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外公陆定一
18808500000030

第30章 外公的新闻理论与实践(1)

第一节长征途中主编《红星报》

外公的大半生,都与报纸、与新闻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如前所述,外公最早参与办报,是在五卅运动中做《血潮日刊》的编辑。他说,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兵。

后来在苏区,他主编过苏区团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

再后来,也是在苏区,他被博古叫去做“刻字匠”,为《斗争》报刻腊纸,按博古的授意写社论,做“技术编辑”。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沾上了报纸编辑的份,说起来也算是一段办报经历吧。

再算下来,就是在长征路上办《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1931年11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主编。《红星报》最初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每期2版,不定期出版。1932年正月15日(第七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2年2月4日(第八期)开始每期4版,该报仅在江西一地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军民称这张报纸为“大无线电台”。长征途中改为油印,每期2版,印七八百份,发到连队。当时,《红色中华》报停刊,《红星报》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唯一的报纸,被誉为“革命的喇叭”。该报设有社论、要闻、专电、消息、前线通讯、战绩、捷报和国内时事,还辟有红星号召、红军生活、军事知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等十余个专栏。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洛甫等都为之撰写过社论和其他文章。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红星报》的主编还是邓小平,遵义会议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便由外公接任主编。外公说,到这时候,他才算又有了正式工作。在这之前,他受王明集团打击,很长时间没有了职务。

长征途中办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人手少,设备简陋,每期刻两大张腊纸。外公一边行军一边搜集稿子,还自己动手改搞、写稿、设计版面、印刷。

我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这一时期的《红星报》,发现长征途中的这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每期都有醒目的通栏标语,以口号的形式重点突出当前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部队面临的重大任务,让人一目了然。而在如何贯彻这些部署和任务问题上,又宣传、布置得细致入微。例举该报第十七期(1935年5月22日出版)刊登的一篇宣传稿:

努力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

1,努力收集架桥材料——每团至少收集电线铁丝三里,大竹子三百根,(要发动连队,除运输员外,每三人共负一根),并多带篾皮绳索。

2,扩红——完成总政治部规定各兵团红五月下半月扩红计划,并求得超过。已经完成的应继续进行,各兵团规(定)数目如下:(略)

3,加紧破坏白军的宣传——(甲)每个识字的战士每天至少写两条破坏白军的标语,(乙)每个连队的宣传队要进行附近五家以上的口头宣传。(各连队宣传队的地区,要划分好,不要重复)。

4,争取夷民的工作——(一)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夷民,(二)争取夷民当红军,扩大夷民游击队,(三)绝对不打夷民的土豪,(四)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不脱离夷民群众,(五)每个连队与驻地夷民联欢。

我们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组织连队的竞赛以实际工作的成绩来回答总政治部的四大号召,并向本报作总结的通讯。

又如部队通过彝民区,除动员部队做好争取彝民的工作外,《红星报》还注意纠正部队在宣传上的某些偏向,比如第十七期刊有这样一则短文:

蛮?

最近我们有些对夷民的标语中,(一)度现有用“蛮”字的,必须纠正,因为蛮字是汉人骂夷民的,夷民听到是很不高兴的。

犭这个狗旁,过去我们也常常沿用起来,加在、、猓猓等字上,这同样是少数民族所不愿意的,也应纠正,一律改用人旁,如傜、侗、倮倮等。

文中所提的事看似很小,却体现了红军对少数民族的重大政策,对争取彝民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这些都说明了《红星报》紧扣实际,努力务实的风格,真正体现它做为“革命的喇叭”的作风。

为了活跃版面内容,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红星报》还经常刊登红军自己创作的歌曲,配上大家熟悉的歌调让大家演唱。处公还亲自写歌词,比如第二十期(1935年6月11日出版)上就刊登了他写的《红军入川歌》:

天险的金沙江大渡河,

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

我工农红军真正是无坚不摧,

占领了泸定桥建大功。

我们创造了中国历史新纪录,

我们取得了两大主力的配合,勇敢前进勇敢前进,

消灭敌人赤化全川。

在通过彝族区时,外公还为总司令部撰写了一个布告。谈起这个布告,外公自己认为“写得较满意”: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民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民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

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针一粟;

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民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民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一布告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彝民区广为张贴。这些宣传起了很好的作用,加之部队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使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在行军中,外公除办《红星报》,还每天停下来收截国民党中央台的电报,密码由一位俘虏翻译,电文译出后交中央,供参考用。

川西地区尽是大山,部队容易迷失方向,便请来当地的老百姓当向导。外公喜欢与这些当向导的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建立很好的关系。外公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向导,见到部队用的马灯,便向他们讲打熊的故事:夜晚在山中设一盏马灯,熊看见灯光便会好奇地跑前去,停在灯前,瞧着灯一动不动,这时候就是开枪打熊的最好时机。不过往往一枪打不死,受伤的熊就会向枪响的方向扑来,必须再补一枪。知道这位向导喜欢马灯,外公就把自己的一盏马灯送给了他。

