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惊呆了——啊!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母亲吗?她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
三个孩子不禁同时向他们的母亲奔扑了过去。
“妈妈!”
“妈妈!”
“妈妈!”
“……”
“妈妈,我们……来看您来了,您……好吗?”
“我……好……”严慰冰嘴唇痛苦地颤抖着,声音微弱地回答孩子们。然后说的一句话是:
“你们被允许来看我,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鞠躬!”
长久的分离,把一切都放大了。亲人们相见,互相看到的是现今和往昔的不同。经过一场浩劫、动乱,各自的身心都烙上了深深的苦难的印记。
母子们相对哽咽,眼泪忍不住潸然而下,多日来想好要说的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由于监狱方面的规定,严慰冰没有问丈夫的情况,但她还是问起姥姥和姨们的消息,可是孩子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能简单地向母亲汇报了这些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又讲了林彪、叶群叛国投敌,最终在温都尔汗自我爆炸的情况。
严慰冰不知这次与孩子们见面后是否还能再次相逢,但她对生活又充满着希望。她拿出一个小纸包,用颤抖的手将它打开,里面是三粒苹果籽。
她说:“监狱中很少有水果吃,这是我保存的三粒苹果种子。我很想念家乡。家乡不产苹果,以后科学发达了,希望你们能把我保存的这三颗苹果籽种在江南,让它们开花、结果,以了就我对家乡和亲人们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她再三叮嘱:“不要忘了呀!千万不要忘了呀!”
见面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这一小时过得真快呀!
“时间到了,快走!”
看守的一声吼叫,竟如同晴空响起的一声霹雳!母子们从沉重的泣饮中惊醒,不知所措。
三个孩子用嘶哑的声音喊道:
“妈妈,再见了,您多保重!”
孩子们被看守引走了。他们一步一回头,他们多么想多看几眼可怜的、不知何日还能相见的母亲呀!
严慰冰呆呆地看着孩子们那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空落落的......
铁门随之关上了……
母亲坐牢十三年,就见了这一面,以后再也不让见了。而父亲,就一次也未见着。
当他们提出要见父亲,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考虑了你们的意见,但你们的父亲不愿意见你们。”
不愿意?怎么会不愿意?
“不愿意,你们做做工作嘛。”
“我们做了工作,但未做成。”
为什么父亲会不愿意见面呢?莫非是怕牵连子女,或者......
兄妹们百思不得其解,就商量给父亲写信,要说服父亲能同意与他们见面,并商定各人写各人的,看谁最有说服力。
陆德写道:爸爸,您对革命是有功劳的,您坚持百家争鸣决不是什么反动路线……
陆健写道:爸爸,犯了错误,改正了就好了……
陆瑞君在信中不说这些,只是恳求父亲能同意见面。
她和陆健还劝陆德别那样写,怕惹来麻烦。但陆德不听。
信写好后只能交专案组转送。
他们还以为专案组会把信转交给父亲。然而,陆德的信果然惹下了祸——专案组要他们兄妹三人去“谈话”。陆德不予理睬。陆瑞君和陆健去了,被专案组的人大骂了一通,说他们的信是在为反动父亲鸣冤叫屈……
挨了训回到家里,他们二人埋怨陆德不听劝告,闯下了祸,弄得信转不成,还挨训。
陆德不接受:噢,把责任推给我呀……
兄妹们争吵了一番,最后却又抱头痛哭……
这凄惶的日子呀!
他们后来还写过不知多少信,向有关组织反映情况要求解决父母的问题。手写麻了,信一封又一封发出去,他们便又掰着手指头计算着日子,等待、期盼着回音……
然而,这些信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苦难呵,难道就这样永无尽头?
不能、不能就此罢休!
1975年,兄妹们又商量写信的事,却又觉得照老样子写来写去,恐怕仍会是毫无奏效的。总结“经验”,最后想到:何不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对,要写就写给毛主席!
主意打定了,但怎么写呢?
