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虚拟的皇帝面前何等诚惶诚恐、感恩戴德！如何搜肠刮肚、歌颂圣明？它们与《齐民叹》怎么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可以设想，如果蒲松龄真的通过秋闱、春闱，做了进士，成了皇帝身边的高官，他能做包公、海瑞那样捋龙须的诤臣吗？大概不能。能做苏东坡、范仲淹那样的“文章太守”吗？大概也不能。他很可能会成为类似明代台阁体代表三杨（杨奇、杨荣、杨溥）那类“颂圣德、歌太平”的人物，高唱什么“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升平”（杨荣《随驾幸南海子》）。
幸亏历下有个彻底堵住蒲松龄做官之路的山东贡院！真该给它挂副对联：
上联——挡住某个潜在庸碌官
下联——造就一位天才小说家
横批——留仙伯乐
康熙三十二年，朝廷三品官喻成龙向蒲松龄提出以千金易《聊斋志异》的事，在蒲松龄死后二十几年，由其长孙蒲立德透露出来。乾隆初年（1736），蒲立德想把祖父的《聊斋志异》印出来，手里没钱，就向当时的淄川县令唐秉彝上了个《呈览撰著恳恩护惜呈》，其中说道：“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蒲立德的呈子收进《东谷文集》，仅有抄本，因此知道此事的人不多。乾隆三十一年（1766），蒲松龄去世半个世纪后，刻印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的赵起杲李代桃僵，在《刻聊斋志异例言》中将喻成龙欲欺世盗名的事，硬给栽到王士禛头上。二百多年间随着青柯亭本流传，曾提携蒲松龄的王士禛一直蒙此不白之冤。真是哪个庙都有冤死的鬼。
三 湖畔泉边晤子青
白发苍苍的蒲松龄在大明湖畔遇到聊斋真正知音时，激动极了。
比蒲松龄小三十岁的朱缃算得上聊斋先生最忠诚热诚的“粉丝”，对《聊斋志异》的流传起了相当重要作用。
朱缃，字子青，号橡村居士，是贵胄子弟，出生于济南声势显赫的豪门之家。伯父朱昌祚，曾任工部侍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后因抗阻鳌拜擅权被处死。康熙皇帝亲政后为其平反，朱昌祚两个儿子分别做了大理寺卿和郧阳知府。朱缃之父朱宏祚，官至浙闽总督。朱缃为其长子，朱缃二弟朱绛官至广东布政使，三弟朱纲做到湖南布政使。王士禛说济南朱家“家世翔贵，门有列戟”（《带经堂集》卷七十五《云根清壑集序》）。朱缃捐个候补主事虚衔，终生不曾做官，蒲松龄尊称“朱主政”。朱缃三十八岁去世。王士禛为他写的墓志铭说他：
薄科举程文……独致力于歌诗……彬彬然一代之作手也。子青既盛有时名，四方胜流过历下者，揽湖山之秀，挹清泉之洁，而未识子青，则犹以为未足也，必停车结驷而造焉。
朱缃的《枫香集》《云根清壑山房诗集》《观稼楼集》《吴船书屋诗集》，都曾刊印，其中不乏清丽之作。如《观稼楼集·酬时雨村明府，时已罢官》写得空灵潇洒：
浮名身外掷鸿毛，酒盏诗简兴倍豪。
我亦劳劳厌人海，从君秋水诵《庄》《骚》。
朱缃在济南城南有富丽堂皇的厅堂楼阁，精致考究的私家园林，院内杨柳飘拂，繁花如锦，绿竹森森，阶下淙淙泉水流淌。朱缃还常带上童仆，驾上画舫，漂在大明湖上，看捕鱼采莲。他的“橡村别墅”坐落在章丘明水乡，房屋为青山拥托，清泠百脉泉环绕其舍。朱缃聪明好学，喜绘画下棋，酷爱写诗，因其父曾与王士禛同学且同朝为官，朱缃曾向王士禛学写诗，也算“诗艺出名门”。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士禛经过济南曾在朱家住过十天，朱缃为他做导游，带王士禛游大明湖。王士禛对朱缃提携唯恐不力，朱缃刊印四部诗集，都由王士禛写序。
朱缃过着富贵闲人生活，又是个文学发烧友，他在什么情况下，读到部分《聊斋志异》手稿，已无确切史实可以查实，很大可能通过唐梦赉。唐梦赉与朱缃之父朱宏祚是同年，都是顺治五年（1648）山东乡试中举，朱缃称唐梦赉“年伯”。唐梦赉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已为《聊斋志异》写序。蒲松龄再写新作，唐梦赉总是热心读者。如果朱缃通过唐梦赉向蒲松龄借阅聊斋手稿，蒲松龄很难拒绝。蒲松龄有封《上唐太史济武先生》写道：“然所呈司内之书，无有副本，不讨之，恐归乌有耳”，说明《聊斋志异》手稿在唐梦赉手中待的时间不短，很可能从唐家“游”进朱家。
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天，蒲松龄到济南参加乡试。乡试考完，心情很不舒畅，写了封简单、客气的信请人送给朱缃，讨要部分聊斋稿：
