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故乡与家族
外公出生在太湖之滨的无锡。
无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从传说战国末年因锡山锡铅枯竭被王翦取名“无锡”，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但无锡地区的历史还可上溯到三千一百年前的商朝末年，泰伯、仲雍来到无锡的梅里，与土著一样“断发文身”，筑城而号“句吴”，这可算是无锡文明的发祥。
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气候温和、土地肥腴、物产丰饶，是中外闻名的鱼米、蚕丝之乡。京杭大运河绕境而过。十九世纪末，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位于沪宁铁路中段的无锡城，成为重要商埠，人称“小上海”。
无锡还是江南的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名士辈出。略略举来，有唐代写下千古传诵的《悯农》诗章而获有“悯农诗人”誉称的李绅；有晋代名垂千古的画苑三杰顾恺之、倪瓒、王绂；有明清时期的大批文化名人，如教育家、文学家邵宝、历史学家计六奇、《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者顾祖禹、铜活字印刷的杰出代表安国、剧作家杨潮观、词作家顾贞观等等；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有徐寿、华薇芳、薛福成、胡雨人等；现代更可谓群星灿烂、举不胜举。
还应一提的是，无锡东门苏家弄内，有一座极普通的清一色硬山式的建筑，它就是我国著名的古代书院——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副名满天下的对联，就是明朝别号东林先生的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撰。明万历天启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就汇集在这里传播理学，发表政见，为匡救时弊、刷新政治而进行不屈的斗争。黄宗羲曾称道说：“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钟灵毓秀的无锡，人文荟萃，代有奇才。
1989年8月，为了探访外公的故乡，我来到了无锡。
无锡确是一座风景秀美、人文气息浓郁的城市。我游览了山形奇丽、林石幽秀、境界清幽、素以“名山胜泉”著称的惠山，和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江南园林中独树一帜的秦氏“寄畅园”，还有著名的“天下第二泉”；我也曾乘坐游船，观光太湖，领略了太湖那既有内湖明媚秀丽之态、又有海滨的雄伟壮观之势的旖旎风光。在太湖之滨的鼋头渚陡峭的悬崖石壁上，刻着“包孕吴越”四个浑厚有力的大字，使人联想到太湖孕育的古代灿烂的吴越文化。步行游鼋头渚，当我走出一片浓郁的竹林，湖天一色之间，蓦然看见的是一块巨大的标牌，上书“中华富强，世界和平”八个大字，再仔细一看，还有“陆定一”的署名——哦，原来是外公的题词。它表达的是当代太湖儿女的美好理想。
我也曾在无锡市区的大街小巷穿行，在外公读过书的“崇文寺小学”的大门前驻足（因放假校门上了锁），在古老的运河边暇想；我还寻找到了外公在城内的故居——西河头28号那一进有四套房子的住宅，（当时还住着外公的弟媳杨剑华和同父异母的弟弟陆正一）；我也走访了当地的党史部门、档案部门，查阅了有关资料；我之所以穿梭般地往来，是想寻觅到小时候外公当年在故乡生活的踪迹。但没有多少收获，我只能在想象中去体验过去时代的生活。不过，这有助我对古城的了解，并引发了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这里的人文传统对于外公的精神品格有着什么样的关联？环境影响人，特别是作为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深层部分的人文传统、人文气氛，“润物细无声”，它会渗透到人的骨髓，化入灵魂。它也许不一定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意识，但就会溶合于主体意识之中，构成一个人的特有的精神品格。所谓“地灵人杰”，正是古城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这里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才杰，也包括外公这样的“秀才型”的革命家。外公不同于其他革命家的独特精神风貌，与他的故乡的这种文化底蕴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
我又乘坐公共汽车，出了城，来到了北效十几公里处的陈家桥村。这里，是无锡县（现为锡山市）西漳镇政府的所在地。
陈家桥地外一脉平川，放眼远望，可见惠、锡二山遥遥相对，似一条起伏腾跃的青龙隆起的身躯。村子四周有广阔的田畴，弯弯的河流，如镜的池塘，呈现一派秀丽的江南田园风光。
陈家桥，就是外公的出生之地。
