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幻由人生:蒲松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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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西铺坐馆(8)

蒲松龄还写了《悲喜十三谣》,说张嵋对淄川的功德是:减轻农民赋税;制止童生考试中的敲诈勒索;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豪强有所收敛;商人受官府盘剥大为减少。而豪强、衙役、赌徒、讼师、巫师、娼户、苞且(行贿者)等,对张嵋离任弹冠相庆,认为他们的好日子又来了。农民担心又要加税;商人担心又得往官府送钱;老翁老妪担心没有贤明知县管理,不孝儿孙又捣乱,“袋内猢狲放出来”。由《悲喜十三谣》可以看出,在所谓康熙盛世,像张嵋这样的清官廉政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中有两首诗,直言不讳描写官场暗无天日:

从此河阳不种花,谁将曲直辨蓬麻?

只拼十万青蚨子,买得衙门当作家。

(《豪强喜》)

刀笔无灵旧橐轻,从今里舍复知名。

只消一片剡溪纸,木索郎当系满城。

(《讼师喜》)

一张薄薄的状纸,就可以颠倒黑白、坑害满城无辜;几万银钱,就可以把执法的官吏变成豪强的家奴。这才是封建吏治的本质。

张嵋以“卓异”被提拔离任后,其继任者周统、时惟豫,都曾亲自到毕府拜访蒲秀才。蒲松龄成为历任知县必须待为上宾的头面人物。蒲松龄有诗记载他受到这些“父母官”热情款待的情景,甚至说,因为这些通情达理的官吏的恩遇,他竟然板不起清高的面孔了:

初绽官梅廨署清,曼劳折柬召狂生。

……

王门未许滥竽逃,又赐衙斋玉色醪。

……

平昔最愁谒官苦,今逢贤令不能高。

蒲松龄与张嵋之后的知县相处都比较客气,但他们都不符合蒲松龄心目中的好官标准,尤其是喜欢同性的时惟豫。蒲松龄虽然在《题时明府余山旧意书屋》中说时知县“京洛词人,英才磊落;燕山国士,年少风流。得句则石破天惊,临笺则龙骇凤跃”,赞赏时知县的文采,但在“年少风流”中已暗含他意。蒲松龄写的祭时夫人文,显然受知县拜托,更是说了许多好话。《聊斋志异·周生》却透露出一些真实信息,邑令的夫人托人代祭泰山,幕宾周生写出“栽般阳满县之花,偏怜断袖;置夹谷弥山之草,唯爱分桃”。由此得罪泰山神,夫人遂难产而死。小说中周生用的两个典故“断袖”“分桃”是中国古代暗指同性恋的常用语。而这件事发生在“般阳”即淄川,这个未被点名的邑令正是时惟豫。

第十七节 结识王士禛

康熙二十六年(1687),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在西铺结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诗坛盟主王士禛。两位分别以诗歌和小说彪炳文学史的巨匠近距离接触,产生一段佳话,也留下一些误传。在《聊斋志异》以抄本流传情况下,文坛巨匠王士禛对《聊斋志异》的欣赏和评点,无异是有力推动。

一 花辰把酒一论诗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后因犯雍正皇帝名讳,改称“士正”。最终由乾隆皇帝诏命改称“士祯”。王士禛是山东新城人。王家明代为显宦。董其昌题坊曰“四世宫保”。王家诗书传家,王士禛叔祖王象春以诗名万历年间(1573—1620),受钱谦益称赞。入清后,王士禛四兄弟出三进士。王士禛乃神童诗人,十二岁写《明湖》诗,“杨柳临湖水到门”佳句四处传扬。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与诸多名士在济南大明湖办秋柳诗社赋《秋柳》诗,和者超百家,王士禛一举成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扬州推官,风华正茂,倜傥儒雅,结交前朝遗老诗人与江淮诗友才俊,写出不少名篇,为大江南北名流赞许,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欣赏,希望他继自己后主持诗坛。五年后,王士禛进京城为官,曾任国子监祭酒,多次主持乡试、会试,门人甚多。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禛成为诗坛领袖,与朱彝尊并称“北王南朱”。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召对懋勤殿,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此后一帆风顺做到刑部尚书,最终被康熙皇帝借口某案件处理不当罢官。王士禛乃一代文宗,他创立的“神韵说”,是清初最有影响的论诗学说。王士禛多首诗歌脍炙人口,如王士禛故居院中石碑刻《真州绝句》,锦心绣口、妙手天成: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禛因父亲去世,请假归乡守制三年。康熙二十六年,毕际有的从侄毕盛育因孙子海玥死在除夕之夜,伤心过度而死。毕盛育之子毕世持病倒在床,奄奄一息。三月中旬,王士禛来到淄川,一为答谢此前曾吊唁其父的唐梦赉等亲友,二为吊唁毕盛育、看望毕世持、探望从姑母王氏及姑夫毕际有。《宿唐济武太史志壑堂即事》描写他住在淄川城的感受:

