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率民兵突围失败后，襄阳、樊城岌岌可危。元军不失时机加强了对襄阳、樊城的攻势，而在宋军一方，沿江的将领范文虎、夏贵、孙虎臣、高世杰等人仍“但守地分”，仍以保存实力为要。范文虎因不听李庭芝指挥，被朝廷解除了兵权，但问题并没得到根本解决，增援仍然上不去。
咸淳八年（1272）的岁末，阿术派兵毁掉襄阳、樊城之间的桥梁，把唇齿相依的两个要塞阻隔开来，继而指挥元军分十二道猛攻樊城。经过激烈交战，元军刘国杰尽毁城南木栅，其精锐从南面突入樊城；忙兀台烧毁南岸的宋军兵船，竖云梯从西南角攻入；史弼经十四昼夜苦战，从东北角攻入；张君佐指挥炮队，使用西域炮（巨石炮）摧毁了樊城角楼。次年正月初九，宋守城统制牛富率兵七百与元军展开巷战，渴饮血水，拼死抵抗，最终身负重伤投火自尽。元军进城后见人就杀，将城中活着的军民杀得一个不剩。
接着，元军对襄阳发起最后进攻。这次西域炮被推上了主角。此前，由于多年未攻下襄樊，忽必烈遣使到诸蒙古汗国，征发新的攻城利器，征得回族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带着在金军和宋军炮具基础上改进的西域炮赴京师，忽必烈令在五门前做了试验，甚为满意。这种被称为“配重式杠杆抛石机”的炮具能抛掷重型的石弹和火器，炮石大数尺，在攻樊城时已显威力。攻襄阳城时，亦思马因亲自察看地势，将炮架在襄阳城的东南角，发炮后，“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对守城军民产生了巨大震慑力，再加上劝降攻势加码，致使京湖制置副使、知襄阳府吕文焕帐前的将领纷纷逾城出降。吕文焕见大势已去，于咸淳九年（1273）二月献城投降。
这年正月，文天祥受任湖南提刑，在办妥迁葬祖坟诸事后，于四月初八动身赴任。经庐陵时，与当地官员议论了一通襄樊失守之事，甚为忧虑。又听说江万里新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也在赴任途中，就想追上去，与这位当过左丞相兼枢密使的长辈探讨探讨国是，看自己能如何为国出力。他取道临江（江西清江县）、宜春、醴陵一路追赶，但始终没能如愿。
文天祥到了衡州（湖南衡阳）湖南提刑任所，办完交接事宜，旋往潭州（湖南长沙）拜会江万里。
文天祥素仰江万里的学问道德、风度气概，常以范仲淹、司马光相论。江万里也素知天祥的气节与抱负。师生二人性情相投、感情深厚，相谈自然无所顾忌。
他们都深忧襄樊失守，认为这不仅撕破了京湖防线，使长江门户洞开，而且对敌我双方的气势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谈到吕文焕降元，江万里直称堪忧。吕文焕是名将吕文德之弟，其堂弟吕文福，子侄辈的吕师孟、吕师夔，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旧部夏贵、孙虎臣等人皆为军政要员。江万里说，吕文焕降元，难保这些人不会效仿。遂又抱怨贾似道，说吕氏家族能像今天这样，都是由他笼络纵容一手造成的。
江万里告诉文天祥，襄樊失陷后，为防元军东进南下，加强长江防线，朝廷在战略要地任命了一批将领，如任命汪立信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留守，黄万石知临安府等。在他看来，除了汪立信忠直知兵能胜任外，赵溍资历甚浅，黄万石怠荒政事，都不称职。说到此，江万里摇头道：这又是贾似道的主意。又斥道：范文虎与李庭芝掣肘，临阵逃跑，对襄樊失陷负有重责，给事中陈宜中乞斩此贼，贾似道却百般包庇，非但不治他的罪，反让他出任安庆府，这不是把军国大事当儿戏吗？再说派我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我都年过古稀，七十有六了，比你整整大上一倍，我就是想干也是力不从心呀！
说着悲从中来，拉着文天祥的双手慨然道：“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
这次谈话让文天祥百感交集，拜别时热泪滚滚。
文天祥新任湖南提刑，也就是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和巡察盗贼等事。当年任江西提刑时，因改判陈银匠案而涉嫌，受到打击报复，而今他仍未改变自己，仍然奉行公道直道，竭力任事，秉公处理了一批积案。
如判决典吏侯必隆的案子。文天祥十年前在任刑部郎官时与胥吏们打过交道，对猾吏徇私枉法、舞弊成风深恶痛绝，认为“近世以来，天下以吏奸为病”。侯必隆是什么人？竟敢在呈押之时，套取花押；于行移之后，伪造公文。他这样做就是为了伺机营私舞弊，索取贿赂，于此绝不能姑息，如果姑息，“将来必为司存无穷之蟗”。于是严判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军，限五日押发。
