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杀鸡给猴看”——1975：寒潮
1975年到了！
这一个新的年头，春天的步履刚刚踏上神州大地，便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信息。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3日召开的四届人大，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又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总理有病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标志着江青之流组阁的阴谋的破产，全国人心大振。
春天的暖流，催开着这块久久封冻的土地。
冰雪在消融，万物在复苏……
新的转机从“全面整顿”开始了！
由于狠抓“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军队、教育、科技等领域在整顿中也出现了多年所没有的新的气象。
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也采取了重大步骤。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于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待工作结束，专案组自行撤销。
这一决定的作出，使得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重见天日，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然而，中国大地上的寒潮并没有退去……
江青之流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国随之掀起了学习“全面专政”理论的运动。江青一伙大力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张“反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总理。8月底开始，他们又组织了“评《水浒》，反对投降派”的“重大斗争”……
暖流与寒潮，在中国的上空激烈地对峙着、搏斗着，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谁胜谁负？人们惶惶不安地注视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斗争呵！
又一个冬天来到了。
形势突然发生逆转：11月初，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于是，寒潮占了上风，重新封锁了神州大地。
天低云暗，朔风凛冽，天寒地冻——1975年的冬天，是多么寒冷呀！
剌骨的寒潮侵袭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也凌辱着秦城64号牢房的铁窗下的囚人。
12月11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大罪名：（1）阶级异己分子；（2）反党分子；（3）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了“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定。
以会议的这一决定为内容的中共中央25号文件立即下发全国。
这种做法似乎有些奇怪，首先是“决议”作出的时间费人思夷，令人不解：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就被当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打翻在地”了，从此失去自由，被关押九年（其中包括在秦城监狱七年）。这会儿，为什么、为什么又把他再次提起、重新打倒呢？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答案由江青来回答。江青一语道破天机：“这是杀鸡给猴看！”
名噪一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说得更加露骨：“拿陆定一开刀，是要杀一儆百，让老干部走资派们看看，翻案有什么好下场。”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如果联系这一时期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更能看清楚问题的实质所在。
这时候，毛泽东主席已身患重病，在他1976年9月9日逝世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的事情有：
1975年底，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叶剑英被撤去军委的职务；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
1976年“4.5”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遭到镇压；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
在毛泽东病重，周恩来、朱德尚在世时，江青就曾恶狠狠地说：“周、朱要死在主席前面！”
……