新竹捎檐夜气清,忽闻山鸟报寒更。

单衾唤起潇湘梦,落月已西天未明。

王士禛在西铺住了数日。毕际有是长辈,又年过花甲,遂请蒲松龄任“礼宾”接待王士禛。

王士禛和蒲松龄会面是什么情况?蒲松龄后来几次写诗回忆:

二人相识于康熙二十六年三月“花辰”即“花朝节”;

翰林院侍讲学士、五十五岁的王士禛满头乌发,显得很年轻;

王士禛和蒲松龄同桌饮酒,谈诗论文,两个人话语投机,彻夜长聊。

二 王士禛四读聊斋点评题诗

王士禛回到新城,初夏时派人给蒲松龄送了两封信,王士禛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蒲松龄的回信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聊斋诗文集》抄本中:

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而既见遽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载辱瑶函,悚仄弥至。溽暑困人,良不可堪。粲花之在目也,想源上仙居,门近清流,序依碧荷,南窗一卷,下候姮娥为剪绿衣,亦快事也。若老熊见月欲喘,当此溽暑,倍益龙钟。云汉之忧,近亦复相同耳。几许阿堵物,何须尚存念念?然欲却而不受,又恐无以见,昧君子一介不苟之高节也。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无不相寄者。蒙遥致香茗,何以克堪?对使拜嘉,临池愧悚。

王士禛为什么主动给蒲松龄写信?为还钱,更为借聊斋手稿。朝廷高官为何借穷秀才的钱?很可能王士禛在淄川看上一套书或一件古玩,没带钱,蒲松龄给垫上。翰林院侍讲学士借了穷秀才的钱,必须还。蒲松龄回复很得体:“几许阿堵物”,本来不足挂齿,但如果不收,就不能显示王士禛一介不取,只好收下。

身居高位的王士禛如此礼贤下士,性情孤介的蒲松龄如此谦恭有加,为什么?为共同文学爱好。蒲松龄早就倾慕大诗人,一见之下,“甚慰平生”,请王士禛指点自己的诗。其实他们二人写诗不是一个路数。王士禛讲神韵,蒲松龄爱写实。聊斋诗自然难入渔洋法眼,出于礼貌,王士禛后来对蒲松龄《挽淮扬道》给予“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的赞许;说《梦幻八十韵》“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而王士禛对聊斋先生亦久闻大名。此时《聊斋志异》已有很大名声,王士禛正在写《池北偶谈》,其中《谈异篇》也是记叙怪异事物。有些篇,如《妾击贼》《林四娘》等取材、题目与聊斋完全相同。

王士禛住在毕府时,看了部分《聊斋志异》,很想知道更多内容,所以派人来要。蒲松龄信中没提“聊斋”字样,而说“梅屋”,是《聊斋志异》代指。《聊斋志异·李生》写一得道高僧怪异行为,篇末说:“此王梅屋言之。”王梅屋是蒲松龄和王士禛都认识的人。估计王士禛的信中曾用“梅屋”代指《聊斋志异》。蒲松龄告诉王士禛:“梅屋”(《聊斋志异》)被人借走了,一直要不回来,等到中元(七月十五)节后,一定寄给您看。

蒲松龄的书稿寄到后,王士禛认真阅读,选了几个有趣短章如《小猎犬》,收进《池北偶谈》。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士禛写《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姑妄言之”用苏轼黄州谈鬼典故。苏轼喜人谈鬼,朋友告诉他,世间并无鬼,他说“姑妄言之”。王士禛认为聊斋故事像老农民下雨休闲时在豆棚瓜架下随便聊天。“鬼唱时”典出李贺《秋来》诗“秋来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王士禛这是肯定《聊斋自志》的表白,蒲松龄像长爪郎李贺怀才不遇,喜欢说鬼。王士禛的诗对《聊斋志异》的宗旨做了切合实际的认识。“厌作人间语”,包括了对聊斋故事取材和寓意的理解。在文网严酷的情况下,蒲松龄避开世间事而谈鬼说狐,有深细用心。作为青云得志的高官,王士禛或许不能完全理解蒲松龄的良苦用心,但他以高明鉴赏家的眼力,抓住了《聊斋志异》的真谛:厌恶人间丑恶,托言鬼狐。

王士禛返还《聊斋志异》书稿时,夹了些纸条,评点聊斋故事,如:

《莲香》:“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

《张诚》:“一本绝妙传奇,叙次文笔亦工。”

《侠女》:“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

《红玉》:“程婴、杵臼,未闻诸巾帼,况狐耶!”

