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与和平》完成的进度很慢，又正值放假期间，我几乎可以说是逐渐看着它完成。我那时才十几岁，而且那时尚未予以命题，我不能了解那幅画的含义，只觉得美得好像希腊神话一般。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一禾教授：“我知道这幅画一定有一个故事，到底是说些什么呢？”一禾先生微微地笑了笑，以他一贯温和的揶揄，回答道：“小丫头，你要是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我这画就是白费心思了！”话是这么说，他还是耐心地向我解说一番，那个持剑的美男子代表什么，围在他身边的美女代表什么，而那几个可爱的胖娃娃又代表什么。自从（民国）三十一年那幅画展览于重庆全国美展之后，我就无缘再见到它，但是，那瑰丽的色彩，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当感谢上苍予以我以如此幸运，使我的生命充满了美丽事物的光辉。
武艺校友吴章采谈到这幅画时，回忆说：唐一禾在画《胜利与和平》时，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模特儿，而且画室十分逼窄，又是在每天课余抽空画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竟能在短期内完成。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唐一禾在这画上不得不使用曲笔，以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深刻的现实内容，而且在画风上与鲁本斯颇为类似，做到了内容与风格一致。这幅画是很引人入胜的，色彩高华，既寓有深刻的象征性，又富有强烈的真实感。尤其是处于暗影里的部分，从人物到建筑的细部，无一不表现得饱满充分。侵略者受伤的躯体，在战火中倾塌的石柱，闪光的长剑……都被刻画得细腻精确。可惜画集的印刷质量太差，许多精彩的长处，都被埋没了。（提起来也很内疚，这画在展出前，曾叫我为它涂一次光油，但是，由于我缺乏经验，涂得太厚，以致展出结束后不久，画面上结了一层满布条条道道的褐黄色的油膜，不知它在印刷前是否已被清除干净。）
《胜利与和平》参加了当年的全国美展，此画一展出，观者无不惊叹为神奇之作，轰动了艺坛。据陈克环回忆，此画当即为成都一富豪所购。其实不然，熊明谦姥姥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此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购去，挂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抗战胜利后熊姥姥用其他名画将其换了回来。解放后，此画存放在北京唐义慧处，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被她单位一机部电器科学研究院的造反派抄家时当做“黄色绘画”弄走了，从此不知下落。一代名家名作，竟是如此命运，艺术之大不幸也。以致八爷唐义慧说：我未能保管好这张画，从那时起，至耄耋之年，朝朝暮暮，憾恨不已。
现在人们只能在画册上一睹其风采了，却无缘与真迹谋面，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遗憾！
1943年创作油画《村妇》，刻画一位四川农妇赶场休息时的茫然神态。是年又创作了油画《穷人》，写出穷人高傲的性格并寄希望于后代，可惜这两幅画到了最后还没有完成。
1944年创作油画《田头送茶》，表现农妇正在田头亲切地给正在干活的丈夫倒茶，流露出真挚而纯朴的感情。这是最后一幅未完成的画。……
关于《村妇》和《穷人》，刘一层作了这样的评述：
村妇背上背着不足月的孩子，篮子里装的是在集市上出卖的母鸡，她的头微微低垂，脸上露出愁惨的表情，画面上没有背景，没有更多的细节。它让人们去思考，一个穷人家的少妇生了孩子，正需要滋补，然而为了全家的生活，却不得不卖掉母鸡，这种社会还有什么合理可言呢？
《穷人》描绘的是祖孙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他们衣不遮体，四处漂泊，老人佝偻着腰背，一手拄着讨饭棍，一手牵着孙子，一步一颤地挨门乞讨，他那由于饥饿深陷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社会的黑暗，不乞求谁的安慰和同情；他已经不再留恋这人生，只有一丝忧虑通过紧闭的唇缝显示出来，那就是不放心身边时常喊肚子饿的孙儿。画家用凝重的颜色处理背景，更加重了这幅画的沉重气氛。眼前的一幕是怎么造成的，是战争？是灾荒？是苛捐杂税？答案似乎就在这黑色的氛围中。