对官吏量刑必重，对平民量罪也必公。如杨小三被殴致死一案。此案原判定是谋杀案，如成立，罪犯施念一、颜小三、罗小六都要被处死。文天祥查明，施犯等三人与死者并无深仇，只是共殴致死，不构成谋杀案，于是按情节轻重重新改判。颜小三用斧头造成致命伤，为下手重者，但用的是斧背，并非存心杀害；罗小六开始即出谋共殴，又加以扼喉，是有心杀害，但却不至致命，遂根据朝廷推恩贷死的政策，改判二人各处脊杖二十，刺配广南远恶州军。施犯为元谋，但下手为从，应减罪一等，决脊杖七十，刺配千里州军。
在清理各州县所存积案时也是如此，凡是犯罪情节较轻的，经查实后，能释放的全都释放，“其有情理重恶，累经疏决，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经槌折，膂力正自精强者”，也不叫他们再坐牢了，“与其幽囚于牢栅之中，骎寻而死，不若驱于极边”，发往荆、蜀、淮海前线，让他们披坚执锐抵抗元军，或可戴罪立功死里求生。
“古之强兵猛将，得之于盗贼囚者，正自不少”，这可说是文天祥的一贯主张，理宗开庆元年（1259），他在《己未告皇帝书》中就曾提出，即使“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但有一技之长，均可破格以用使其替国效力。
文天祥当的是地方官，心里却时时装着社稷江山，眼中盯着抗元大局。
这年秋季，文天祥登上衡州石鼓书院的楚观楼，写了一首《题楚观楼》：
西风吹感慨，晓气薄登临。
半壁楚云立，一川湘雨深。
乾坤横笛影，江海倚楼心。
遗恨飞鸿外，南来访远音。
站在萧瑟寒风中，诗人透过袅袅地气烟岚，仿佛看到了湖北残破的半壁江山，感受到已经压迫着湖南的杀伐之气，心头笼罩着深长的忧念和浓厚的愁绪。
而此时的诗人是什么模样？由于长期的内心煎熬，只有三十八岁的他，已过早地显出了老态，几年前知宁国府时，头上还只有几根白发，而今已大都斑白，连胡须也变黄变白了。
镇压秦孟四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他配合前线抗战的行动。这支义军自广西贺州（贺县）一带起事，后打进湖南，转战二十五个郡县，杀官吏、劫富济贫，在民众拥戴下不断扩大。文天祥一向认为国内盗寇是外敌入侵的内因，他早在殿试策中就说过，外之虏寇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必将纳外之侮，认为只要平定寇难，边备方可稳固。因此他主张坚决镇压秦孟四的起义。这年八月十四日，他调兵遣将，配合江万里，与广西合兵向起义军发起了围剿。
但在围剿起义军时，他对农民义众又怀有同情心。他对江万里说：
“盖贼有出于田里之饥荒，激于官吏之贪黩，弄兵之情，出不得已。”朝廷对起义军用的是一手招降，一手捕杀，而秦孟四也“一面受招，一面劫杀”，有人认为不如“一概杀去”，文天祥则认为“若愤招安之非策，一概杀去，却又欠斟酌”，“草间狐兔，无尽灭之理”。他特别反对杀降民、抢财物，要求严明军纪，“但一贼寨来降，其中有老幼，有财物，军人不免杀戮攫拿，此须捕督总统先明秋毫无犯，不杀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为信” 。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众的同情，在他就不能不是一对矛盾，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和犹豫，直到文天祥调离，这支农民起义军都未被剿灭。
在风雨飘摇的时势中，文天祥对外寇、对奸臣佞人贪官污吏、对罪犯和盗寇疾恶如仇，而另一方面，他对忠贤之士、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对亲人乡邻、对平民百姓，内心充满了亲情、友情、同情和怜爱之情。
他甚至是渴望着这样的感情。
这一年，文天祥多次邀约老朋友李芾相聚。李芾“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临事精敏，奸猾不能欺” ，与文天祥意气相投，在知吉州时，便与遭诬劾回乡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情谊。后任浙西安抚使，因揭发贾似道营私舞弊，杖责其家人，被黄万石弹劾罢官回到衡州家中。两人重温友情，自有一番陶醉。
文天祥还与各方好友书信来往。与文天祥声应气求的进士同榜谢枋得，以家藏的岳飞故物端州石砚寄赠。文天祥刻铭语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以自策操守与志节。
