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惊呆了——啊！难道这就是自己的母亲吗？她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
三个孩子不禁同时向他们的母亲奔扑了过去。
“妈妈！”
“妈妈！”
“妈妈！”
“……”
“妈妈，我们……来看您来了，您……好吗？”
“我……好……”严慰冰嘴唇痛苦地颤抖着，声音微弱地回答孩子们。然后说的一句话是：
“你们被允许来看我，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鞠躬！”
长久的分离，把一切都放大了。亲人们相见，互相看到的是现今和往昔的不同。经过一场浩劫、动乱，各自的身心都烙上了深深的苦难的印记。
母子们相对哽咽，眼泪忍不住潸然而下，多日来想好要说的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由于监狱方面的规定，严慰冰没有问丈夫的情况，但她还是问起姥姥和姨们的消息，可是孩子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能简单地向母亲汇报了这些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又讲了林彪、叶群叛国投敌，最终在温都尔汗自我爆炸的情况。
严慰冰不知这次与孩子们见面后是否还能再次相逢，但她对生活又充满着希望。她拿出一个小纸包，用颤抖的手将它打开，里面是三粒苹果籽。
她说：“监狱中很少有水果吃，这是我保存的三粒苹果种子。我很想念家乡。家乡不产苹果，以后科学发达了，希望你们能把我保存的这三颗苹果籽种在江南，让它们开花、结果，以了就我对家乡和亲人们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她再三叮嘱：“不要忘了呀！千万不要忘了呀！”
见面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这一小时过得真快呀！
“时间到了，快走！”
看守的一声吼叫，竟如同晴空响起的一声霹雳！母子们从沉重的泣饮中惊醒，不知所措。
三个孩子用嘶哑的声音喊道：
“妈妈，再见了，您多保重！”
孩子们被看守引走了。他们一步一回头，他们多么想多看几眼可怜的、不知何日还能相见的母亲呀！
严慰冰呆呆地看着孩子们那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空落落的......
铁门随之关上了……
母亲坐牢十三年，就见了这一面，以后再也不让见了。而父亲，就一次也未见着。
当他们提出要见父亲，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考虑了你们的意见，但你们的父亲不愿意见你们。”
不愿意？怎么会不愿意？
“不愿意，你们做做工作嘛。”
“我们做了工作，但未做成。”
为什么父亲会不愿意见面呢？莫非是怕牵连子女，或者......
兄妹们百思不得其解，就商量给父亲写信，要说服父亲能同意与他们见面，并商定各人写各人的，看谁最有说服力。
陆德写道：爸爸，您对革命是有功劳的，您坚持百家争鸣决不是什么反动路线……
陆健写道：爸爸，犯了错误，改正了就好了……
陆瑞君在信中不说这些，只是恳求父亲能同意见面。
她和陆健还劝陆德别那样写，怕惹来麻烦。但陆德不听。
信写好后只能交专案组转送。
他们还以为专案组会把信转交给父亲。然而，陆德的信果然惹下了祸——专案组要他们兄妹三人去“谈话”。陆德不予理睬。陆瑞君和陆健去了，被专案组的人大骂了一通，说他们的信是在为反动父亲鸣冤叫屈……
挨了训回到家里，他们二人埋怨陆德不听劝告，闯下了祸，弄得信转不成，还挨训。
陆德不接受：噢，把责任推给我呀……
兄妹们争吵了一番，最后却又抱头痛哭……
这凄惶的日子呀！
他们后来还写过不知多少信，向有关组织反映情况要求解决父母的问题。手写麻了，信一封又一封发出去，他们便又掰着手指头计算着日子，等待、期盼着回音……
然而，这些信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苦难呵，难道就这样永无尽头？
不能、不能就此罢休！
1975年，兄妹们又商量写信的事，却又觉得照老样子写来写去，恐怕仍会是毫无奏效的。总结“经验”，最后想到：何不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对，要写就写给毛主席！
主意打定了，但怎么写呢？
“对了！”不知谁想起来了，“毛主席在他的文章和诗词里，不都喜欢用些‘典’吗？我们何不也找一个‘典’呢！”
想呀想呀……他们“开动机器”，苦思冥想了一番，终于，“典”有了！就把“涸辙之鲋”这个典用上去，或许能感动毛主席。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发慈悲，来点恻隐之心，父母亲就有出狱的指望了。
兄妹们可怜巴巴又满怀希望，要向毛主席捧出破碎、滴血的心。他们熬去一个夜晚，斟字酌句，反复推敲，将痛苦、祈求、希望连同泪水一起洒在信笺上……
东方发白的时候，一封信终于写好了。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信，泪水同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讯！我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决不会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了下去，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他们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斗升之水。只要能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德
