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中不是没人知道，罗瑞卿大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他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而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却脾气古怪、性格阴沉、居心叵测。两人要在工作上经常打交道，难免发生些磨擦，但这值得大张声势地在这样的场合的会上罗列吗？
坐在台上的林彪，阴沉着脸，一动不动，他的内心里却在翻腾着一本账，那账本里，记着他对罗瑞卿的仇和恨……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掌握了军队大权。林彪惯于拉山头、结帮派，他知道罗瑞卿有才干、有魄力，就想把罗瑞卿拉到自己一边来，使其成为自己有用的一员心腹、干将，于是林彪就向中央建议罗瑞卿回军队工作。可是，罗瑞卿并没有林彪所幻想的那样唯命是从、“听使唤”，在一此大是大非问题上还与林彪“唱反调”。
比如，林彪别有用心地推行个人崇拜，鼓吹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罗瑞卿却明确表示反对这种提法，他说：“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也不会同意。”林彪得知罗瑞卿的话后，自然气顶脑门。
又如，1964年，经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林彪对大练兵和大比武提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长，军政工儿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立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等“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罗瑞卿无法接受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对林彪的“突出政治”，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不搞空头政治”，“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
就连平时的一些事情林彪也要记恨。比如林彪身体不好，经常离京外出养病，罗瑞卿便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在林彪看来，这是罗瑞卿不把他放在眼里，撇开他在一边。一次他刚从外地回来，便让秘书打电话，要罗瑞卿来见他。罗瑞卿正在开会，说了“待会儿就去”。林彪便怒气冲天，猛拍桌子，电话机也摔在地上。他气恨恨地抓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做又一彭、黄也——（指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常集团’的彭德怀、黄克诚——笔者注）”
林彪还发现罗瑞卿与贺龙、罗荣桓等人关系密切，怀疑他们有什么暗中活动。因为最初引起他不满的，是1961年林彪当着罗瑞卿的面大骂罗荣桓，而罗瑞卿没有表态支持他，反而说了些使林彪不满意的话，因此林彪开始恨罗瑞卿，认为他不听“招呼”。
就这样，罗瑞卿对林彪没有“绝对服从”，被林彪视为心腹之患。
夫唱妇和，林彪的对头自然也是叶群的死敌。叶群自1960年调任林彪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在工作上要与这个女人打交道，而这个女人的态度和作风使他厌烦。她什么都要插手，爱出风头，且怩忸作态，令人作呕。
她还直接要荣誉、要地位。一次评定军衔，她给罗瑞卿打电话，说要“请罗总多帮忙，希望能定个大校”，并说“我这要求并不高嘛。而且，林总也有这个意思。”
后来，给她评衔的命令和军衔肩章发了下来，叶群一看，“哼，混了半天，给我个上校。”叶群那个气呀，一把将肩章狠狠地摔在地上。
现在，终于到了林彪和叶群对罗瑞卿发难的时候了。
叶群在会上说得慷慨激昂、口沫四溅：
“......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有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退位。国庆节后，罗到家来见林彪，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出门后又声色俱厉地大喊：‘不要挡路！’林彪同志气得昏迷过去。我家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歇了一口气，偷偷观察会场上的反应。与会者有的不动声色，有的一脸的惊愕，有的皱起眉头，露出疑问：罗总会说这样的话么？
叶群有些沉不住气，赶紧稳住神，甩出一颗“重磅炸弹”：
“下面，我再揭发一个问题：刘亚楼病重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待让我谈的，一直找不到机会，现在我抓紧跟你说说吧。1、林彪早晚要出历史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历史舞台的；2、你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3、今后林彪再也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叶群“抖露”出这四条，举座皆惊！
叶群心中暗暗得意，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看看，这件事不是充分说明了罗瑞卿向党伸手和企图夺取军权的野心吗！”
刘亚楼，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上将军衔，他是一位战功卓著的优秀指挥员，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按照刘亚楼和罗瑞卿的为人来说，他们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并且刘亚楼因患肝癌，已于半年前的1965年5月7日在上海病逝。这件事岂不成了一桩“无头案”了吗？
参加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会场上人们窃窃私语：
“直是奇闻呀，奇闻……”
“这不是死无对证吗？”
……外公也是满腹疑惑。他抬头在会场中搜寻，想看看罗瑞卿有没有在场——没有，会场上没有罗总长的身影。
其实，这时候罗瑞卿还在昆明视察工作，尽管稍后于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却未让他参加前期和中期会议，名曰背靠背揭批，也不让他去见毛泽东和林彪，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申诉和答辩的权利。
就凭着林彪、叶群一伙编造的诺言，把“四条”牢牢地安在罗瑞卿的头上，给这位刚正不阿的将军以致命的一击……
叶群在会上呜哩哇啦地讲了三天，历数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阴谋篡军的“罪行”。
会议决定将罗瑞卿隔离审查。
外公当然更不会想到，到后来会把自己同罗瑞卿硬扯到一起，被当作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而遭受打击。
其实，外公与罗瑞卿只有两段时间并肩共过事。一段是1940年底，“百团大战”之前，罗瑞卿任野战政治部主任，外公任副主任，相处也仅半个月，以后，外公随一二九师师部行动，后又回了延安。另一段是1954年，外公是“十人小组”的组长，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曾因肃反工作问题到过罗瑞卿家中三四次。以后外公不当组长了，从此，除了开会见面外，没有其他来往。
