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集内容既观赏藏品，又题诗作画，中午一顿饭便在谢志峰家吃客家餐。谢夫人王秋英女士也极好客，且会做一手客家菜。吃饭时，客人幽默地说，我们既吃饭菜，又吃客家文化。谢志峰概括十年雅集时，内心颇为激动。他说：“我是从1977年开始邀请老师们雅集的。雅集既观赏藏品，又题诗作画。十年雅集，以文会友，以友为师，群贤毕至，以画传情，以诗励志，共同鉴赏，去伪存真。对我来说是胜读十年书。这也是我收藏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参加雅集的老先生，感慨良多。著名散文家师留影。
秦牧1985年7月10日这样写道：“鉴藏家保护了历史文物，为社会提供了珍贵展览品，功不可没。有眼光有抱负的鉴藏家，在新社会里更可以大有作为。写赠谢志峰昆仲。”秦牧先生还郑重其事盖章。可以看出他对收藏文物的高度评价。
这是名士雅集、群贤毕至的客厅文化，朔其源，那是中国魏晋兰亭雅集的延伸与发展；横向比较，则是19世纪法国的文化沙龙。可见，外国的沙龙文化比兰亭雅集至少晚了1400年。当然，法国的文化沙龙曾经涌现了乔治.桑、加缪、福楼拜等一批文坛世界级人物。中国近200年来由于战乱，由于封建君主的文字狱，根本没有文人雅集的机会。文字狱和白色恐怖，彻底消灭了“客厅文化”。解放后，刚剐露端倪的文人雅集，在反右派时被扣上“裴多菲俱乐部”，文革时，更被扣上“反动文人黑据点”。节香楼的十年雅集，证明了我国已进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法治时代，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因此，节香楼十年雅集，完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是最具有中国古代兰亭雅集遗韵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客厅文化”。节香楼十年雅集，名士如云，中国文物界、书画界、文学界名人，从东、南、西、北聚集于祖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文化名城广州，聚集在节香楼，玩赏文物、书画，题诗、作画。从90高龄的一代大师，到年富力强的壮年名家、高士，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的栋梁人物。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文物藏品供他们观赏，没有一批同一档次的英才在一起吟诗作画，这样举办的雅集一定失去光彩。回顾节香楼雅集的情况看，从形式到内容，近似兰亭，更胜兰亭。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除了丰富的文物收藏外，一大半也出自谢志峰的人格力量。事实证明，谢志峰的为人成功了，因而，他的著作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他赢得了在学术上的地位，荣获了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世界名人传记文学编辑委员会授予的“世界名人传记文学成就金碟奖”。这一殊荣，没有让致力于文学的作家得手，而却让告别文学、潜心于中国历史文物收藏研究的谢志峰荣摘桂冠。究竟是无心插柳呢？还是谢志峰“敢驾风帆上九天”的凌云壮志，使谢志峰成为事业的成功者呢？读者可在本书里找到答案。
现在，兴收藏的潮流，五花八门的，什么样的收藏全都有。什么像章、牙签、请柬、火柴盒、书签、玩具等等，诸如此类，都因收藏而称“家”，还有收藏几幅现代小名家的字画、几件旧的陶瓷，也说是什么收藏家了。这是不科学的。收藏家应有一个科学的概念。按中国著名典故作家邓逸梅先生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收集了不少名人字画，但我不能成为收藏家，因为集藏和收藏是有区别的，收藏家得有资力，鉴赏眼光，既有质又有量，积成体系。因此，海内外称得起收藏家的寥寥无几。我只能算是集藏。”据查历史，从唐代开始，已有收藏家的词儿，收藏家所指的是收藏古玩、字画、碑帖、古籍、陶瓷、青铜器以及古钱币之类。到了清代，又加上珠宝、杂项共九大类。收藏有序，自成系统，有收藏著录，才算得上收藏家。我在这里所写的谢志峰，就是能容纳上述书画、陶瓷、古玩、玉器、青铜器、杂项六大类于一身的中国当代大收藏家。《羊城晚报》资深的著名记者赵君谋，因为他曾多次参加节香楼雅集和谢志峰的藏品展览，综而观之，在一篇文章中称谢志峰为收藏巨子。
有当代唐伯虎之称的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唐云先生曾很有感慨地说：“我每次到广东，必到谢志峰家看古玩、字画，看了十多年都未看完。我走了全国许多地方，看丁许多民间收藏家的东西，谢志峰的收藏应属第一。”而谢志峰却说，这完全是过奖之词。但我认为谢志峰在文物收藏界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他的收藏品之丰富，品位之高，著作之多，是为人们所公认的。