公元1906年6月9日，在陈家桥老陆巷的一座颇有气派的砖瓦大宅里，外公呱呱坠地。
我在村民陆忠明的引领下，来到了老陆巷的外公的祖屋前。这本是一套三进的深宅，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残垣断壁。前后的房屋都已倒塌，只剩下中间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出这是二层楼房。里面还有一家村民住着，阳台上晒着衣服，但却没有人在家。我们从边墙的一个狭小的木楼梯上到二楼的木质的回廊式的阳台上，看见楼上几间屋子门都锁着。陆忠明指着北侧的那个门，说外公就是出生在那间屋子里。我试图推开一条门缝看看里面的情形，但缝太小，光线太暗，什么也没看见。
除了那仅存的几间屋子，这里实际上已是破败的遗迹。面对这一片残垣断壁，我不禁生出一种感慨：当年这里曾经是富贵之家，有过荣华和光耀，不想出了叛逆之子，却来荡涤它生存的基础。旧的根基就这样坍塌了，昨日的荣耀化做了废墟。这，大概是这个家族没想到的。
我对着这片废墟拍了几张照片，算是做个纪念吧。
废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废墟。
接下来到镇子的其他地方参观。西漳镇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城镇，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还建有影剧院，我还看见“西漳影剧院”与“江南清洗机厂”的两处外公的题字。
外公自参加革命后就与家庭决裂，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晚年76岁时，才重返陈家桥，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园。正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周骏如、陆忠明在《故乡行——追忆陆定一同志回家乡时的一些片断》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那一天，是1982年11月13日，“这是天高气爽的秋天，和煦的阳光给人温暖。陆老一踏上故乡土地，心情格外的舒畅，对家乡倍感亲切。回忆起童年家乡贫穷落后的情景。在改革的年代里，家乡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原西漳镇街上只有三、四家小商店，龟缩在一条不到2米宽50米长的内弄。现在西漳镇街道宽阔，楼房林立，绿树成荫，店内商品琳琅满目，使这个古镇，焕发新的青春。‘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旧貌。’陆老感慨万千地说。之后，在1987年6月他还为西漳镇党委编拍的介绍西漳镇工农业生产的资料片写下了‘喜看西漳在前进’的题词。”“乡亲们听到陆老回到故乡的消息，男男女女纷纷跑出家门，霎时间，人流如潮，从四面八方向陆老涌来。陆老频频向乡亲们挥手，慈祥地微笑着，亲切地问候大家：‘乡亲们好。’家乡人民把陆老看作是自己的亲人无所不谈……陆老回故乡，还亲自察看了旧居，不时搜索儿时的记忆，童年的生活情景历历在目。”
外公生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富豪之家。
陆氏家族是无锡的名门望族。
早在魏晋年间，就有江东四大族之说。这四大族是：顾、陆、朱、张。
外公为陆氏第八十世孙。
从陆氏世谱上看，从外公的高祖父陆毓秀（第七十六世），到曾祖父陆敦善、祖父陆蓉第，都有“太学生”之称，并且都受到朝庭赐封，如陆毓秀：“二品封典赐赠通奉大夫”；陆敦善：“布政司理问加五品衔二品封典诰授通奉大夫”；陆蓉第：“候选州同二品封典诰授通奉大夫。”这些衔头大概是封建社会用来装门面的东西。是怎么弄来的，现在难以弄清楚了。
外公的祖父陆蓉第，字企贤，号希泉。据外公说，他没多少文化，大概读过私塾，能打几手拳。在他未结婚以前，虽说家境殷实，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富农的家底。后来一家姓胡的地主将女儿嫁给他，在带过来的嫁妆中，包括土地三十亩。这样，成婚后他一下子成了地主。一个大地主会相中一个富农家庭的儿子为乘龙快婿，在十分讲求门当户对的封建农村，如果不是看中他的才干，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地主看不起富农。”外公说。后来的景况确实说明陆蓉第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理财和发家致富的人。他自认为平生得意之作是“得地”（即买地）。
外公说：祖父是反对太平天国的，所以是反革命。