唐一禾在江津时期创作了不少表现劳动人民的作品，以上仅是其中的两幅。他把创作的目光关注着劳动人民，他对民族敌人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劳动人民执着的爱。还有的学生回忆：唐一禾在画一个魁梧朴厚的老农时，对学生说：“我们中国没有被日本人灭亡，靠什么，就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老百姓。”他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也说明他对劳动人民有着强烈的爱和敬重之情。像他这样高度地评价劳动人民，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他在教学中还常去请一些劳动群众甚至是乞丐作模特儿，这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与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和那种纸醉金迷充满都市商品气味的美术品类，有根本的区别。
熊明谦姥姥在《唐一禾先生年谱》中还写道：“唐先生本来还计划作抗战史画，时刻在收集史画资料，准备在抗战胜利后，创作八幅油画，并已大致拟定题材内容，这个计划可惜未能实现。”
回忆唐一禾的创作生活，一方面是辉煌的才华，一方面又留下太多的遗憾。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我曾问熊姥姥：您在江津时期搞绘画创作吗？
她告诉我说：很少画，主要是因为绘画材料十分欠缺，有点材料也想着留给一禾用。
即使这样，唐一禾的许多作品也还是因为材料缺乏而没有完成。
陈克环的记叙中还谈到上面提到的当年她所见的唐一禾为一女学生画的肖像画：“那幅画是我所见过的人像画中最美丽的一幅，可惜那一块画布的质料欠佳，经过若干时日之后，遂至画面变色，一禾教授愤而将画全毁，我听了真觉得好像这世界上损失了一件宝物一般。”
呜呼！艺术家的天才就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没能尽其所能表现出来，是多么让人痛惜的事情呀！
唐一禾做为一个优秀艺术家，受人称道的还有他的精神品格。
唐一禾对当时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对一些奴颜婢膝、逢迎拍马的所谓文人、画家持以嗤鄙的态度，并对某些拿画作为政治资本和发财之道的“画家”们，只是暗自摇头，为之叹息。他自己在生活极其艰苦、日食三餐不足的情况下，安心教学，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人乞怜，不到重庆为自己活动，不以卖画求财。在当时污浊的社会中突出地表现出一个艺术教育家安贫、高洁的节操。这非某些趋炎附势，钻营名利之徒可以比拟的。他那种孤傲的风节，无形遭受到许多不利和不快，但受到同学们的敬佩。
熊明谦姥姥曾对我说过这么一番话：如果真正从艺术造诣来说，在当时唐一禾是高出一批从留法回来的画家们的，但他在社会“名气”上似乎没有某些人高，这是因为他除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外，从不在其他“场面”上“活动”，从不在热闹场合抛头露面，只是守着穷山沟里的穷学校，默默地、专心致志地教学生。
但唐一禾想要“名气”、想得到权贵的青睐的话，机会是很多的。这里仅举一件事例，因为这个事例最能说明唐一禾的高洁义节。
“酒香不怕巷子深”——唐一禾从不刻意为自己扬名，但其肖像画艺术造诣高深，名声却自然不胫而走，誉满山城。学生、朋友都为能得到他为自己作的肖像画为荣。他对于学生、亲友的要求一般都不会拒绝。
但他却拒绝为权贵们画像——哪怕他（她）是多么显赫的人物。
于是，就有这样一幕：
某日，某位神秘人物找到了唐一禾。这个人的来头和“使命”可不一般——他竟是受“第一夫人”之托而专程来找唐一禾的。
他受托找唐一禾，是要请唐一禾去重庆为“蒋夫人”画像。
这在那些希望靠依附、巴结权贵而获取名利、青云直上之徒的心目看来，这是多么荣幸的事呀，这是多么难得的高攀、扬名和获利的机会呀！多少人，想高攀也攀不上呀！
对这种人来说，怕是要万般地受宠若惊了！
让来人吃惊的是，唐一禾却说出一句让人要费点心思才能理解的话，然后拒绝了“第一夫人”的请求。
他说：“我的画是要传的，因此，我画的人也应该要能传的。”
这句话，是以他惯有的轻声细语说出来的，但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这就是唐一禾！
30
唐义慧随家人入川，先到了重庆，陪着母亲住在一位远亲李甘稚家里，李甘稚丈夫曹浩森是国民党军政部的次长。唐义慧在这个家里当家庭教师。李甘稚想要给唐义慧做媒，提了两个人：一个是彭学沛，当交通部长，刚死了老婆；一个是何应钦的随从副官。李说，这两个人，任她挑一个。唐义慧不从。
在李家呆了两个月，她与母亲从重庆来到了江津。
不久，唐义慧离开家人，回到了学校。
