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一翻范仲淹文集，涉及西夏用兵的奏疏、荐举、榜约、牒、札子、状、议种种文本近百篇，其中至少有十四款奏疏是与韩琦合奏，这于《韩魏公集》中可作印证。总览这些文字，完全可以勾画出范仲淹的总体御敌方略——积极防御战略，并且能够看出，这一具体方略虽然是到达抗敌前线之后的成果，但筹谋之早，用心之深，着眼点之高，措施之完备，可行性之强……没有三十年工夫不结。也就是说，伴着边患成长的范仲淹，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留心于此了！不信请打开当年的《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等文章，其“备戎狄”之主张，已然念兹在兹，“论武于朝”了。
战争是什么？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一条，谁的着眼点最高，其总体战略则最优秀。熟读史书尤其是兵书的范仲淹，善于活学活用，古为今用，他在《上攻守二策状》中，巧妙借用汉孝文帝刘恒之口，道出自己西夏用兵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汉将军陈武问征讨之计于孝文帝，孝文帝说：
兵，凶器也，难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动心痛伤，何日忘之！未能消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兵。
战争嘛，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你打胜了，也没办法实现你所有的心愿，况且劳民伤财，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还是搞积极防御吧，加强国防，有备无患，与对方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好处说不完，且能永不言兵。范仲淹紧接着刘恒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这才是战争的最高和最终目的，一切负责任的战争方略，都应该围绕这个目的而制订、而实施。事实上，范仲淹的对西夏用兵方略——积极防御战略，正是由是而生。
范仲淹在《上攻守二策状·议守》篇中，审时度势，引经据典，从宏观上论证，为何要以战略防守为上策。
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臣谓戎虏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氓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倘朝廷许行此道，则委臣举择官员，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边陲，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
首先，实行总体防御战略，是客观环境决定的。西夏兵远在漠北，风集云散，行踪无定，四处偷袭，成本很低。大宋则不同，你设防御敌，却不得不长期驻军，而“远戍之兵”，换防不易，又受苦又想家，军心可是个大问题。再说吃、穿、用，这些军用物资的长途运输也不好办……这些都是不同于西夏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吗？汉将赵充国兴屯田，曹操分兵军垦，都是养兵备战的成功事例。再说这种做法，孙武老前辈早就予以肯定了。现在，只要皇上同意这一总体战略，我范仲淹吸取前人经验，结合我们的客观实际，立马实施。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弥西夏边患。
当然，有了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还远远不够，还得有一整套实施方案。于此，范仲淹都有出色的筹划与安排，其大致如下。
其一、严边城，修堡寨，实关内。
范仲淹在《论西事札子》中写道：
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三二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
是呀，要守，要守得住，你得先有坚实牢靠的边防线。范仲淹不光有这样的理论，也有这样的实践。这里笔者试举一例。范仲淹来到延州前线后，视察时发现延安之西至庆州之东的百多里地区是“敌占区”，中间有金汤、白豹和后桥三座边寨为西夏所有，像打进宋界的一个大楔子，“阻延、庆二州径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乃兵家大忌。他立即动手解决之，与相关各方协商，调鄜延路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三千名；泾原路步兵九千名、骑兵一千名；环庆路马步军一万八千名；军外番兵若干，共不到四万人马，一举夺回金、白、后三寨，收复失地，使整个边防线连成一片，便于布防设险。接着，范仲淹要“大为城寨，以据其地”：觉得这座堡寨还行，就下令增修加固；觉得那座堡寨并不占地利之便，就撤掉它，另行选择兵家要地，予以重建。他向朝廷报告说：“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这才是积极防御之道的实际应用。
范仲淹积极防御之“严边城，修堡寨”，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修建大顺城了。《宋史·范仲淹传》记其事：“庆（州）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贼度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大顺城遗址今称二将城，位于山庄乡雷圪崂村芋台组，地处二将川河与铁匠沟水交汇处南侧山梁，全城地跨两山，周长三千五百米，城墙残高四五米，中间被一条小沟分为南、北二城。北城依山势而建，很不规则，占地约二十万平方米；南城呈长方形，又分为内、外城，占地三十万平方米。大顺城始建于宋天禧五年（1021），整整二十一年后，范仲淹复筑之，宋仁宗御赐“大顺城”。现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范仲淹是庆历二年（1042）五十三岁时修大顺城的。《年谱》记载“五月壬申，公徙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十月，公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兼知庆州。”由鄜延路调环庆路，仍在抗敌第一线。此前在鄜延路时，还修筑了青涧城，修复了承平寨和永平寨，现在换了地方，但既定方略不变，修成了至今还享有盛誉的大顺城。大顺城处在庆州西北方向马铺寨后桥川口，而后桥川正是西夏出兵必经之地，有大顺城在此，就等于卡住了一处咽喉要道。这一点，精明的李元昊当然明白，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在此筑城的。而范仲淹决心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办这事，这就得跟李元昊斗斗智商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三十六卷记载说：