“对了!”不知谁想起来了,“毛主席在他的文章和诗词里,不都喜欢用些‘典’吗?我们何不也找一个‘典’呢!”
想呀想呀……他们“开动机器”,苦思冥想了一番,终于,“典”有了!就把“涸辙之鲋”这个典用上去,或许能感动毛主席。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发慈悲,来点恻隐之心,父母亲就有出狱的指望了。
兄妹们可怜巴巴又满怀希望,要向毛主席捧出破碎、滴血的心。他们熬去一个夜晚,斟字酌句,反复推敲,将痛苦、祈求、希望连同泪水一起洒在信笺上……
东方发白的时候,一封信终于写好了。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信,泪水同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讯!我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决不会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了下去,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他们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斗升之水。只要能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德
陆健敬上
陆瑞君
信发出去后,他们又开始掰着指头算日子。
等呀,盼呀……
等到的是中共中央25号文件。
这份红头文件是专案组召集他们宣读的,于是他们知道父亲被定了三大罪名,并被“永远”开除了党籍。
毛主席还真的看到了他们的信,并在25号文件上亲笔批示:
“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
毛主席对“涸辙之鲋”还真动了恻隐之心,文件上不是说,放父亲出狱,送回老家么!但这是否是他们信中的“典”起了作用,那就不得而知了。
看了文件,兄妹们哭了:总算放人了,“涸辙之鲋”,本就指望不高,“但求斗升之水”而已,只要一条生路,回故乡总比关在牢里好哇!
于是他们又开始打听故乡的消息。
但问遍无锡的熟人和各级机关,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故乡根本没有父亲的踪影!
既然是“放回老家”,咋不见人?
他们只好又去问专案组。
专案组的人回答:“他自己不愿意出来。”
哦,天下还有这等事:坐牢的人不愿意出牢!
哪怕真是这样,为什么抓人的时候不征求本人的意见,而放人的时候却这样“尊重”本人的意见呢?
咄咄怪事,荒唐年头的咄咄怪事!
但不管怪呀不怪的,事实是:人仍然被关着。
怎么连中央的红头文件也说话不算数了?
群众之间对中央的决议也产生疑问:“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来资助革命,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照此逻辑,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从那里不断寄钱给马克思,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了?”
熟谙历史的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质问:如果陆定一是叛徒、内奸,那么1947年3月他保护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时,他身为中央纵队的政委,而当时中央纵队内部空虚,警卫部队仅有一个营的兵力,怎么胡宗南二十万大军层层围追堵截,几个月内硬是抓不住毛泽东。陆定一在历史上是有“护驾”之功的,古人云:“功莫大于救驾”。怎么连救驾的功臣也要被治于死地呢?
说他是“内奸嫌疑”,既是“嫌疑”,不是没查清吗,怎可定罪?中央的这个文件,水平也太差了!
……
在众多的疑问和不解中,人们归结到同一个答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
疑惑之后,却也为陆定一松了口气:总归是熬过来了,回老家也好,月有二百,日子会过得不错。
许多老同志对此也深信不疑,见着兄妹们都要问:听说你们的父亲放出来了,咋不见人?真的回老家去啦?
一次次遇到这样的问话时,兄妹们不知做何回答——悲苦难言哪!
第十节归去来兮,胡不归?
还是来看看狱中外公的真实情况吧。
1975年12月24日,专案组全体六人,来到了监狱,由专案组组长向外公宣布: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12月11日,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你的党籍。
组长没有读决议,但读了“×××××(这五个字外公没有听清楚)第一委员会”的一个文件,列举他的罪状三项十三条,这是开除他的党籍和给他定罪的根据。
他们所搜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根据”呢——
第一条罪状:世代做官;
第二条罪状: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两面有人也好”;
第三条罪状:陆在二十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门第”一句;
第四条罪状:陆写过一个字据,接受父亲遗产。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一顶帽子:“阶级异己分子”。
第五条罪状:陆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又说秦只有十七年。这是反党。
第六条罪状:1959年庐山会议前,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这是反党。
第七条罪状:陆对其弟陆亘一十六岁的变节行为写得轻了。这是反党。
第八条罪状:陆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这是反党。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二顶帽子:“反党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条,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话或半句话,与陆在刑讯逼供时的假供词中的一句话或半句话相同或相似。
第十三条罪状: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的破坏,是从陆所知道的唯一的机关开始的。
以上五条罪状,合成第三顶帽子:“重大内奸嫌疑”。
这就是他们给他定罪的“根据”!