这前后发生的事情，使人再明白不过了，即江青之流要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前，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于是，他们举起了三根大棒。
一根大棒打击还在台上的老干部，于是就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周公”、“反对投降派”等“重大斗争”。
另一根大棒打击企图翻案昭雪或死不认罪的老干部，而陆定一被当成典型开刀。因为他是在狱中最不认“罪”，又是“顽固”坚持“翻案”的老干部代表。
第三根大棒，打击对四人帮的阴谋有觉悟的人民群众，所以就有“4.5"天安门广场那血染的一幕。
这确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决斗呵！
从这份红头文件中，人们也知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同时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给予公民权，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
那么说，陆定一将“解囚归田”，结束九年的囚禁生涯，回老家安享天年罗。
事实果真如此吗——外公真的被释放出狱，回到他的老家江苏无锡了吗？
监狱外的儿女们在望眼欲穿地企盼着……
自从父亲和母亲被捕离家后，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道父母的下落。
起初，他们还住在安儿胡同一号，除三兄妹的住房和吃饭间外，其他的房间全都被封。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衣物也集中在那几个被封的房间里。冬天来了，要衣服穿，得写条子，交专案组批准，批准了还不能自己进去拿，得由看守给你。即使拿来小时候的衣服，也算一件。
父母的工资停发，他们都还未参加工作，开始给他们每人每月发三十元生活费，后来很快减至十六元。陆瑞君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学校包伙食，因此只能领五元钱，还说是照顾女的。
他们向专案组打问父亲的下落，答曰：无可奉告。专案组的人连姓名也保密。有一次，一人找陆瑞君姨妈谈话，她问他：“贵姓？”他答：“我姓王。”不料，这时恰好隔壁有人喊他：“老张，电话。”
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看成是“黑帮子女”而受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陆德舅舅受的迫害最重。
他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后转学清华大学。临毕业时被派往怀柔县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上旬“四清”结束返京，他已见不到母亲，见到得是软禁中的父亲。他不知道的是，这时林彪已经说过：“陆定一的儿子要杀人。”正在调查他。他的行动时时被学校的红卫兵密切关注着，连离校回家一趟也被怀疑为搞“反革命串连”，要有中央办公厅的证明才能幸免挨斗。9月28日下午红卫兵来抄家，曾将他押走批斗。
母亲被捕，父亲遭打击被软禁，大批革命干部接连被打倒，他由困惑到愤慨：本来好端端的朗朗乾坤，怎么一下子变得风雨如磐、天低云暗？那么可爱的首都，怎么一下子对自己既生疏又怀有敌意？
一次，一个原本并不相识的青年找他说：“现在许多中央领导被打倒，我们要成立一个‘高干子弟辩论团’，你参加不参加？”
陆德想了想，说：“参加！”
他连这个青年的姓名也不知道，后来也再没有见过面了。
此后，陆德写了一张大字报，落款写成“高干子弟辩论团：陆德”。立即，这个其实并不存在的“高干子弟辩论团”便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陆德因此被抓了起来，送进监狱关了六年。
陆德的姨妈严昭曾有文字叙述他在这段时间的遭遇：
“陆德被林彪诬为‘保皇派’，于1967年1月送进了北京陶然亭监狱，一关便是两年多。监狱里不给吃饱，饿慌了便在附近挖野菜，吃刷标语的浆糊，被看守发觉了一顿死打，并在浆糊里放上明矾，让他也浆糊也吃不成。菜是烂白菜，油花也看不见。几个孩子合伙去抓虫子吃。夏天抓树上的蝉；秋天抓池塘的青蛙，用纸裹起来烧了吃......
“两年后，陆德又被关进宫德林监狱北苑劳改所。这里生活更苦，劳动更重。他被打瞎了一只眼，多亏傅连璋医生的儿子抢救得力才不至全瞎。在拉出去批斗时，他被打断两根肋骨，劳改时又以‘医疗为政治服务’为由，不给他治疗，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两块橡皮膏，贴在受伤的胸口上，第二天便强迫他去做重劳动——挑土。他痛得伛偻着背，监工越是在他的筐里加土！他得了肝炎，不给治疗，变成迁延性肝炎。直至1973年10月才获释，整整关了6个年头。”
陆德在1976年却又再次被关押，因“4.5”前后他参加了当时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经常出入天安门广场。他还将母亲严慰冰为悼念外公严朴所写的一首诗抄贴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生若春花之绚烂兮，
死如秋涛之壮烈。
为革命历尽艰辛兮，
俯视无愧于天地！
他同样将这首诗献给敬爱的周总理。
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遭镇压，陆德得以逃脱。在当时恐怖气氛下，是军队中的老同志帮他买的火车票逃往苏州的。