陆健敬上
陆瑞君
信发出去后，他们又开始掰着指头算日子。
等呀，盼呀……
等到的是中共中央25号文件。
这份红头文件是专案组召集他们宣读的，于是他们知道父亲被定了三大罪名，并被“永远”开除了党籍。
毛主席还真的看到了他们的信，并在25号文件上亲笔批示：
“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
毛主席对“涸辙之鲋”还真动了恻隐之心，文件上不是说，放父亲出狱，送回老家么！但这是否是他们信中的“典”起了作用，那就不得而知了。
看了文件，兄妹们哭了：总算放人了，“涸辙之鲋”，本就指望不高，“但求斗升之水”而已，只要一条生路，回故乡总比关在牢里好哇！
于是他们又开始打听故乡的消息。
但问遍无锡的熟人和各级机关，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故乡根本没有父亲的踪影！
既然是“放回老家”，咋不见人？
他们只好又去问专案组。
专案组的人回答：“他自己不愿意出来。”
哦，天下还有这等事：坐牢的人不愿意出牢！
哪怕真是这样，为什么抓人的时候不征求本人的意见，而放人的时候却这样“尊重”本人的意见呢？
咄咄怪事，荒唐年头的咄咄怪事！
但不管怪呀不怪的，事实是：人仍然被关着。
怎么连中央的红头文件也说话不算数了？
群众之间对中央的决议也产生疑问：“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来资助革命，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照此逻辑，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从那里不断寄钱给马克思，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了？”
熟谙历史的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质问：如果陆定一是叛徒、内奸，那么1947年3月他保护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时，他身为中央纵队的政委，而当时中央纵队内部空虚，警卫部队仅有一个营的兵力，怎么胡宗南二十万大军层层围追堵截，几个月内硬是抓不住毛泽东。陆定一在历史上是有“护驾”之功的，古人云：“功莫大于救驾”。怎么连救驾的功臣也要被治于死地呢？
说他是“内奸嫌疑”，既是“嫌疑”，不是没查清吗，怎可定罪？中央的这个文件，水平也太差了！
……
在众多的疑问和不解中，人们归结到同一个答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
疑惑之后，却也为陆定一松了口气：总归是熬过来了，回老家也好，月有二百，日子会过得不错。
许多老同志对此也深信不疑，见着兄妹们都要问：听说你们的父亲放出来了，咋不见人？真的回老家去啦？
一次次遇到这样的问话时，兄妹们不知做何回答——悲苦难言哪！
第十节归去来兮，胡不归？
还是来看看狱中外公的真实情况吧。
1975年12月24日，专案组全体六人，来到了监狱，由专案组组长向外公宣布：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12月11日，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你的党籍。
组长没有读决议，但读了“×××××（这五个字外公没有听清楚）第一委员会”的一个文件，列举他的罪状三项十三条，这是开除他的党籍和给他定罪的根据。
他们所搜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根据”呢——
第一条罪状：世代做官；
第二条罪状：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两面有人也好”；
第三条罪状：陆在二十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门第”一句；
第四条罪状：陆写过一个字据，接受父亲遗产。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一顶帽子：“阶级异己分子”。
第五条罪状：陆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又说秦只有十七年。这是反党。
第六条罪状：1959年庐山会议前，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这是反党。
第七条罪状：陆对其弟陆亘一十六岁的变节行为写得轻了。这是反党。
第八条罪状：陆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这是反党。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二顶帽子：“反党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条，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话或半句话，与陆在刑讯逼供时的假供词中的一句话或半句话相同或相似。