当然，要成为一位实力派的收藏家也是不容易的。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历史机遇。按照谢志峰的说法，“家学的影响主要是文化的熏陶。家传，主要是喜欢文物、书画、文学历史的兴趣基因。父亲早逝，一贫如洗，留下来的只有不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谈到有关他的收藏历史时，谢志峰说：“我真正开始有系统地收藏古玩、书画、陶瓷，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了。”可以说是历史的机遇：一是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太平盛世；二是香港某大报为我架起了与全国著名书画家联系的桥梁；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文物政策的落实和‘四旧’的解冻；四是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真诚的指导帮助。没有这四个机遇，就没有我今天的收藏研究的成就。事实就是如此，文物收藏的历史机遇就降临在谢志峰头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先知先觉、后之后觉、不知不觉的问题。谢志峰属先先知先觉者。当时，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文物当作“四旧”，属铲除之列。各地文物店都堆放着一大批文革抄家得来的书画、文物。文物店和文管部门的干部把这些放在仓库里的“四旧”，看成是沉重的包袱。粉碎“四人帮”后，从1979年开始，落实文物政策，使“四旧”从仓库中解放出来，按中央当时的政策，凡是抄家的文物，要发还回本人。没有人认领的，可以内部销售处理。因此，各地文物，占都赶快将大批大批的“四旧”处理掉，像卸包袱一样。那时，许多人还对“四旧”心有余悸。“左”的禁锢还未解开，根本没有想到买“四旧”的东西。但谢志峰在其老师容庚、商承祚及邓涛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大量购藏古玩、字画、陶瓷。价格便宜得很。谢志峰也不懂得真假，反正老师说好的，他就买。
他主要靠稿费。有时香港某大报给的稿费，一篇文章可以买好几件字画。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买。谢志峰只不过是沾了老师的光。文物店处理“四旧”文物，还是要凭内销证才能买的。根据规定，内销证只发给文物、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省、市领导中的文物爱好者。拥有此证的也不超过十人。谢志峰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位。其实像容庚、商承祚这几位资深的老收藏家，已对购买文物没有兴趣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抄家，使他们冷。然而，喜欢观赏文物的心还是挺热的，哪里有文物，他们还很喜欢去看一看，有好东西，就叫谢志峰购买。由于经济原因，谢志峰也只能捡那些便宜货。凭老师的眼力，在文物部门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中去寻找。岭南画派的奠基人居廉的扇面画，才3元一幅。康有为的对联，也不过10元钱。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喜爱文物字画的领导也不过一两位，他们喜欢大名头的字画，如八大山人、石涛或扬州八怪。而谢志峰不管大名、小名，他只要看到在胡根天、容庚有关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位的，都购买，特别是地方性的广东乡贤的字画，见到了均不放过。使他的字画收藏逐步形成系列。他从不懂得鉴定到逐步提高识别能力。老师们都毫无保留地将文物鉴定知识传授给他。谢志峰虚心好学，尊师敬老的精神，老师们都特别喜欢。所以老师们看到有什么值得收藏的好东西，都会通知谢志峰。而谢志峰凡是买到有什么心爱的文物，也会送给老师观赏。特别是谢志峰因工作关系出公差比较多，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文物店逛一逛，寻找心中的宝物。如青铜兵器，他多数是从废旧物品商店中的烂铜破铁中寻找出来的。这些不值钱的玩艺儿，不是以件计价的，而是按斤计价。他在容庚、商承祚教授的引导下，以物见史，以物论史地搞了青铜兵器的系列研究。对于陶瓷、古玩亦是这样。谢志峰总是按系列去购藏，缺哪个窑系的，见着就买。开始时，按老师的喜爱去买，后来他发现老师也有偏爱的情况，就改变了以老师的喜爱而喜爱的习惯。积累了经验，就要靠自己了。所以，有时也会买错东西，交了学费，就铭刻于心，从而慢慢地走向成熟，从不懂到懂，从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收藏鉴赏知识亦日趋丰富，练就了一双慧眼。