每逢接触这些给红军帮忙的群众,外公心里就很感动,并产生一个深刻的体会:长征一路上取得成功,靠什么?靠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但光靠这还不够,还要靠人民群众,靠给红军当向导的人,靠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夫。他们回家后难免会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和迫害,但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踊跃地支持和帮助红军。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党贯彻了土地政策。

要过川康边界的大雪山——夹金山了。外公向当地老百姓了解山上的情况,老百姓讲了许多关于雪山的神秘的传说,并说大雪山是不能过的,劝红军不要走这条路。但部队必须翻越过去。翻山前,外公协同部队向战士说明山上的气候、缺氧的情况,要求每人准备一根棍子,并带上辣椒和生姜。而在第二十期(6月11日出版)的《红星报》上,即刊出了“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的口号,这一消息给即将翻越雪山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历尽艰险,终于翻过了大雪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军战士欢欣鼓舞。《红星报》以极快的速度在6月15日出版第二十一期报纸,发表社论《伟大的会师》和《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专门文章。外公还创作了《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集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嗳!

团集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红一方面军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八万人,这两支队伍,各有特点。外公与李伯钊为纪念这次会师而合写的一首歌中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英勇善战,

不畏艰险;

一个腹有良谋,

运筹帷幄。

前两行写的是第四方面军的特点,后两行写得是第一方面军特点。《红星报》第二十二期(6月20日出版)打出的两条标语也这样写道:

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顽强作战的精神!

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

这样两支队伍汇合起来如果向北挺进,到陕甘建立根据地,力量将是很强大的,但张国焘却反对北上方针,强调要往川康边境退却,党中央做他的工作,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耐心地等他改变主意,一起向北走。

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部队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间“蘑菇”了一个多月。后来,才分左右路军过草地,党中央在右路。外公也随右路军过草地,没有了粮食,就带了点未成熟的青稞麦子。青稞麦子在火上烤干后——一不小心就烤焦了——搓去壳子,用盘子大的磨磨成炒面。就这点青稞面五天就吃光了,余下的日子靠吃草根树皮充饥。由于缺少粮食和衣服,在经过草地时,部队损失过半,大都因在高山气候下冻饿而死,尸体成了路标。草地上气候变化无常,晚上宿营找个干燥的地方用床单搭帐篷睡觉,有的人睡下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这样的条件下,当然就办不成报了。

走出草地后,外公随直属机关住进了潘洲一个土司住的四合院里。这时张国焘给陈昌浩拍来个电报,要陈带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人回返南下,如果毛泽东不同意,就以武力解决。叶剑英得到这份电报,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连夜离开潘洲,外公也随直属机关在夜里悄悄走了。后来陈昌浩派人追上来强拉四方面军的人回去,毛泽东很冷静地说,四方面军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这样没有发生武力行为,就分开了。

到了俄界,党中央召开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会后,部队过白龙江,经大拉山继续北上。随后,突破天险腊子口,部队来到了榜罗镇,休息了五天,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部队的人数只有六千人了。但部队的情绪却很高昂,从外公写的一篇通讯《榜罗镇》中可以了解到这一情形——文章说得是他与支队政治部的其他同志在一个凌晨——挑这样早的时间,是为了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参加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会场设在一个露天的晒麦场。他写道:

在会议上,支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党的书记洛甫同志和副司令员林彪同志,都讲了话。好在飞机不能来,我们是尽有时间的。

“这样的会,是二次战争以来所没有开过的。……我们经过了藏人区域,在那里是青稞麦子,雪山,草地,我们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来未有的辛苦……我们突过天险的腊子口。我们重新进入了汉人区域。我们渡过了渭河——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出了潘洲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的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

会后的第二天,部队分成三路平行前进,翻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宣告结束了。

结束长征,外公回顾这一漫长的艰苦历程,心想,长征是怎样走过来的呀!这艰苦而又伟大的历程,值得好好总结。于是,就在吴起镇,他同贾拓夫同志一起,合写了一组《长征歌》,红军长征走了十三个月,他们把每个月的经历都写了下来: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

宜临蓝道一起占,

冲破两道封锁线,

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来过湘江,

广西军阀大恐慌,

四道封锁线都突破,

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百花香,

打进贵州过乌江,

连占黔北十数县,

红军威名天下扬。

……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

南北红军大会合,

粉碎敌人新“围剿”,

统一人民救中国!

第二节在延安《解放日报》任总编辑

1940年底,中央将外公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调回延安。1941年初,外公回到延安。1942年4月3日开始整风,毛泽东要外公为《解放日报》编“学习”副刊,宣传“整顿三风”的思想。

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三股歪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它是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的残余,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残余。整风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反对王明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文风,加强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