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开始对他进行无休止的审讯。审讯的内容，先是“夫妻黑店”问题，即他在严慰冰匿名信案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接下来又要他交待莫须有的“反对派”名单、“政变行动”（林彪诬陷“彭罗陆杨”是“政变集团”）；再就是历史问题：加入国民党、入团、与被杀的“托派”夏采喜的关系、在1933年上海团中央机关被破坏时期他的活动，等等，等等。
每次审讯以后，又留下题目，要他根据题目写交待材料。
审查期间，还要强迫外公劳动改造——筛煤渣、拣煤核。
天寒地冻，雪花纷飞。年过花甲的老人，一大清早就被赶起来，在露天里用脸盆从煤渣堆中盛来一盆盆的煤渣，倒在地上，蹲下来，伸出裸露的双手，扒拉着煤渣。他睁大着不太好使的眼睛，细心地把一颗颗未烧尽的煤核挑拣出来，放成一个小堆。腿蹲麻了，手冻僵了，眼看花了，呼啸的朔风中，他很快就变成了灰人、雪人。看守人员狞笑着，将捡出的煤核又倒进煤渣堆，让老人蹲下重拣……
时间进入12月，在“揪出来示众”的“造反”声浪中，外公自9日起被拉出去接受公开批斗。
自此，参加批斗会挨斗成为外公的家常便饭。这次中宣部，下回文化部，今天这个院，明天那个校，中直机关、体育场、工人体育馆......轮番斗。批斗会的规模也由小到大，不断升级，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乃至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园召开的号称三十万人的批斗大会。
粗略地估计，在年把时间里，外公经过的批斗会不下八、九十次。每一次都是人格遭污辱、尊严受践踏、身体遭摧残.....
比如在中宣部“示众”，露菲写道：“有一天，有人从共青团中央机关学会了‘示众’这一新花招。中宣部的‘阎王’都轮流着被揪到大楼前的台阶上‘示众’，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低头，一会儿仰头，转来转去让造反派观看。有位部长流泪了，他刚‘表演’完一场，回家还没坐定，又被拉去‘表演’第二场。这种耍猴戏的日子何时是了？……”
挨斗的那一套程序领受多了便也烂熟。通常都是用车子从看守所拉至会场，在震天撼地的“把×××拉出来示众”、“打倒……”、“火烧……”、“绞死……”的口号声中，被两个人一边一个挟着胳膊往台上拖，然后低头弯腰举手下跪，接受口诛声讨拳打脚踢……
中国“文革”的批判台上，被造反狂热催动的人性中隐藏最深的野性兽性尽可以理直气壮地突跃和爆发；任何一个虐待狂的欲望尽可以在这里堂堂正正地渲泄；魔鬼即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将人格拿来耍猴，将尊严用来擦脚……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最最革命的行动——“造反有理！"
这里仅记录两场批斗会的情景，便可让人领悟到那场“大革命”中“红卫兵审判”和“群众专政”的野蛮、残暴、血腥、恐怖的气氛。
一次是在东郊体育场召开的批斗外公等人的十万人大会。林彪的秘书陪同叶群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这位秘书对这次批斗大会是这样记载的：
在会场上十几万“红卫兵”的呐喊下，被批斗的人一个个被带出来。他们都光着脑袋，有的头发被揪得松松乱乱，一大块头皮明显地裸露着，分别由两个彪形大汉反剪着他们的双臂，死死地按着他们的头，步履踉跄地被押向主席台前。他们中有一个长得胖胖的五十多岁的人，一上来就在台阶上搡倒了，额角划破，鲜血直流，但由于他的双臂一直被反绑着，那些血只能任其淌下......
这种令人心寒的场面让人难以想象。我暗想，这样搞，毛主席同意吗？为什么这样残酷呢？而叶群就极为兴奋地看着，一边还满怀遗憾地说：“怎么不见严慰冰呢？”
直到汽车开回毛家湾，她还在念叨那句话。
另一次是1967年1月4、5两日下午连续举行的、由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岗山革命造反团、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
因为叶群反映那次批斗会上未看到严慰冰，所以这次会前，林彪特别指示要将严慰冰押上批斗会。
1月4日上午9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和朗颂语录进场。大会还教唱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分别押送到会场旁的小屋里、后台的厕所等候，耳边只听得喧声如潮。大家都是熟人，你看看你，你看看我，相对无语，黯然神伤……
幕后策划者之一的叶群也到了会场，也是一身红卫兵打扮：绿军装、红袖章，坐在前几排的红卫兵中间。但是她矮胖的身材，眼角的皱纹使人一眼看出这个发福的老妇人不是红卫兵，况且她身后还站着几彪形大汉式的保镖，也说明她的身份不同。她作贼心虚，为了掩饰自己的面目，特意捂了一个大口罩，不时东张西望。她一会派人去探问，一会写纸条发号施令幕后指挥。她今天来是特意来欣赏她与林彪的“杰作”的。
下午1时30分左右，大会正式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各自胸前挂着写着他们名字并画有红叉、有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上了会场。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肖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等人。还有两个女的，就是严慰冰与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他们同样都挂着沉重的大牌子。罗瑞卿因腿部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是被大箩筐抬上台的。每一个人站着两个膀大腰粗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两个人扭曲着，并向上提拉，因此头部便必须向下倒栽，这叫着“喷气式”，是“文化大革命”全国流行的最普遍的折磨人的方式。
大会发言开始了，发言者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然而发言内容都是无中生有，一派胡言。数万与会者，个个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面红耳赤，口号声、嘈杂声此起彼伏，根本听不清台上一个又一个声嘶力竭的发言者在喊些什么。每一个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人便被押着绕场一周。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被揪斗者由于长时间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个个面色苍白，冷汗淋漓，痛苦疲惫得要倒下去。而这些又被一男一女两名摄影师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地照了下来，名为“百丑图”。他们还将此拍成电影，提供给中南海最高领导人欣赏。
不妨听听亲身经历这场批斗会的挨斗者之一的郝治平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开会时，我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会场上又喊，又骂，又拳打，又脚踢。还有人上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就打得更凶。
让我们低着头，跪着，弯腰，还揪着后脖领子。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再一揪，简直喘不上气。看我不行了，他们才松手。红卫兵们穿着大皮鞋，尽管我穿着棉裤，腿上还是踢了好多青紫块。一些人跑上来照像、照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不让照。我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他们就拼命扯我的头发。
