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自神宗以后，为了鼓励官员按期“致仕”，给予种种礼遇和优待，一度准予领取全俸，但之前的宋真宗时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就算朱文翰可以领到全俸，一个中下级官员又能领到多少？所以养家过日子就得从新考量。据朱鸿林先生记述：“那时朱家兄弟姐妹多，都还年幼，继父又年老多病，家庭开支很大，日子一天天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只顾读书，不问家计艰辛，别人不说什么，亲生母亲谢氏估计就有点坐不住了。她先和儿子说好，又与朱文翰商量，托人在长山县城找了一份差事，让范仲淹去一家店铺当学徒。范仲淹倒是很听话，不料刚干过一个月工夫，他就背着铺盖卷回来了，说是掌柜的太奸猾，自己干不了这种骗人勾当，还是想回来读书。谢氏母亲当然作难。但继父朱文翰出面说：“说儿是个聪明好学、志趣不凡的孩子，不要勉强他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么多孩子，就他有出息，就让他读书吧！”这段话出自朱鸿林先生笔下，不知所据何来，听起来似乎有点作者自拟的味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朱文翰必是看准继子是个读书的苗子，日后可成大器，愿意着意栽培，不然他不会置亲生儿子于不顾，一直把继子带在自己身边。
说话间又过去两年，皇上都换了新年号，叫作“大中祥符”，范仲淹也长到二十岁，是“弱冠之年”了。《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这就是说，二十岁了，得行“冠礼”，以示成年，不过体犹未壮，还比较嫩，故称“弱”；冠，指代成年，要在宗庙中行加冠的礼数。冠礼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为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赐上一个非常贴切美好的“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男子汉。朱文翰是否为继子举办了加冠仪式，已不可考，但此时却爆出一个重大家庭议题倒是真的：继子要去游学关中！这是范仲淹自己的主意吗？为什么要走出书斋外出游历？为什么要首选关中？是继父朱文翰的主意吗？继父朱文翰态度如何？母亲谢氏又作何反应……一切的细节已然无从谈起。可考的史实是：大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青年范仲淹琴剑在身[9]，怀揣继父给的少量盘缠，孤姿英发，奔上通往关中的大道。
以长安（今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古来号称“四塞之国，八百里秦川”。与以前的洛阳、北京、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在这里建立丰、镐两京，从此，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二百多年，大宋之前已有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均建都西安，可谓“秦州自古帝王都”也！对此，勤于读书的范仲淹不会不知道，估计连所谓“关中八景”，什么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桥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之类，他都能如数家珍了。作为学子文人，也许他更看重关中一带的名士辈出，代不绝书，尤其前朝大唐盛世，有多少风云人物关中留迹啊！这可能就是青年范仲淹要把平生游学第一站选在关中的原因吧？
《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令陕西发廪赈粜，旱故也。”今年春天才“发廪赈粜”，可见旱灾至少在去年就相当严重了。可巧，青年范仲淹就是去年进关中的。也许老天爷有意安排吧，让未来的国家栋梁臣子范仲淹长长见识，亲眼看看什么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吧。
范仲淹的这次关中之行，总共用时半年多。朱鸿林先生是这样赞美他这位半个先祖的：“在关中，他拜访了学识渊博、正气凛然的著名学者王衮，并与王衮的儿子王镐结为好友；在关中，他还与王镐一块拜访了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崔遵度，并跟他学习了琴艺；后来，他又结识一个叫周德宝的学者，和一个叫屈元应的道士，他们都是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朋友多了，他们朝夕相处，一块赋诗吟咏，一块弹琴长啸，一块切磋学问；他们相邀为伴，游览了关中的山川美景，名胜古迹……大半年的游学经历，他变了，特别是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这种表述虽多是出乎写作者的想象，但总算还有些历史依据，所提到的这几位人物，大都有据可考。
王衮，北宋医家。山西太原人。曾任官吏，后潜心医学，并留心方书，搜集医方七千余种，从中辑选五百余种，编成《博济方》，刊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个人方书。不清楚的是，范仲淹后来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倒是写到王衮乃王镐之父，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且“慷慨有英气，善为唐律诗”，却只字未提其潜心医学，著有传世之《博济方》，不知何故。难道是写墓表时《博济方》尚未刊出吗？
名士王镐，雩县（今河南睢县西北）人氏，这与上文其父为太原人又是一个矛盾，太原是他们的祖籍？王镐善琴，平日里一袭白衣、跨白驴，潇洒来去。他确实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临海（今浙江临海市）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相善，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快意唱和，后来加上范仲淹，四人相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王镐逝世后，范仲淹特别写了一篇《鄠郊友人王君墓表》，内中有几段除史值极高外，文采相当出色，现录而赏之：
君讳镐，字周翰，其先澶渊人也。曾祖鼎，邢台之督邮。祖楷，尚书兵部员外郎。考衮，太子右赞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县君。
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 ，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10]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
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几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
噫！予与君别三十七载，风波南北，区区百状。今兹方面，宾客满座，钟鼓在廷，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书曰：有君子焉，生兮云山，葬兮云山，始终不垢兮，其清而贤。