北平沦陷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等学校在西安成立西北联大。唐义慧这时入的就是西北联大。因此，她离开家人，去了西安，后来，学校的一部分又搬至陕南的城固县城。她又前往城固，基本是步行去的。“民先”在西北联大成立了“平津区队”，唐义慧代表北平大学，刘天民代表天津北洋工学院，钱万生、张万朴代表北平师大，组成“民先”平津区队的领导机构。（后三人当时都已是共产党员。）唐义慧分工负责宣传，以歌咏、戏剧、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他们组织公开演出，筹得款项支援杨秀峰领导的太行山平津师生游击队。
这是唐义慧在大学的最后一年，1938年8月她就毕业了。她回到江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陪着母亲，过了年把时光。
1939年9月她终于在重庆求精中学觅得教员一职，但因为她经常在学生当中作进步宣传，被反动校长认为“左倾”，只让她教了一个学期，便不再续聘了。她再次失业在家。
1940年2月，一位中学同学介绍她进兵工署材料处任见习化验员，分析兵工材料。她觉得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直接为抗日效力，就去了。进去不到三个月，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兵工署以军事保密为由，强行指令材料处全体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这引起了她的警惕，她没去领“党证”，也不缴“党费”，并很快找到“民先”的领导人，谈了自己对这一行为的反感和处境的苦恼。她找的“民先”领导人是郑代巩、郑登材和肖远健，她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三人其实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听了她的诉说后，对她说：“集体加入国民党只不过是反动派实行的一种‘撒灰”政策，你个人不必为此苦恼气愤，况且你又没领党证，没缴党费。但是你还是设法离开重庆的好。”
离开重庆，到哪里去呢？
他们又对她说：“你还记得刘天民吗？”
刘天民——她当然记得，在西北联大时一起在“民先”平津区队工作过嘛，还能不记得——人高挑俊秀，说话细声细气，人没脾气，同学们称他“大姑娘”。他为人诚恳、老实，还颇有幽默感，工作起来却有一股认真劲，且精明强干，给她的印象不错，她与他相处得也不错。
“刘天民是个素质很好的人，他对你的印象也很好哟！”他们话中带着某种含意。
唐义慧的脸红了起来，心里嗔道：这个刘天民，怎么在别人面前谈对我的印象。
“刘天民现在在西昌工作，那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都是民先成员，希望你能去那里协助他工作——你是否愿意把它作为组织的决定来考虑？”他们进一步说。
“好吧，让我考虑考虑。”唐义慧说。
她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去西昌。
西昌在当时是一个县城，但亦是重庆的陪都。刘天民在那里的电信局工作，担任工程师，正负责筹建电台的工作，一天到晚在山上跑。
唐义慧找到他，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噫！你怎么来了？”
她心里不知道他真是感到意外还是故作惊讶状，于是心里就有些气：“我是来找你算帐的！”
“算帐？算什么帐？”
“你怎么在别人面前乱说我？”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矢口否认。
“没有？你不是大谈对我印象如何如何吗？对我印象如何如何怎么不对我谈，却在别人面前谈。你现在谈呀！”
他红了脸，“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是谈过，是谈过，不过那都是说你的好话，说好话还不行么？”
她有些气恼，又感到好笑：“我现在来了，你看拿我怎么办吧！”
“好办，好办，结婚！我们结婚！”
“你……”“八王爷”不怕碰硬，但在这绵里藏针的“对手”面前却显得无法招架了，真所谓“一物降一物”也。
她和他结了婚，婚礼是刘天民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赵子博主持的。（后来有一次她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志向曾是要做居里夫人，刘天民接过话说：“没想居里夫人没做成，结果成了刘天民夫人。”不过，他也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挨了“八王爷”一个大巴掌。）
婚后刘天民曾奉“八王爷”旨意，晋见大舅哥唐义精。他拿把旧纸伞，穿了件袖口领口都露了毛边的旧长衫，但浑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见了面话语不多，举止文雅。唐义精暗暗称赞：“八妹有眼力，找了个好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