一个月后，他回到北京，但仍然被关押起来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人是“邓小平专案组”的人，他们没有审查他在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而是追问他一家与邓小平的关系；追问为什么邓小平上台后，那么多信都不批，专批你陆德写的信（指他们兄妹要求探监见父母的信——笔者注）。陆德说，自己在报纸相片上认识邓小平，但邓小平并不认识自己。
直到陆德的爱人生第二个孩子难产，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陆德才被释放出来。
陆瑞君姨妈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为此向她了解。她告诉我说：
“我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在学校开批斗父亲的大会，强迫我写父亲的大字报。我只好抄了一张，就跑了，未参加批斗会——参加了会是什么滋味！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只见楼道上、房间里、床上、帐子上，全贴满了批我的大字报……
“我六九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锦州四中当教员，在那里呆了十年。在那些日子里，‘黑帮子女’是抬不起头来的，尽遭人白眼。因此我练就脸上不带任何表情的功夫，并且跟谁也不说话。因为跟同情你的人说话反害了他，跟作恨你的人说话没话可讲，甚至会从你说出的话里抓你的把柄……”
她尝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苦味。过去常去她家的熟人，现在对面碰见视同陌路。有时回京，没有家，也没人收留，火车站便是她的避难所！
小儿子陆健，读到清华二年级，就被送到江西偏远的瑞昌机械厂做工，在那里过了八年。
天涯沦落，但最痛苦的是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父母的消息。是死了，还是活着？活着又关在哪里、境况如何？……这一切都无从知晓，向有关组织讯问，遇到的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
林彪死后，陆德被放出牢来，说是经多年查证，“高干子弟辩论团”并不存在。
陆德被分配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陆瑞君从锦州赶回北京，陆健也从江西瑞昌赶回来，三兄妹多年不见，重逢在一起抱头大哭，各自叙述着自己的苦难遭遇。
有一批老同志获得解放，兄妹们满以为父母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了。他们找专案组谈母亲的问题：“母亲当初被抓，是因为写了林彪和叶群的匿名信，被定为政治问题。既然林彪和叶群是坏人，那母亲的问题该解决了，。”
专案组回答：“什么政治问题，那是家庭问题。”
抓人的时候被说成是“政治问题”，到头来又说成是“家庭问题”，家庭问题还坐那么多年的牢，现在还不放……反正，咋说咋有理。
多年的领教，使他们知道：穷凶极恶的专案组，是最不讲理的帮凶。
兄妹们要求见父母，左说右说，都得不到准允。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们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商议后，给邓小平写了一信。邓小平作了批示后，专案组才允许他们见母亲。
他们悲伤而又激动，商量着如何去狱中探望他们可怜的母亲。他们想带点东西给母亲，但家却早已被洗劫一空。他们只好各自去想办法。陆瑞君设法找到一堆蓝布、半斤棉花，给母亲缝了一件棉背心。陆健晚上到处去拣废纸，拣了一个星期，废纸卖给收购站，换来三元钱，买了三块巧克力。陆德也带了一包水果糖。
4月15，三个孩子由公安部的人陪同来到秦城监狱。
他们被安排在大门口的接待室等着。
孩子们不停地、焦急地朝大铁门里张望，希望早一刻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
第八节慷慨囚歌
严慰冰姥姥被捕后的际遇又是怎样的呢？
她的妹妹严昭著有《涅槃之歌》，专门反映她受迫害的经历，下面是根据《涅槃之歌》的介绍缩写成的，将她的这段经历作一简要的叙述。
她起初被关在灵境胡同一号看守所。这里离中南海的围墙不过几十米远，是个很不起眼的小院，不被人们引起注意。
一进这个院子，她被带进一个屋子，被强迫在逮捕证上签字。然后是脱下衣服、鞋袜搜身，连小手帕和发卡也被拿走，其至连衣服的领口也被剪掉。
住进看守所的第一天，严慰冰就受到审讯。
第一个主审她的是一个东北大汉。一见面，他劈头就是几声大喝，要来一个下马威：“你罪大恶极，一抓到手，不加审讯，便可枪毙你！”
接着是问：“毛主席一旦百年后，谁是他的继承人？”
严慰冰愤愤地对东北大汉说：“我怎么知道，这是党中央的事。他老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问这问题好不丧气！”
第一回合那东北大汉没有捡到便宜，于是就拍桌子，瞪眼，大骂了她一个上午，从此就不审她了。
换上一个姓黄的烂眼皮女人来审她。她逼迫严慰冰交待“陆定一与邓小平之间不寻常的黑关系”。烂眼皮女人说：“陆定一与邓小平是一个山头的，都是太行山的，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你是陆的老婆，心里有数，一定要将他俩的黑关系交待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如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绝无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