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外公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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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外公在革命时期的重要经历(7)

这是外公应邀到《晋绥日报》编辑部谈话时说的一番话。在出现“左”倾偏向时,《晋绥日报》在宣传中也曾发生脱离中农的错误。报纸对此进行了纠正和检讨。外公在谈话中指出,思想方法上犯错误就会导致政策路线的失误,“我们办报的多是知识分子,思想上常有一种绝对观念,对复杂问题单纯化,公式化,往往被单个现象所迷惑,常是看到一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便否定全体,否定历史,甚至对马列主义一些基本原则在认识上发生动摇。为了克服这个错误,就要头脑冷静,具体分析问题,多方研究情况,而不是顺流而下,人云亦云。”

外公在指出了上述问题以后,也充分肯定了晋绥日报迅速纠正错误的好作风,鼓励大家工作不要怕犯错误,栽跟斗,只要善于从中学经验,便会使自己提高。他还称赞晋绥日报是个好报纸,内容很丰富,中央很注意晋绥日报。他这里说的,是指中央在延安的时候,因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离延安近,晋绥的报纸和刊物也能及时地送到延安。转战陕北的时候,报社每天给毛主席寄报纸。上边写着“中央李德胜同志收”。报社不知道李德胜就是毛泽东的代号,有一次还去信问李德胜,毛主席收到他们的报纸没有。《晋绥日报》经常发表政策性、指导性、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文字也写得生动活泼,所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曾经多次赞扬《晋绥日报》。外公在谈话中也说:《晋绥日报》“有创造,如进行反‘客里空’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对各解放区都有意义。它为群众讲了话,成为土改的有力武器,所以功劳很大,主要的是成绩。”他还称赞晋绥日报在文章前面加“编者按”是他们的创造,“对帮助明确问题、批判错误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也提醒:“按得不好,反作用也很大。因之,要特别慎重,多多推敲研究,时时刻刻注意政策。要知党报工作就是宣传政策,报纸的一字一句,一则新闻,一条标语,处处都体现着党的政策,稍一疏忽即会产生错误”。他鼓励大家:“每个党报工作者,要认识自己光荣而艰巨的责任,努力学习,使报纸办得更好。”

4月4日上午,中央机关告别了蔡家崖,继续前进,一路停宿岢岚县城、五寨县城、神池县城,经雁门关,到达代县城。代县是晋绥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重要连接的地区。住了一宿,4月7日又驱车上路,向晋察冀边区进发。来到繁峙县的伯强村,前面不远就是五台山了。但因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不好上路,工作人员赶紧打扫山路陡坡上的积雪。又过了一夜,4月9日天气好了些,就过五台山。周恩来驱车先行探路,然后是毛泽东,再后面是任弼时、外公等。上山时,又下起雪来,路上积雪越来越厚,有的地方汽车无法通过,只好停下来清除积雪,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来到宿营地——塔院寺。他们住在寺内的一个四合院里,毛泽东住在北屋,任弼时住在西屋。外公在延安时成了家,这时与家属团聚了,一起过五台山,他们一家住在南屋里。其他工作人员住在院外。第二天,先参观了寺庙。五台山是由五座山顶平台寺庙组成,故叫五台山,这里的古建筑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他们参观时兴致很高。吃过午饭,又上路,向河北的阜平进发,曾在下关村宿营,然后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聂荣臻司令员、赵尔陆参谋长等迎接了他们。他们在这里住了半个来月。4月23日早晨,周恩来、任弼时和外公离开城南庄,前往平山县的西柏坡,同原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毛泽东原打算到苏联一趟,在城南庄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决定不去了,于5月26日来到西柏坡。

中央机关到达后,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已由晋绥移来的中央后方委员会都取消,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也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指挥了三大战役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九月会议”从9月8日至13日,一共开了六天。会议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各战略区在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接着,辽沈、淮河、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发动。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共计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人。经过三大战役,战争形势根本改观,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了如何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报告阐述了胜利之后国内外基本矛盾和党在各方面的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这时北平解放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就在这一天,党中央领导机关离开居住将近一年多的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驶去。这个车队共有十一辆小汽车和五辆卡车。第一辆是探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外公及家属坐第九辆小吉普。因为都是土路,尘土很大,车与车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不久,车队就来到了华北大平原,大家的心胸豁然开阔。但不料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外公车上的驾驶员打瞌睡迷糊了一下,车子偏离公路向一边冲去,外公急忙将司机拍醒,但已经来不及了,车子倒在了路边坎下去了。幸好,大人小孩都没有受伤。后面的车队停下来,几个年轻人走下来,把小吉普抬上路。前面的车子上的人也知道后面出了事,停了车。周恩来返回来,询问了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对司机们说:“千万不要出问题,平地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毛泽东也停了车,问后面出了什么事。周恩来让人转告说陆定一同志一家乘坐的小吉普车倒在坎下面了。毛泽东马上下了车问:“怎么样,没有伤着人吧?”随即派人去看。周恩来来到毛泽东身边,说:“陆定一同志的汽车出了点事,人没有受伤。”毛泽东于是放了心。

当晚,在唐县附近的淑同村驻下,第二天上午进入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下午到涿县。第二天凌晨两点,在涿县火车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外公和胡乔木等上了火车,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头天晚上对大家说:党中央进入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天大亮的时候,汽笛一声长鸣,北平到了!火车慢慢地停靠在清华园车站。这一天是3月25日。党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北平,是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到由城市领导全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下午五点,在西苑机场举行了入城式,检阅部队。阅兵式后,毛泽东等接见了北平各界一万名左右的群众代表,场面十分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党中央进驻北平后,主要是集中精力抓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继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强渡长江,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二十二年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然后,我军又迅速向江南广大地区进军。

党中央集中精力抓的第二件大事是,约会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政权。

党中央也十分重视着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早在1948年8月23日,周恩来、外公和李维汉就联名致电香港分局和夏衍,要求将电影戏剧界中的进步人士,除酌留少数外,动员他们前往解放区,“因为现在留在外面已无必要,而我们已有必要与可能发展解放区戏剧,特别是电影事业及准备全国胜利时的需要。”党中央来到北平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外公等还应邀多次观看了北平文艺界举办的文艺演出。毛泽东说:“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他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看了,他们不但感到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这是北平解放后创刊的第一家对开四版的全国性报纸。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其宗旨是“进行宣传教育,团结各革命阶层人士,以求贯彻并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设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光明日报》在这个重大时机出版,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周恩来、朱德、李维汉等也都题词祝贺。外公在报纸之初的几天里,在夜班工作时间来到编辑部,向大家表示祝贺和慰劳。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外公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与代表们共商建国大事。

10月1日下午,首都三十万人民群众欢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望着冉冉升起的的五星红旗,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啊,中国革命终于成功了!新中国终于诞生了,象巨人那样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受欺负受蹂躏受奴役的黑暗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在青年时代就梦寐以求并开始为之奋斗的,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今天的胜利又是来之多么不易呀,多少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共和国的大厦正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来铸基的,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正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公继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公知道,新中国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他充满信心,要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而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