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深在贼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其后。诸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毕具，旬日城成。是岁三月也，寻赐名大顺。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成，白豹、金汤皆截然不敢动，环庆自是寇益少。
看来还是范仲淹智商高，办法妙，瞒过李元昊，十天筑一城，这效率不知在世界筑城史上怎么排名。关于这一段筑城美谈，欧阳修在他这位师友去世后，于《范公神道碑铭序》中又专作记述，与上引文字大同小异，不再重复，唯有一句“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必须昭示一下。事过又是二十多年，大顺城下有一战，史称“大顺城之战”，充分证明范仲淹高出李元昊一筹。
这是公元一〇六六年（宋治平三年，西夏拱化四年）三月，西夏遣使祭奠宋仁宗，并贺英宗继位。此时，李元昊已然死去十八年了，由他的儿子毅宗谅祚当国。因为礼仪发生争执，引起西夏怨愤。这年秋天，西夏以“侮其使”为由，发兵十万进攻宋之秦凤、泾原路，宋夏战争再起。夏毅宗谅祚亲率步骑数万围攻大顺、柔远等城寨。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得报，牢记范仲淹[41]攻守大略，集边民于诸城堡，坚壁清野，令诸军扼守要地，严加戒备，毋轻出战。他认定范公大顺城，城坚难破，固守为上，只是派人秘布铁蒺藜于城外池壕中。倒是觉得柔远之城防不固，遂命副都总管张玉率重兵援防。西夏军猛攻大顺城，强渡池壕者伤亡惨重，急得谅祚近前督战，吃了宋军一弩，差点在大顺城下丢了性命。没法子了，又转去进攻柔远寨。张玉是范公“积极防御”的隔代受益者，以逸待劳多时了，遂率精兵三千人夜袭敌营，西夏军多日苦战，夜半惊魂，只能溃守金汤城。大顺城以完胜告慰范仲淹的在天之灵，再次为范式“积极防御”的无比正确作证。
其二、选良将，练精兵。
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隐固防线，谁来攻守呢？必得良将精兵不可。范仲淹针对边防前线“将帅常患少人”的问题，在《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折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他举例说：“只如朱观，元是军班出身，因历边任，方得将名。”所以，“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以将校长行，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在这里，范仲淹还别出心裁，提出一种奖惩办法：“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只有这样，“诸路渐次得人，不致频有那移，免使戎狄谓大国乏才，愈增骄气。况西北二方，将帅之缺实非细事，乞国家常为预备，早加迁擢。”范仲淹进一步建议说：“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阖门只候使臣已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缺，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三二年间，得人多矣。”在范仲淹心目中，对古代选将之法颇为欣赏。他在《论西事札子》中，以戍边名将李牧为例，向往道：
然则唐汉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客，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42]之守边，可谓善破虏矣。
李牧“善破虏”，是君王放得开，将帅自主权大。在这里，范仲淹借古喻今，是有所指的。宋代虽然以“重文抑武”为国策，但执行起来并不坚决，摇摇摆摆，时好时坏，太祖太宗之后越来越不济，总以“朋党”大棒时不时敲打士大夫。这个问题，笔者后面还要细说。范仲淹针对时弊，也要顺便敲打敲打君王，而且他接下来说得更具体、更严峻，在《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中写道：
西陲用兵以来，沿边所费钱帛，万数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帅臣，虽有管本路粮草之名，然转运司终是本职，故不敢专行计置。若不委之经度，即边计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挥，下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经略使司，应本路州军所管钱帛，并许选差除廉干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钱，明入省帐收附。所有勾当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数保明闻奏，特与相度酬赏。所贵有助军费，少纾民力。
范仲淹把将帅主动权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强调，在《论夏贼未宜进讨》折中，他引用古代兵法经典说：“兵法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
什么意思？这仗应该打，皇上说别打，那一定得打；这仗打不得，皇上说要打，那还是别打的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谓也！范仲淹认为，一个将帅如果没有这样的气派和担当，那就不是一个好将帅。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标准，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进行“火线突击提干”，从诸军班中选拔了一大批将校级人才，列表报送朝廷审批。为此二人联名写了一道专折《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开头写道：“臣等在边上体量得材武可用将佐人数如后。”这个名单极有史值，不长，兹全录于下：
第一等
泾原路部署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
鄜延路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
第二等
鄜延路都监周美，谙练边情，及有武勇。
知保安州军刘拯，人机智胆勇，性亦沉审。
秦凤路都监谢云行，勇力有机，今之骁将。
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弓马精强，复有胆勇。
鄜延路都监谭嘉震，勇而有知，战守可用。
泾原路都监黄士宁，刚而有勇，可当一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