由于谢志峰具有文学、历史学知识的功底，又有名师的指点，改革开放为他提供了机遇，所以他收藏文物、字画的起点就比常人要高。加上他那顽强的执著精神和善以拜师交友，他很善于广纳百川的知识，不讲门户之见，使他从收藏走上研究之路。从收藏文物、字画、古玩中逐步条理化，即从专项到系列，并藉系列的收藏，从中研究出某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后来胡根天老师看了以后，对谢志峰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公正地写中国书画史，写广东书画史。商承祚对他的青铜兵器的收藏，亦寄予厚望。终于写出了《青铜兵器史》。老师看到学生出了成果亦十分高兴，不断引见全国书画界、文物鉴定界的专家学者给谢志峰认识，以文会友，共同鉴赏谢志峰的藏品，经年积累，谢志峰的名字也为全国文学界、书画界、文物界的大师们所知道，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谢志峰在文物界的地位亦逐步确立。但谢志峰谦和厚道，始终把自己定位为“终身学生”。这不是一种过谦，而是一种志向，一种在追求知识方面永不停歇的标志。谢志峰说：“做一个好老师不容易，而做一个好学生更难。任何好的老师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任何一个好的学生，都有敢于超过老师的抱负。不敢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学生。”言之有理，而且很有辩证法。时代总是要往前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转旧人。毛泽东同志说，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亦是这个道理。历史要向前发展，就得靠一代一代的人去推动。就文物收藏鉴赏的领域来说，断层的情况十分突出。像谢志峰能接得七广东容庚、商承祚这一学者地位，却少之又少了。
谢志峰在拥有的丰富的藏品、拥有老师们给的丰富知识和自己20多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提出了五个鲜明的观点：
一是：打破文物收藏“秘不示人”的传统，提倡“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开放”。
二是：弘扬社会主义收藏道德，提倡“藏宝于民、国宝归国”。
三是：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以物论史，以物见史”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四是：创造出文物系列收藏经验，提出系列收藏的九字诀：“真、精、新、名、稀、珍、帅、大、全”，把系列收藏理论化。
五是：在文物鉴定方面，反对因循守旧，陈陈相因，反对门户之见，取于不齿下问。提倡“多拜师、多读书、多看物、多实践、多思考、多比较而出真知”。他认为鉴定学就是比较学。
以上五个观点，形成了他的文物收藏学说。如果说谢志峰的丰富收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他的收藏学说，是更为宝贵的收藏理论财富。
谢志峰说，文物收藏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比较高层次的文化现象。过去人们有一种历史的偏见，认为玩物必丧志，其实并不尽然，多数还是玩物养志，玩物砺志的。历史上的收藏家亦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权势在手，贪财好胜，占有欲强，以聚财为目的；二是唯利谋物，转手图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私利而收藏；三是为保护、研究而收藏，有鉴赏眼力，多阅传录，每得一物，则终日晤对，日积月累，终有大成。只有第三类，收藏多为国家。综观中国的收藏历史，没有一位的收藏家能过三代。在这个意义上说，谢志峰认为收藏又是缘分，天下哪有不散之筵席？人与人如此，人与物亦这样，文物收藏家对“缘”字，体会更深。缘来则聚，缘去则散。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节香楼收藏文物之丰富，系列之全，品位之高，精品之多，皆尽为物缘。宝物归主，就是如此。但谢志峰反复强调，他的所有藏品，既是受《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又是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国宝归国是他的心愿。
一、收藏缘起，书画为先
翻开中国文物收藏史，基本上都是收藏书画名作的。因为中国书画，文化内涵比较深厚。谢志峰说收藏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缘起于书画，而且谢志峰的老师们多数是以收藏书域为主的。容庚除收藏青铜器外，主要是书画，商承祚亦以青铜器开始，后来又以收藏名家书画为主，兼顾收藏广东的佛山陶瓷，邓涛先生基本上是收藏字画。胡根天先生是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因为他是广州市博物馆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按规定，一生都不搞收藏，但他对书画爱之甚深。所以谢志峰的收藏经历中，首先从收藏书画开始，当然亦兼收其它古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