根据史料记载，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称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军在长江上游与清军交战的同时，又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3月起，向江浙地区发动了进攻，先后占领了苏南及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苏福省。当年5月30日，太平军攻克了无锡、金匮两县，直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12月12日才撤走。外公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时，祖父就带领全家跑到江北去了，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才回来。据说回来后他给皇帝写了“治平册”，究竟有没有这个东西，不知道，没看见过。
陆蓉第除收地租外，还经营稻米生意。无锡很早就是个米稻产区，也是个米稻集散地。由于各种条件，至清末民初，它跃居全国四大米市之一。陆蓉第拥有运粮的船只和碾米厂，由水路从外地运进稻谷，然后加工成大米，再卖出去。地租加上经商，使陆蓉第很快成为无锡的大户之一。他除了乡下的房子外，还在无锡城里的西河里建了豪宅。
陆蓉第生了四个儿子。老大陆瑛，字景山，读过私塾，后长期患病在家。老三陆佐运，字松笙，别号四端居士，长洲县优附贡生，法官养成所肄业。父亲年老后，主要由他掌管家政。老四陆藩，字振华，父亲不培养他念书，因此据说他终生对父亲不满。
老二陆澄宙，字松琴，就是外公的父亲。陆澄宙很有才气，重学问，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曾中秀才和优附贡生。但随后旧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废除，读旧学经书不再有任何前途，要在仕途上求进就要读新式的学校。当时新式学校有两种，一种是师范，一种是政法。陆澄宙选择了后者，考上了南京法律学堂。毕业后曾去北京找事做。家庭曾一度不同意他外出，但他自主意识十分强烈，不愿呆在家里依杖父辈的产业过日子，而主张自己出去闯生活、干事业。他到北京后，曾当过崇文门监督（税务官）、法部主事，后来又继续求学，就读于日本人办的京师法律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
陆澄宙此时已经结婚，娶杨氏，生一女。杨氏亡，遂又娶顾氏，并生下外公陆定一兄妹四人。外公排行第三，上有姐姐陆婉巽，哥哥陆坤一，下有弟弟陆亘一。
第二节动荡的童年
外公生在西漳乡下，出生后却生活在无锡城里。但外公的童年在无锡度过的时间并不长。他三岁的时候，父亲正在京师法律学堂念书，母亲就带着他们几个孩子到北京父亲身边住。他们坐火车从无锡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到天津，然后又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旅途迢迢，一路辗转，幸亏有陈奂生和无锡藉在北京工作的小儿科大夫诸福棠（后为名医）与他们同路，才使他们母子们平安到达目的地。
到北京后，父亲将全家安顿在太平街的一条胡同里。当时北京分内城和外城，内城是满洲人和达官贵人住的地方。太平街在外城，是一条很长的街道。
大概因一路颠波和劳累，母亲早产生下一女孩，但女孩刚生下来就死了，用小罐子装了放在广场的一个停棺堂里。母亲很伤心，带着孩子们去祭她。外公对这事到晚年还有印象，说当时看到苍蝇爬到祭饭上面，他就想这是小妹妹来吃饭了。
外公和姐姐、哥哥一起被送到蒙馆读书，读得是戊戌政变后中国第一部新式的教科书。第一课：“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第二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教科收是新式的，但教师的教学方法却仍是老式的，管教很严，读不好就会用板子打掌心。姐姐比外公大四岁，经常挨板子。外公却聪颖过人，一教就懂，一背就熟，从来未挨过板子。但他很可怜姐姐，每逢姐姐挨板子，就心疼极了。
我在西漳镇陈家桥时与村子里的人交谈，说起外公小时候读书的事情，了解到村子里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外公小时候读书很聪明，读得轻松了就有闲暇做小动做，玩恶做剧，即趁教书先生打磕睡时，外公悄悄跑到先生身后，把先生的辫子绑到椅背上，先生的头磕得重时，就会被辫子拉醒，醒来但不知道辫子是谁绑的，于是就惩罚大家，加重大家背书的份量，但外公背得轻松，却苦了其他学生。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能说明外公读书的聪明、童心的顽皮，用来拍电视剧准是个好情节，但它的真实性却难以考证。
在依照教科书按部就班的教学进程中，外公显得轻松自如。到了5岁，在他有了一定的识字基础之后，父亲就要他读《三国演义》。
在当时，《三国演义》是满洲贵族子弟必读之书。
但父亲从不教他，要他自己读。“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段一段地读，读过后，还要把所读的内容口述给父亲听。
这种高起点的识读要求，也许是不合正统的儿童识字教学规范的，但它对于外公来说，却收益匪浅——拓宽了识字面和知识面，培养了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锻炼了记忆力。所有这些，为他在以后失学的情况下自学阅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