至于“精于篆”的周德宝，“深于《易》”的屈元应，这两位道士的底细不好查实，比起北宋时代的张伯端道士来，他俩肯定名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紫阳真人张伯端可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不过，既然范仲淹与之相交三十多年后还铭记着他们，并在“王君墓表”中特别记出，足见人是真人，本事是真本事。关于屈元应的“深于《易》”，随后还要提到。
比起周、屈二道士，崔遵度的名气就大多了，他字坚白，原籍湖北人氏，后徙山东淄川。范仲淹出生前五年，人家就中进士了，与朱文翰算是同代人。太宗朝为和川主簿，知忠州；真宗朝任太子中允，改太常丞、直史馆，编修两朝国史，累官左司谏。仁宗朝以寿春郡王开府，命为王友，储宫建，加吏部郎中兼左谕德。其实，比官声更响亮的名头是国手音乐家，古琴弹得没人能超过他，且著有《琴笺》，明确提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美学思想，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范仲淹师从崔遵度学琴，那真是找对了人。有一次，范仲淹求琴中三昧，崔只给出八个字，就是上面说的“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经过长久思索，终于理解到如下真谛：“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就是说，琴音激越而不从容，则是急躁所致；和润而不深远，则有取巧之嫌。清静平和，性与琴会，琴人合一，才能生出超凡脱俗的境界。这成了范仲淹终生习琴的要旨。顺便提一下，范仲淹眷恋琴、剑、《易》，一生痴心不改。“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见《斋中偶记》）；“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见《明月谣》）。心知琴者，曰真知琴也！范仲淹达到这个境界了。同事朱长文对范仲淹的琴艺特别敬慕，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见朱长文《琴史》）对于范仲淹的“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陆游也有史评，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范履霜”是范仲淹的外号。“履霜”，本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霜乃冰兆，故寓意防患未然，晓以自警。总的说来，这位崔遵度不仅使范仲淹的关中之行收获颇丰，其琴论、琴心，更成了范仲淹一辈子消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依笔者看来，读书有两种：读书本之书，可增广知识无穷，谓之小读书；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人生之书，可开拓胸襟、铸造灵魂，谓之大读书。二者不可偏废，合则成功，受用不知其可。青年范仲淹身体力行，成功在望也！
5.澧泉寺苦读
苦读，对于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算什么，谁不苦读啊！在范仲淹之前不是就有匡衡凿壁偷光、孙敬悬梁刺股、车胤囊萤、祖逖闻鸡起舞等等苦读、苦学的人物故事吗？只是每个人的苦读情况各有不同而已。范仲淹之苦读，且已然跻身中国古代一流苦读故事的，就数“划粥断齑”了。
北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范仲淹“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南宋人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一字不落加以转载。这段话最早可能出自彭乘的《墨客挥犀》，因为作者是现场聆听者：“庆历中，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11]，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可以视为“划粥断齑”本事。穷苦学生范仲淹和学友刘某，把冷凝的稠粥划成四等份，一顿吃一块，两人吃一天，这好懂。那“齑”呢？得简单解释一下。齑有两意：一是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一是指很细很碎的意思，粉末，碎屑之类。“齑”有时也写作“虀”，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这个字不大风光，常与贫穷为伴，比如“齑盐一生”，一辈子过着只能吃酸菜和咸盐的穷苦日子；比如“齑盐运”，生就的穷苦命运；比如“齑盐自守”，这还好点，说你自己甘愿过一种清贫淡泊的光景。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穷文》中，借穷鬼之口说起自己从前的困顿生活，叫作“太学四年，朝齑暮盐”。《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生活艰难，曾经“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书未成，而泪尽死。这样一寻思就明白了，范仲淹当年的苦读生涯，也就是小米稠粥就酸菜或咸菜了。
这里有个问题：“划粥断齑”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多数学者和多种史料认定的是，它就发生在澧泉寺读书期间。比如，朱鸿林先生写道：“澧泉寺在长白山主峰摩诃顶西北，距长山县城约五十多里路程，虽然有一段崎岖的山路，但这对求学心切的范仲淹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当天下午便赶进了寺院。他拜见了寺院的主持和高僧。二人见范仲淹少年英俊，气宇不凡，便接待了他。一番攀谈之后，高僧见范仲淹家贫笃学，志趣远大，谈吐不凡，决定收留他在寺院读书。仲淹便大礼参拜了这位高僧为恩师。”（见《范仲淹与邹平》）另一位学者杨德堂的记载大体相同，不过认为主持和高僧是同一个人而已。其他的叙述一体大同小异。笔者的疑惑是：澧泉寺是鲁中名刹，南北朝创建以来，经唐中宗重修，至宋时香火一直很盛，估计能够供养的僧众一定不少，添个把人一口饭应该不是问题。另外，既然高僧又对青年范仲淹如此看重，经过“大礼参拜”后成了“恩师”，难道他连高徒的斋饭也管不了？再者说，名寺中不知是否允许一个寄住者起火熬粥？……于是有人说，“划粥断齑”的事，不在澧泉寺，在后来求学的应天书院。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就论断说：“范文正公读书南都学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数十茎啖之。”持“南都学舍”说者也一直大有人在。不过要按“目击者”彭乘的回忆，“事发长白山僧舍”，当是澧泉寺无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是个问题，但不是个大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在乎的要害问题。管它发生在澧泉寺，还是发生在南都学舍，只要范仲淹先贤“划粥断齑”的事是真的，那种刻苦读书而贫困不移其志的精气神是真的，堪为中华儿女师法榜样的价值是真的，就是值得后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