第十三条罪状：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的破坏，是从陆所知道的唯一的机关开始的。
以上五条罪状，合成第三顶帽子：“重大内奸嫌疑”。
这就是他们给他定罪的“根据”！
就凭这满纸荒唐、胡编乱造的东西，竟然可以给人定罪！
然而，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
荒唐年代的荒唐政治！
专案组长念罢文件，然后又宣布：中央决定放你出狱，离开北京回老家，每月发给二百元生活费。
专案组长还再三说：开除你的党籍的中央文件已下发全国。
听罢宣布的内容，外公立即提出质问：“‘重大内奸嫌疑’——‘嫌疑’怎么可以定罪？怎么就能开除我的党籍？还要不要重证据？”
这连珠炮式的发问，弄得专案组一伙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们赶紧喝他回牢房去，他站定不走，继续义正辞严地申辩。专案组六人理屈词穷，招架不住，只好自己开溜。
外公对三项十三条不服，对开除党籍不服，要求看中央的文件，并写答辩，依照党章给予的权利进行申诉。
次日，他经过监狱方面向专案组催要文件和纸笔，专案组不理。写检查有纸笔，写这个就不给了，无理剥夺了他本该应有的申诉的权利。
没有纸笔，外公就口头申诉，要专案组的头儿听并写下来。他将审查委员会的污蔑不实之辞逐条逐句加以驳斥。专案组的头们每次听后都是哑口无语，听完拔腿就溜。
就这样，他坚持答辩将近一年，弄得专案组的头儿怕跟他照面了，只好派一个一般人员来应付。
直至1976年4月，他见专案组毫无动静，就要求先行出狱，出狱后再行答辩。
专案组回答他：“是你自己不要出狱的。”
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外公未获出狱的原因才真相大白。原来，当专案组和“四人帮”得知陆定一仍坚持申诉后，生怕这个重大冤案被世人得知，匆忙商定：不能放他出去，把他永远关在监狱里，要申诉不给纸笔，不给上呈，口头申诉，也不留下字据和材料，就这样拖他，拖死为止。并三令五申：要造假象，绝不能让外界知道，以免承担不执行中央决议的责任。
就这样，专案组不仅剥夺了他看文件和写答辩的权利，而且把中央放他出狱的决定也私下否定了，所用的手法象无赖一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外公提出要直接写信给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要求恢复党籍，并进行申诉。专案组听说后，于1977年4月派四人到监狱，讯问他写信的内容。接着有以下一段对话：
陆定一：“看有关开除我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这个文件，全国无论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准看。”
“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你们的组织叫什么第一委员会，我没有听清楚，请告诉我。”
“不告诉你。”
专案组领导人的法西斯行径令人发指。依照毛泽东和周恩来1972年12月向在狱人员宣布的指示，在狱人员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但要控告专案组，就得向他们要纸笔，并由他们转交，他们当然不允。所以长期以来专案组可以一手遮天，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正因为外公坚持申诉，所以中央的红头文件中放他出狱的决定专案组也不执行了，他仍然被关着。
他维护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和权利。在他看来，这种生命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比肉体的生存和监外的自由更加重要、更加宝贵。
因此，他所面临的仍然是漫漫无期的监禁，一个又一个昏冥的白天和黑夜。
1976年，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为期十年的大动乱的历史。然而，对于外公来说，“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他的磨难生涯的结束。“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仍然紧紧地套在他的头上——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
1977……
1978……
在秦城的在狱犯人簿上，仍然留存着68164这个编号。
在一个又一个深沉的夜晚，老人常常难以入眠。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打从选择革命的道路，艰苦奋斗半个世纪，始终抱定鞠躬尽瘁，奋斗到底的决心。这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心低无私天地宽”，现在虽含冤忍辱，而胸中是坦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