《连琐》:“结尽而不尽,甚妙。”

《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商三官》:“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

……

品评人物,赞赏意蕴,高度评价聊斋艺术,点评针针见血。

蒲松龄将王士禛评语抄录到正文上。笔者曾有幸亲手捧阅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蒲松龄手抄的王士禛评语清晰如新。

蒲松龄写下《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蒲松龄奉和诗倾诉创作甘苦辛酸:为了这本书,他在困难情况下,殚精竭虑,布袍萧索,两鬓如丝。终于能以鬼狐史抒垒块愁。“冷雨寒灯夜话时”形象描绘写作的艰苦,委婉地对“姑妄言之”做出解释:我并非无聊地谈鬼说狐,而是寄托孤愤。

“司寇”是对刑部尚书称呼,王士禛升刑部尚书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离写这首诗的时间还有十一年,难道蒲松龄未卜先知?会不会是聊斋诗编年发生错误,这首诗是康熙三十八年写的?那样的话,王士禛早在康熙二十六年就看了《聊斋志异》,怎么可能拖十一年再题诗?很大可能是:蒲松龄晚年重编聊斋诗,将后来王士禛的最高官职换上去。

蒲松龄把创作甘苦倾诉给仅见过一次面的王士禛,他认为自己得到个难得的高层次知音,这种狂喜,表现在同年《偶感》诗中: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科举失意,独守穷庐,呕心沥血写《聊斋志异》,连最要好的朋友张笃庆都认为是精力虚掷。蒲松龄简直走上穷途末路,甚至一度想停止《聊斋志异》写作。在这样的困境下,突然,一代文宗有“一字褒”,蒲松龄何等兴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说过“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赐”。蒲松龄意想不到得到王士禛赏识,有这意料之外的赞誉,他激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他不仅绝处逢生,而且坚定了信心:《聊斋志异》属于千秋万代,终会被后人认可。即使得不到世俗的名气和功利,有王士禛这样的大诗人做知己,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悲哀了。

康熙三十七年(1698)王士禛升左都御史,总领宪台;康熙三十八年,王士禛任刑部尚书,位列九卿,成为台阁重臣。康熙四十年(1701)春,蒲松龄托人带给王士禛一封信: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老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欬者,不能为此言也。近于玉斧年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烦,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深愧谫陋,不堪受宣城奖进耳。

从这封信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其一,蒲松龄认为,王士禛官高位显,但谦和儒雅,仍然保持倜傥名士风度。

其二,蒲松龄以王士禛私附门墙的学生自诩,这是表达他对王士禛的钦敬,其实就诗歌而言,王士禛确实当得上蒲松龄的老师。

其三,王士禛曾四次阅读《聊斋志异》。第一次阅读在西铺毕家,大约随意翻几篇。第二次阅读是二人分手后,王士禛主动写信向蒲松龄要去《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第三次阅读是十几年后。康熙二十六年《聊斋志异》手稿本卷首已有总目录。王士禛二次阅读后圈出目录中他想看的篇章,希望蒲松龄抄送他看。蒲松龄时隔十几年才送,从而有王士禛第三次阅读。王士禛第四次阅读是康熙四十年看完蒲松龄捎来的“二册”,将其璧还,写信要求继续阅读,不仅读圈出的三十几篇,而且问还有多少卷,都想看。十几年间,台阁重臣四次认真阅读一本“鬼狐史”,说明《聊斋志异》有非凡魅力,王士禛有相当高鉴赏力。

其四,蒲松龄希望王士禛能给《聊斋志异》写序,使书广为流传。

康熙二十六年王士禛标出想看的《聊斋志异》目录,蒲松龄为何十年不送?不得而知。时隔十几年蒲松龄为何又抄送?看来康熙四十年《聊斋志异》基本完成,蒲松龄想求名人作序,以便广为流传甚至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