐视，移檄诸路，冀有盟主，愿率兵以从。……惟是帅司，无兵无将，无官无吏，无钱无米，徒手自奋，立为司存，今已结约赣州诸豪，凡溪峒剽悍轻生之徒，悉已纠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会合诸郡兵丁，结为大屯，来赴阙下，忽得留屯隆兴指挥，观听之间，便生疑惑。缘天祥所统，纯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义感慨使行，此曹锐气方新，战斗可望胜捷。
极力申诉勤王义军成军不易，士气可用，如果长时间守在城里，必会挫伤士气，以致溃散。
此时，也有友人劝阻他说，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危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每与身边人谈此话题，他总是泪流满面地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表明自己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文天祥强烈要求朝廷收回留屯隆兴成命，“容天祥照累降旨挥，将所部义兵来赴阙下”。然而未被获准，得到的答复仍是“留屯隆兴”，并糊弄说这样做“非但为隆兴守御计，异时随机用事，其为效与勤王等”。文天祥义愤难平，驻义军于吉州不动，继续以为祖母解官守丧相抗。
此事传到京城太学生耳里，激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指斥他听信谗言阻挠文天祥率兵勤王。朝中正直的大臣也与之响应。针对陈宜中指文天祥“猖狂”，有人写诗相驳：“出师自古尚张皇，何况长江恣扰攘。闻道义旗离漕口，已驱北骑走池阳。先将十万来迎敌，最好诸君自裹粮。说与无知饶舌者，文魁原不是猖狂。”迫于巨大压力，陈宜中借故出京。在此之前，王爚也因与陈宜中交恶负气离职出走。但接替他们的代理丞相留梦炎，是陈宜中和黄万石的同党，他仍按陈宜中的布置行事，要文天祥去经略九江，改由黄万石入卫京城。
文天祥说要为祖母解官守丧，心里却急着带领勤王军赴京卫国。当得知抚州巴必岊诬告义军抢劫，又愤而上书澄清事实，揭露其阴谋：“宁都六姓，招募数千人，驻吉州候旨入卫，未尝有一足至抚州境内。守臣张皇诳惑，欲阻挠勤王大计。”
就在为文天祥的勤王军进京问题纠缠不休之时，前线战事也正吃紧。继占领建康之后，元军又接连攻降了镇江、京口、江阴军（江苏江阴）、无锡、宁国府、常州、西海州（属江苏连云港）、东海州、平江（江苏苏州）、广德军等地，拱卫临安的防区在急剧缩小。惶恐不安的宋廷被迫任命主战派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部署反击。
张世杰，范阳（河北涿县）人，早年曾为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张柔降蒙古后投奔南宋，因屡立战功，由小校升至都统制。开庆元年（1259）和咸淳四年（1268）率兵援守鄂州、襄樊，都有忠义表现。此次伯颜主力自襄阳大举攻宋，正是张世杰这个硬骨头坚阻，使元军只得绕过郢州进击鄂州。鄂州失守后，张世杰响应勤王诏令，提兵万余经江西入卫临安，并挥师收复平江、安吉、广德、溧阳及常州等州郡。
六月，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调集战船万余艘，准备在镇江的焦山与元军决一死战。此时京城守卫空虚，兵力捉襟见肘，谢太后才不得不决定传文天祥入守京师，并以诬告罪名降了巴必岊等人的官职。
七月初七，在被耽搁了三个月后，文天祥的勤王军终于得以开赴临安。八月中旬到达衢州，下旬抵达临安，于西湖之畔驻扎。沿途一路士气高昂，纪律严明，所过秋毫无犯，给了黄万石之辈一记响亮的耳光。
就在文天祥开拔前的七月初二，焦山决战打响。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这本是表达决死的意志，却不想被元将阿术抓住他在战术上的弱点，选出善射的千名兵士，分两翼乘巨舰用火箭夹攻宋军。火箭借助风势引燃了帆篷和舱樯，江面上烟焰蔽日，宋军拼死搏杀，却因战船用铁索连在一起，欲攻难进，欲走不能，士兵多赴江溺亡。张世杰无法再指挥部队，只得率部南走，落得大败。这是继鲁港之后的又一次惨败，此一败，“宋人自是不能复军”。
在此情况下，朝廷对文天祥的到来显示出应有的重视，出自王应麟之手的诰词对他的勤王之举大加褒扬：
自吾有敌难，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义，纠合熊罴之士，誓不与虏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劲节，贯日月，质神明，惟宠嘉之。投袂缨冠，提兵入卫，师律严肃，胜气先见，宗社生灵，恃以为安。
经过三个月的折腾，文天祥终于得以抵达最需要保卫的南宋心脏，也可说是抗元的最前线。他准备践行自己多年的志向，不顾一切地与入侵者兵刀相见，血拼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