到郡数日，未敢以褦襶相干，今行矣。昨所寄书，如蒙电过，望掷还也。
没想到，一封语气冷淡的书信，引来个热情“聊斋发烧友”。朱缃接到信后，坐上华丽的马车，带着美酒，到大明湖畔毕盛钰寓所拜访蒲松龄。他的热情与诚恳令蒲松龄感动，不肯轻易登权贵之门的蒲松龄答应到朱缃家做客。第二天，借了毕盛钰家的马，冒雨跑到济南城南朱府。两人谈诗论文说聊斋，坦诚相叙，相见恨晚。秋雨淅淅沥沥下着，酒席上两个文友谈兴正浓。五十七岁的秀才与二十七岁的贵公子通过一番倾心交谈成了忘年交。在知心交谈中，连时间流逝都被忽视了：
踏泥借马到南城，高馆张筵肺腑倾。
岂以作宾拟枚乘，徒劳入市过侯赢。
锦堂蕴藉诗千首，褐父叨沽酒一盛。
公子风流能好客，不将偃蹇笑狂生。
（《朱子青见过惠酒》）
蒲松龄描绘自己迂拙得像自由自在的山野之民，没想到朱公子亲自穿过济南城到大明湖来拜访年老家贫、穿旧衣服、宛如魏国隐士侯赢的聊斋先生。济南城南摆着高官仪仗的朱家，像西汉梁孝王刘武在河南商丘的园子，把司马相如、枚乘等待为座上客。朱缃像唐代北海太守李邕客待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像江州刺史王弘客待陶渊明，在接待贤人高人的地方也接待淄川来的狂野之人。朱缃是青年人，而老年蒲松龄对年轻人喜欢的事早已忘怀，虽然是朱家宾客，但不是能写赋的枚乘。《朱子青见过惠酒》说明两个年龄地位家境相差很多者交往的基础是什么？是文学，首先是《聊斋志异》。蒲松龄以穷困中的杜甫自比，将贵公子朱缃比作北海太守李邕。朱缃在席上说了什么“惊人句”令蒲松龄兴奋？描绘富贵闲人的诗句能令蒲松龄“惊人”？不可能。只能是高度评价《聊斋志异》的诗句。
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曾拟《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一文，说明其祖父之所以与贵公子朱缃成为契友的原因，关键正是《聊斋志异》：
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天下，公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不知，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之。
“交最契”即交情最为深厚之意。单看这一句话，岂不会觉得奇怪？蒲松龄与张笃庆、李尧臣是青春结杜、终生友谊不变的朋友，与毕盛钜是同食三十年如同亲兄弟的朋友，难道都不如与蒲松龄仅见过几次面、通过几封信的朱缃？何况二人家境贫富悬殊、年龄相差三十岁。蒲立德明确说明：乃祖蒲松龄与朱缃的感情建筑在文学上，尤其是《聊斋志异》上。朱缃不是一般地喜欢《聊斋志异》，而是能理解蒲松龄以鬼狐史寄托垒块愁的良苦用心，能高度评价《聊斋志异》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这对于蒲松龄，实在是雪中送炭，难得知音。蒲立德这样描述：
公（指蒲松龄）之名在当时，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于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异》一书。夫“志”以“异”名，不知者谓是虞初、干宝之所撰著也，否则黄州说鬼，拉杂而漫及之，以资谈噱而已。不然则谓不平之鸣也；即知者，亦谓假神怪以示劝惩焉，皆非知书者。而橡村先生相赏之义则不然，谓夫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骚》《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昌黎无所摅其隐，而托之《毛颖》《石鼎联句》……
蒲松龄茹苦含辛写作《聊斋志异》，希望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作成就能得到应有评价。蒲松龄与朱缃交往之前，已有高珩、唐梦赉为《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禛为《聊斋志异》题诗。但他们对《聊斋志异》的评价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上，还没有真正理解《聊斋志异》，也没有真正理解蒲松龄。他们或者把《聊斋志异》与《搜神记》《虞初新志》相提并论，认为《聊斋志异》与它们一样，是谈鬼说狐、记述怪异，为人们提供谈资；或者认为蒲松龄不平则鸣，借鬼狐寄托孤愤、劝善惩恶。只有朱缃把蒲松龄与屈原、司马迁、庄子、韩愈等一流文学大家相提并论，把《聊斋志异》看成与《离骚》《史记》《逍遥游》并肩的经典作品。这就远远超出高珩、唐梦赉、王士禛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评价。蒲松龄终于遇到一位真正理解自己的知音，一生的追求终于被人高度认可，何等兴奋！这也给子孙留下与朱缃“交最契”的印象。