就凭这满纸荒唐、胡编乱造的东西,竟然可以给人定罪!
然而,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
荒唐年代的荒唐政治!
专案组长念罢文件,然后又宣布:中央决定放你出狱,离开北京回老家,每月发给二百元生活费。
专案组长还再三说:开除你的党籍的中央文件已下发全国。
听罢宣布的内容,外公立即提出质问:“‘重大内奸嫌疑’——‘嫌疑’怎么可以定罪?怎么就能开除我的党籍?还要不要重证据?”
这连珠炮式的发问,弄得专案组一伙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们赶紧喝他回牢房去,他站定不走,继续义正辞严地申辩。专案组六人理屈词穷,招架不住,只好自己开溜。
外公对三项十三条不服,对开除党籍不服,要求看中央的文件,并写答辩,依照党章给予的权利进行申诉。
次日,他经过监狱方面向专案组催要文件和纸笔,专案组不理。写检查有纸笔,写这个就不给了,无理剥夺了他本该应有的申诉的权利。
没有纸笔,外公就口头申诉,要专案组的头儿听并写下来。他将审查委员会的污蔑不实之辞逐条逐句加以驳斥。专案组的头们每次听后都是哑口无语,听完拔腿就溜。
就这样,他坚持答辩将近一年,弄得专案组的头儿怕跟他照面了,只好派一个一般人员来应付。
直至1976年4月,他见专案组毫无动静,就要求先行出狱,出狱后再行答辩。
专案组回答他:“是你自己不要出狱的。”
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外公未获出狱的原因才真相大白。原来,当专案组和“四人帮”得知陆定一仍坚持申诉后,生怕这个重大冤案被世人得知,匆忙商定:不能放他出去,把他永远关在监狱里,要申诉不给纸笔,不给上呈,口头申诉,也不留下字据和材料,就这样拖他,拖死为止。并三令五申:要造假象,绝不能让外界知道,以免承担不执行中央决议的责任。
就这样,专案组不仅剥夺了他看文件和写答辩的权利,而且把中央放他出狱的决定也私下否定了,所用的手法象无赖一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外公提出要直接写信给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要求恢复党籍,并进行申诉。专案组听说后,于1977年4月派四人到监狱,讯问他写信的内容。接着有以下一段对话:
陆定一:“看有关开除我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这个文件,全国无论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准看。”
“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你们的组织叫什么第一委员会,我没有听清楚,请告诉我。”
“不告诉你。”
专案组领导人的法西斯行径令人发指。依照毛泽东和周恩来1972年12月向在狱人员宣布的指示,在狱人员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但要控告专案组,就得向他们要纸笔,并由他们转交,他们当然不允。所以长期以来专案组可以一手遮天,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正因为外公坚持申诉,所以中央的红头文件中放他出狱的决定专案组也不执行了,他仍然被关着。
他维护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和权利。在他看来,这种生命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比肉体的生存和监外的自由更加重要、更加宝贵。
因此,他所面临的仍然是漫漫无期的监禁,一个又一个昏冥的白天和黑夜。
1976年,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大动乱的历史。然而,对于外公来说,“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他的磨难生涯的结束。“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仍然紧紧地套在他的头上——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
1977……
1978……
在秦城的在狱犯人簿上,仍然留存着68164这个编号。
在一个又一个深沉的夜晚,老人常常难以入眠。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打从选择革命的道路,艰苦奋斗半个世纪,始终抱定鞠躬尽瘁,奋斗到底的决心。这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心低无私天地宽”,现在虽含冤忍辱,而胸中是坦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