这时候，我忽然听到瑞卿在我的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这时候，又听到一个红卫兵对瑞卿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
我抬起头看他，他被用一个大箩筐抬着，旁边是一片片血迹。这是从左脚的伤口流出来的。天呀！这是什么世道！我心里充满愤怒。
当时外公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也写到了几天里挨斗的情形：
除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审查我外，参加中宣部群众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挟着就无法行走……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经受的就是这一切这一切呵……
看了这一个个残酷的镜头，也许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即使是对俘虏和战犯，也不曾有过如此的惩罚手法，相反却表现出了一个泱泱文明大国的宽容大度和红色政权的人道精神；但为什么对于这些老革命家、老党员、将军、元帅、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甚至国家主席却如此残忍，如此施以丧尽天良和丧失人性的摧残和折磨呢？
为什么一个文明古国人文精神的传统链条会突然断裂，国民的人格尊严意识会在一夜间荡然无存呢？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革“道德”的命，革“良知”的命，革“人权”的命、革“人道”的命、革“礼仪”的命。“文化大革命”走得是反“文化”、反“文明”的道路，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大倒退，大流产。
人们在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到它对经济的破坏、对人的摧残，对社会的安定的扰乱，但也不能忘了它对人文精神的摧毁。这种文明的摧毁是更深层、影响力更久远的、代价更惨重的一种破坏，要恢复起来就不象经济的恢复那样快了。以至于我们的这样一个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文明古国，连对人的最起码的尊重、社会的最基本的礼仪都“忘”得，差不多了，或是“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倡精神文明时，“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这样的本该在幼儿园就能掌握的最基本的文明用语，还得在全社会大张旗鼓的来宣传、教育，而宣传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
“文化大革命”确是文化的悲剧、文明的悲剧。
第三节三次绝食
“文革”期间的所谓“看守所”，“审查委员会”，逐渐演变为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私设公堂”。在这样的“私设公堂”里，迫害狂们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在审讯中肆意施行逼供信和体罚、严刑拷打。被迫害者基本权利被剥夺，受尽凌辱却有冤不能伸，有理无处诉，成了可随意宰割的绵羊……
然而，是人就不甘做一头绵羊，有迫害就有反迫害的斗争。只不过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正义的抗争往往只好被迫采取特殊的形式罢了。
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里，外公为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曾经绝食三次。
第一次绝食，是在1966年12月10日。
上午，专案组要他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反对派”本就纯属凭空掐造、无中生有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打倒更多的中央领导人而故意设置的罪名。正因为是莫须有的东西，他拒绝交待。他看穿了他们一伙的阴谋，决不做诬陷好人、连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事情，哪怕会给自己带来怎样严重的打击也在所不惜。
由于他坚决拒绝交待“反对派”名单，他们便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并进行逼供。外公忍无可忍，于是在下午宣布绝食。
他未进晚餐，晚上却还被拉去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接受批斗，站了五个小时。造反派狂叫：“如此顽固不化分子，饿死一百个也不要紧。”
11日起来，继续绝食，早餐和午餐未进食。
下午，看守所石所长与他谈话后，他才停止绝食，用了晚餐。
这次绝食进行了二十四小时。
第二次绝食，是从12月17日开始的。
16日晚半夜时分，他已经熟睡，睡梦中蒙胧听得一阵急促的叫喊声：“起来！起来！”他醒了，睁开眼睛，只见石所长站有床前，催道：“快起来，中央首长来了，要提审你！”
“提审？”他倏地坐了起来，“不是‘党内审查’吗，怎么变成审讯了？我犯了什么罪？”
来提审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一身军装，戴眼镜——此人原来是关锋——靠观颜察色、见风使舵摇笔杆子，写《要害是罢官》之类的文章而得到主子江青的青睐、因而青云直上的文痞关锋。
“中央首长”关锋盛气凌人地向外公宣布：“反党分子陆定一，你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接着他说了两条：“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干部待遇为犯人待遇。第二，必须交待‘政变行动’。从去年十月一日起的活动要逐日写下来。必须老实交待，否则，交红卫兵审判！
说完，不容外公申辩，他们扭身就走了。
就这样，外公一夜之间又成了“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原来，外公被撤职后，当时接任中宣部部长的陶铸被迫主持外公的专案。他暗中关照外公，指示办案的人员：陆定一的“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等等。他想尽力保护外公。然而，“文革小组”对此大为恼火，把火烧到了陶铸身上，外公的专案也被“文革小组”直接接管。
正因为陶铸对一大批老干部尽力保护，被扣上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而且凡受到他不同程度的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利地受到迫害。陶铸曾为此痛心疾首，对天长叹：“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呀！”
后来，有一天，陆定一专案组的一伙人，闯到陶铸家里，一进屋就把陶铸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像请罪，质问：为什么你主持的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他们一接手，马上就有重大突破？为什么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陶铸之后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