在此期间，江万里过七十六岁生日，文天祥专程去潭州，献上一首古体长诗为其祝寿。
这年冬季，文天祥因思念家亲，上书朝廷请求调往家乡附近以便养亲，获准改任知赣州。
离开衡州前夕，咸淳十年（1274）的正月十五，文天祥和知州宋遇今一道，与官民同庆元宵灯会。灯会上鼓乐齐鸣、百戏展演，全城男女老少倾巢出动，气氛喜庆火爆。文天祥感慨道：为官者只有平易近人，才能使民亲近；只有使民不冤，才能获得民心；只有使时和岁丰，才能使民安居乐业。
咸淳十年（1274）正月二十五，文天祥要离开衡州了。宋遇今等新老朋友都依依不舍，前来送行，李芾更在舟中设宴相送三十里，才依依惜别。文天祥感慨不已，赋诗以记：
潇湘一夜雨，湖海十年云。
相见皆成老，重逢便作分。
啼鹃春浩荡，回雁晓殷勤。
江阔人方健，月明思对君。
阔别多年重逢，却又很快分离，情何浩浩，情何殷殷，月明时分我会思念老朋友，为老朋友祝福的。
到了赣州，文天祥上书皇帝，“臣敢不老老及人，亲亲为政，由家达国，期兴逊以兴仁，以子移臣，寓为忠于为孝”。表示要遵照儒家的纲常伦理，以仁政治理一方。他根据赣州的人文地理，制定治理方针，特别注重整顿保伍制度，加强关防检查，防止本地游民与广州游民串通为盗，引发内乱。
他要求调任离家近的赣州，理由是便于养亲，所以把祖母、母亲及全家老小二十人都接来了。当年即咸淳十年（1274）六月，祖母刘氏过八十七岁生日，他把城内外自七十一岁至九十六岁的老人，共有一千三百九十名，全都请来，搞了一次盛大的敬老活动。他牵着老祖母的手，缓步走进寿堂，与全州老人同欢共乐。这也是他实行德治与礼治的一部分。他在给友人文及翁的信中说，“老者既踊跃，而少者始皆知以老为贵”，期望能有“礼逊兴行，词讼希省”。
赣州这地方山长谷荒，常有农民落草暴动，他当知州后，亲民勤政，恰又逢风调雨顺，时和岁丰，诸县难得的“民皆乐业，无持梃为盗如宿昔者”。看到一片祥和气象，他欣然赋诗道：“八境烟浓淡，六街人往来。平安消息好，看到岭头梅。”
然而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也不知道是偶合，还是杨桂岩尾随而来，他在赣州又与那位相命先生相遇。看来此君逢人就说自己与文天祥怎么怎么有交情，逢人就说文天祥怎样才高德广仕途远大，文天祥便又以诗相告：“此别重逢又几时，赠君此是第三诗。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凡事谁能随物竞，此心只要有天知。自知自有天知得，切莫逢人说项斯。”项斯是唐代人，任过吉州刺史，葬于庐陵玉山，国子祭酒杨敬之对他非常器重，逢人便说，四处推荐，成语“逢人说项”由此而来。文天祥的意思是我早已把官场看透了，无意在险恶污浊的官场争斗了，你也别再到处吹嘘我了。
他在为老家富川邻居刘邦美写的墓志铭中说：“翁生于世，长于世，老于世，不出乡，终其天年，有乐于其身，无忧于其心。”他赞赏老人乐观处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有些羡慕。
然而，“山上自晴山下雨，倚栏平立看风雷”。在表面的平和下，文天祥的胸中时时激荡着抗元前线的风雷。
从他的诗文里，我们看到他为社稷江山的安危担忧焦虑，看到他为自己不能在风雨如磐的危世参与大政耿耿于怀。
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发布平宋诏书。七月，元左丞相伯颜挥师大举侵宋。九月，元军会师襄阳，分军三道并进，伯颜与平章阿术统帅元军主力，由中道经汉水进击郢州。
十二月，元军攻下鄂州，南宋京湖防区崩溃。随之伯颜亲率主力向沿江州郡一路掩杀。
紧迫的局势猛烈冲击着文天祥。一大早，他登上郁孤台，目光在寒冷而混沌的天地间驰游，潮湿而深重的胸臆汩汩涌流。
城郭春声阔，楼台昼影迟。
并天浮雪界，盖海出云旗。
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
倚阑时北顾，空翠湿朝曦。
可以想象他向远方悲怆眺望的眼睛。他在风雨仕途中时时期盼着云旗盖海、义师北指——他加入其间慷慨出征的情景。
他的愿望没有落空。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正月十三，文天祥同时接到朝廷的两道诏书，一是太皇太后谢道清下的《哀痛诏》，命天下各地起兵勤王；一是下达给他本人的专旨，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
这说明国家已大难临头！这说明朝廷终是没有忘掉自己！文天祥百感交集、泪雨滂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