上海会议开完，外公同叶剑英坐同一架专机回京。临走，叶剑英被林彪约去谈话，要外公等他去机场。外公见行礼已准备好，心想与其在饭店等，还不如到机场等，所以先去了机场（这一点后来被说成是“仇恨林彪副主席的表现”）。
在机上，叶剑英向外公谈了杨尚昆在毛主席家中装窃听器的事。这在外公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听后又一次感到震惊。（后来，杨尚昆也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这同样是外公始所未料的。）
快到三八妇女节了，外公得知上海已生产女用手表，但只有半钢型的一种，男用表倒有好几种。他买了一个女表和一个男表，请工厂校正时间，上午送去，下午即送回来了。外公上午写了一信，下午见表校好送回来了，又附了一信，连同手表托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带往北京，交给他夫人严慰冰。（想不到这件事后来又成为林彪和“四人帮”迫害他的一个“罪状”。）
外公在上海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便又启程去江西，到达英雄城南昌。
南昌，外公还是第一次来。
安顿下来后，他首先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
他在起义纪念馆大厅里徜徉，脑海中翻涌起历史风云，思绪回到那遥远的岁月：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正在武汉，当得到我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的这一消息之后，心里分外畅快——因为那是我党在血的教训之后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呀！
来南昌，外公重点考察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听了各方面的汇报。
在南昌，他还应邀对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讲到了学术讨论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尽管已经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他仍然坚持认为，对于海瑞的评价，仍是可以展开讨论的。
他还看了江西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材料，获悉一位名叫熊先返的贫农，从小受苦，瞎了眼睛，居然能依靠自己摸鱼为生，解放后对工作很热心，立了不少功绩。省委宣传部部长莫循告诉他，熊先返的眼睛还有医治的可能，外公提出建议，要给他治疗，那怕看得见模糊影子也比完全瞎掉好。省里便将熊先返接到省医院治疗。外公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去看望他。没想到第二天省报把这件事登了出来。（后来“文革”中这成了外公的一个罪状——为自己树碑立传。）
接着，外公又一路风尘上了井岗山。
站在黄洋界，环视五百里井岗，他心潮澎湃。当年，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开展斗争，星星之火，最后形成燎原之势，但这期间，经过了多少浴血奋战呀......
从山上下来，外公看了吉安樟脑厂，然后途经瓷都景德镇，前往安徽。去安徽的目的，是因为那里的全日制中小学，实行1-3-8、1-4-7制度（即一个月放假、三至四个月劳动、七至八个月上课）的试验，想去看看效果如何。在外公的行程计划里，还准备到麻城看武汉大学数学系半工半读试验班，和河南的长葛三中（半工半读中学）。
但是，他的考察计划却因突然的变故而中断了。
在安徽期间，外公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气氛，在这里，人们不敢请他讲话、作报告了。
还在南昌时，外公就看到了中央于4月10日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盘否定党领导下的三十年代进步文艺的作用，完全抹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宣称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外公读完《纪要》，自然又一次感到震惊。江青搞得这个纪要，谈的并不是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而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情，而且都是由中宣部、文化部主管的事情。自己是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如果说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那自己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外公由这个纪要又联想到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5月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但对于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不能责怪陆定一同志。
现在这个纪要，比起以前的两个批示来，把文艺工作问题的程度说得更加严重，而且完全上纲上线，字里行间充满了火药味。
外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后即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展开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并要他们把批评的意见转告给他。
同时他也感到疑惑，这个纪要与不久前发的《二月提纲》显然是分庭抗礼的，为什么毛主席又来修改批准这个纪要？
他产生这种疑惑，是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纪要产生的内幕。
原来，江青见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的抵制很大，“根子很深”，“攻不动”，便去请“尊神”，找林彪给予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有力的攻击。林彪在政治上也需要江青，达到互相勾结，所以二人一拍即合。1月下旬，叶群奉林彪之命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
2月2日，刘志坚一行六人从北京飞抵上海。所谓座谈会，主要是江青讲。江青作贼心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纪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
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审阅、修改了三遍。他之所以刚刚同意了《二月提纲》，却又批准这个纪要，因为这个纪要才是真正反映和代表他的思想的，即他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而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篡党夺权的开始。
外公通过《纪要》的转发，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却未曾料到一场大风暴正在蕴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