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外公提出质疑和驳斥：“但是，新闻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我们回答道，是由新闻报道的事实来决定的。”他举例来说明，比如“趣味性”：“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关于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又比如“完整性”：“事实完整了，写出来就成为完整的新闻，事实尚未完整，报道这个事实的新闻，也只能不完整。”再如新闻的“文艺性”：“事实很‘文艺性’，报道也自然有‘文艺性’，否则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党的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说明：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有什么决定作用。”“总而言之，事实决定性质，性质是包含在事实之中的。”
外公一针见血地指出，唯心论的“性质说”的错误之所在，是“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照此去做必致误入歧途。新闻界中的下流坯，提倡所谓‘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岂不是以‘趣味性’做招牌的么？借口‘文艺性’而把地上的事实夸张成为神话一般的事，在新闻界中不也是屡见不鲜么？”而且这种“性质说”把新闻神秘化，诱惑人们天天玄而又玄地研究这个“性”那个“性”，必致流入脱离实际，向壁虚构，无痛呻吟，夸夸其谈，对新闻事业只能起消极作用。
他还专门驳斥了“性质说”中“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新闻归根结蒂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所承认的。但是，“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那是第二性的东西、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政治的关系，头足倒置过来了。”
他接着指出：“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所以这种“政治性”的“性质说”，“乍看起来，这的确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
外公对“政治说”的错误和危害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具有典型的意义，它使得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来否定事实在新闻中的主体地位的新闻学理论失去了任何借口。
在此基础上，外公确定了一个划分唯物主义新闻学与唯心主义新闻学的根本标准：“唯物论和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限就是是否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
（5）新闻如何能真实。理论上解决了新闻为什么要坚持真实性原则的问题，并不等于就能完全实行这一原则。新闻如何才能真实呢？外公总结了新闻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在实践中贯彻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闻工作者只有遵循党的宗旨，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休戚与共，才能有为人民负责的态度，才能真心诚意地贯彻新闻真实性原则。“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只有新闻工作者做人民的公仆，放下架子，深入群众之中，以群众为师来了解事实、来检查新闻的真实性，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相反，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自以为是，“无冕之王”，唯我独尊，是不会也不可能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的。
报纸与人民密切结合，这是新闻工作的一条基本路线，也是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这条路线，这个方针，对于建设一个好的报纸，有头等重要性。”“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的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亲纪元。”
第二，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外公指出“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要想对事实做真实的报道，不能靠道听途说，也不能仅浮在事实的表面。因为事实是多层次多关系的综合，不弄清这些关系就不可能对事实作完整、准确的报道。“要调查研究就要舍得吃苦，因为调查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第三，在新闻界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在真实上下功夫，纠正不真实的报道。可以把不真实的例子拿出来，说明它不真实的所在，叫大家评论评论，从中吸取教训。要把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当作大事来抓，一旦出了不真实的新闻，就要严肃对待，哪怕只有一件，就是大事情，就应该看得很重很重。有了不真实的报道，即使是部分不真实，就要作更正，对人民负责。搞虚夸的人应该受到批评，是失职行为。不批评这些，怎能维护记者的尊严呢？又怎能维护党报和党的尊严、威信呢？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重要途径。
第四，要正确处理好真实与技巧、真实与速度的关系。从事新闻工作，当然要懂得新闻工作的业务和技术，要掌握基本功，讲求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技巧。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技巧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外公认为：“技巧是要的，但主要是真实。”这就是说，新闻工作的技巧必须为新闻真实性服务，运用技巧的目的是为了整理修饰事实材料，便于让人民更好地了解事实的真相。由此，当然要求在坚持真实的基础上争取一个好的写作技巧，要学会在处理事实材料时，抓住重点，一语道破，需要写详细的再写下去。但是，在强调技巧的必要性时不能为技巧而技巧，更不能不顾事实而玩弄技巧，或为了强调技巧而损害新闻的真实性。要真实，文字好一点差一点比较不要紧。真实了，人家就相信。陈词滥调，不实事求是的东西，一概不要。违背真实，“技巧”再“高”，也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在对待速度问题上也是一样，不能光求快而不顾事实。在战争年代，通讯条件差，许多消息靠骑毛驴传递，想快也快不到，但真实这一点就必须保证。“能够做到快当然是件好事。但不能因为快就失实。新闻要真实，哪怕慢一点也要真。”“要强调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争取快。”
第五，必须把新闻真实性原则当作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规范。也就是外公所说的：“真实是记者必须遵守的起码的职业道德。”他高度赞扬新闻记者工作，“是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真理的卫士，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他勉励记者要做具有高度责任心和科学态度的人。他还指出：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缺乏政治、经济、法律知识，缺乏实际工作知识，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宣传报道中产生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新闻工作者光学新闻学不行，记者不要光把自己看作记者。他提出要求：新闻记者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
综上所说，在外公看来，不顾时代如何前进，形势如何发展，新闻宣传和报道如何从内容到形式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千变万化，新闻真实性这一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因而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直到晚年，他仍然对这一原则坚持不懈，并注重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的曲折历史的反思中强调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再认识。他的着眼点指的是几次“左”倾思潮对新闻事业的严重干扰、影响和破坏。这种干扰几度使我们的新闻变成了假大空，变成了少数阴谋家愚弄人民、扼杀真理的工具和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结果是，新闻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从而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更严重的是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违背党的根本宗旨的。这也无疑是我国新闻史上的重大耻辱，教训是沉重的。必须指出的是，历次这样的危害，都是有些人利用“政治说”作幌子而不顾事实所造成的。外公对我谈起这一现象时，说过：以前，只以为资产阶级新专制主义会宣扬和利用“性质说”中的“政治说”，没想到我们共产党内也有人搞“政治说”，这应当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注意。不管目的如何，违背真实性，新闻就失去生命，党的事业就要受损失。学习和研究外公一贯坚持和倡导的新闻真实性原则，我感到，坚持这一原则，对于我们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仍然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应该从新闻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加深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理解。正如外公指出的那样，真实的新闻，“是启迪和激励人民奋斗的号角，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杠杆”，而且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在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今天，新闻在倡导党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宣传科学精神、传播现代化思想，实现观念的更新，以及反对腐败现象，加强舆论监督，提高政治透明度，以促进民主化进程等等各方面，都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这更加要求新闻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