蒲松龄与朱缃在济南饮酒畅谈之后，维系二人关系的是《聊斋志异》。朱缃就抄录和评价《聊斋志异》给蒲松龄至少写过四次信和两首诗。
第一封信写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朱缃已过录七册《聊斋志异》，尚有八册没见，“冀阅虬龙之全甲”。说明康熙三十五年（1696）两人愉快相见后，蒲松龄把《聊斋志异》手稿借给朱缃抄录，包括朱缃曾经抄过的，总共七册。第二年朱缃在信中说七册都抄完了，希望把剩下的八册再拿来让他抄。《聊斋志异》手稿共十六卷，康熙三十六年已有十五卷。
康熙三十六年朱缃写《简蒲留仙》，把蒲松龄与传说是淄川人成仙的鹿皮翁类比，说他想到淄川拜访蒲松龄：
岑山栖托处，谁识鹿皮翁？
床晒一笼药，膝横三尺桐。
蓑衣梦中绿，花影句边红。
此际幽居者，柴门可许通？
朱缃并未成行，蒲松龄与朱缃的诗中都没有二人在淄川相会的记载。第二封信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缃向蒲松龄索要“《志异》书有未经弟抄录者”，说明《聊斋志异》最后一卷已基本完成，朱缃希望蒲松龄拿给他抄。同一年朱缃《蒲留仙过访话旧》写得真诚感人：
旧雨情深动雁群，西风萧瑟又逢君。
诗吟篱下狂犹昔，书著山中老更勤。
身外浮名空落落，眼前余子任纷纷。
泉香峰翠勾留处，且共开樽坐夜分。
不管人生是否得意（蒲松龄再次乡试落榜），不管能不能获得功名，不管世人如何看待写鬼狐史，蒲松龄都心无旁骛、更加勤奋，一心一意著聊斋，朱缃对此深表敬佩。
朱缃写给蒲松龄的第三封信较难确定作期，却相当重要，信中谈到对《聊斋志异》艺术特点的认识：
暑退秋晴，伫望华不注，恍若新晤，奇矣！今披读先生文，苍润特出，峭拔天半，又不费撑弩，天然夷旷，固已大奇；且细按之，幽细刻露，蹙岚滴翠，非复人间有。然则华不注之形模，惟先生文似之；华不注之神骨，惟先生得之。非但旧契，并获良晤也。先生其许我否？
华不注是济南的一座名山。朱缃用华不注的山势形容《聊斋志异》文势，“苍润特出，峭拔天半”，用华不注幽深滴翠，比喻《聊斋志异》语言特点。这样的分析，比高珩、唐梦赉等的评价要细致确切得多。
第四封信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信中说蒲松龄“新著甚多”并希望“《志异》并祈携来”，说明“新著”并非《聊斋志异》，指什么？难道朱缃也对俚曲、杂著感兴趣？朱缃要求将《聊斋志异》带来校正过去抄录的错误，说明《聊斋志异》创作已完成。
康熙四十五年朱缃写下《〈聊斋志异〉题辞》：
捃摭成篇载一车，诙谐玩世意如何？
山精野鬼纷纷是，不见先生《志异》书。
社会上“山精野鬼”多得是，正等着进入《聊斋志异》充任角色！
朱缃还将自家经历、见闻告诉蒲松龄，让他写进《聊斋志异》。如《外国人》及《老龙舡户》，后者写朱缃父亲朱宏祚任广东巡抚时，当地发生多起客商海上失踪的无头案，朱宏祚在城隍提醒下破了此案。
朱缃还是个笔记小说的创作者，他所著的《耳录》没流传下来，有两则被蒲松龄做了《聊斋志异》的附录。一则为《司训》后的简单记载：“道傍设浆者，榜云：‘施恭结缘。’讹茶为恭，亦可一笑。”另一则为《司训》后记载东莱贡生做沂水司训：
性癫痴，凡同人咸集时，皆默不语；迟坐片时，不觉五官俱动，笑啼并作，旁若无人焉者。若闻人笑声，顿止。日俭鄙自奉，积金百余两，自埋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独坐，忽手足动，少刻云：“作恶结怨，受冻忍饥，好容易积蓄者，今在斋房。倘有人知，竟如何？”如此再四。一门斗在旁，殊亦不觉。次日迟出，门斗入，掘取而去。过二三日，心不自宁，发穴验视，则已空空。顿足拊膺，叹恨欲死。
朱缃记载教官洋相，与深恶“帘中人”的蒲松龄不谋而合，蒲松龄拿来做附录，并感叹“教职中可云千态万状矣”。
朱缃抄录的《聊斋志异》在他过世后丢失，朱缃之子又通过淄川张作哲向蒲松龄子孙借来《聊斋志异》手稿，雇人抄录。这部为“殿春亭主人”即朱缃之子抄录的珍贵抄本，后来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底本，对《聊斋志异》流传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