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把政府作为自己的政府，政府把人民作为自己的人民，休戚相关，手足相依，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才是人民所信任的政府，也才是能真正领导人民抗敌的政府。以民主的方法产生的政府，就能是这样的政府。好政府是与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可分离的。推行民主政治，应是我华北各战区贤明当局的当前务急。
他在文章的结语中，将上述经验视为夺取抗敌斗争胜利的规律。
随着抗战的深入，面临的形势越发复杂，党和军队的任务更加艰巨，与此相联系，抗战中的政治宣传工作也显得更加重要。外公作为八路军野战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在政治工作实践过程中，联系抗战的实际，认真总结政治工作的经验，探索政治工作建设的规律，并在理论上加以系统的阐述。
1940年初，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本年度的工作计划中，提出把政治工作的建设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并召开政工会议布置这一任务。
这一时期，外公将抗战相持阶段敌占区的工作归纳为四个大字：“收复人心”。
7月，根据我军面临的抗战形势和任务，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外公写下了《政治工作建设之当前任务》一文，阐明了政治工作建设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基本任务、方法、制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1940年7月2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破袭正太路的预备命令；8月8日，发出《战役行动命令》；8月20日开始，发动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时期我军对日伪军发动的一次最大的战役行动，旨在打破敌人对华北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和远东慕尼黑阴谋。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先后调集了主力一百多个团，对正太路、平汉路北段石德、同蒲、白晋路等交通线进行了全面破袭，对深入我根据地之日伪军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接着又粉碎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百团大战”胜利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百团大战”的胜利是与出色的政治宣传工作分不开的，野战政治部十分注重将政治工作落实到部队战时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各项任务中去，政治工作与作战任务紧密结合，为战争服务，为夺取战役的胜利服务。如“百团大战”第一阶段面临的任务是包括破击与反扫荡，其中交通破击战（摧毁敌人的铁路、公路、车站等交通设施）是重要的战争形式之一。但如不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政治解释，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交通战争的重要意义的。因此，在正大西段破击战开始的前三天，部队就开了干部大会及各种会议，宣传交通破击战的重大意义，还向部队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等口号，进行鼓动和宣传。战时，依靠下级政工人员的高度积极性，在各种情况下提出简短的口号，如发现飞机时，提出“飞机不能解决战斗，注意地上的敌人”；冲锋时发现飞机，提出“迅速冲到敌人身边去，是躲飞机的最好方法”；如遇敌人放毒气时，提出“戴上防毒面罩，毒气几分钟就过去了”；被敌人包围时，提出“誓死不缴一支枪”等。指挥人员特别是连排长，也都能积极地参加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的不间断性和具体细致，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政治工作在战争中发挥了自己的威力。外公全面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写成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大西段战时政治工作总结》一文。他说：“在今后战争必将更为残酷些，更为频繁些，只有更加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提高政治工作的顽强性，提高我们对于将来战争残酷的预见，而加以充分准备，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野战政治部还十分注重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并经历一个过程：从以战士的教育为中心工作，到以干部的教育为中心工作；从注意下级干部的训练，到注意中上级干部的训练；从临时的“热炒热卖”的训练，到有系统的全面的从头做起的长期训练。
为了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外公还亲自为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战士编写识字课本，并动员有关人员编写通俗有趣的读物，既可做教材使用，又可成为阅读书籍。
1940年底，八路军总部由武乡王家裕一带移驻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武军寺一带，而就在这时候，外公接到返回延安的命令。他带了一个营和一批干部，穿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于1940年12月31日午夜，亦即1941年新年零点渡过汶河。过了渡，经过交城一带的荒山，荒山有房子却没有人，原来那些房子是老百姓收割庄稼时住的，庄稼收完了，人也下山了。而这时敌人正在围剿，处境很危险。这一带有野战军一二〇师的队伍活动，他们差点与一二〇师的队伍发生了遭遇战，他们被怀疑是日军，被一二〇师的部队包围起来。后来对方侦察员弄清他们是从一二九师过来的，才消除了误会。一二〇师派了一个团护送他们到黄河岸边。他们从黑山谷口渡过黄河，经过一番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外公随野战军总部转战于太行山区，一共度过了三年的时间。
第四节“政协会”上唇枪舌战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在着手篡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准备内战，妄图恢复其在全国的封建独裁统治。
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也遭到各民主党派的反对。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和“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等十项政治主张。
蒋介石迫于人民的反对，邀毛泽东至重庆“共商国是”，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但蒋介石“和谈”是假，“反共”、发动内战是真。9月17日，正当国共谈判还在进行，国民党当局却把《剿共手本》用飞机运送给阎锡山。不料这架飞机误落在焦作，被八路军检出了《剿共手本》和命令。中共还获取了《剿匪密令》等许多反共命令，并将它们发表在报纸上公开披露。
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唤醒人民提高警惕、制止内战，是这一时期我党的政治宣传工作的重大任务。
外公在这一年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2月9日，延安召开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阐明开会的意义和我们的任务。然后，外公做了题为《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的长篇演说。他说：“今天开会，纪念‘一二.九’十周年。这个大会，是反对内战的大会，是反对武装干涉的大会。因为内战的问题，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也是全国青年面前最重要的问题。而内战发生的最重要原因，除了国民党的反动派蓄意挑动外，还有外国的武装干涉，没有这个武装干涉，内战甚至是打不起来的。”
外公在演说中，依据事实材料，对国民党当局的谎言欺骗进行无情的揭露：“谁是内战的负责者，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说：‘《剿匪手本》是笑话’。等到我们答应可以奉送他一本后，吴国桢的话真正变成笑话了。《剿匪密令》，国民党当局至今连否认的勇气也没有，就是最善说谎的吴国桢，也只能限于闪烁其词地暗示人们怀疑它，再不敢正面的说这是‘笑话’了。其他许多缴获的‘剿匪’文件，我们报上虽已发表了不少，国民党宣传机关只是避而不谈，好象不算一回事。避而不谈，当然可以。但是人证物证既然都有，国民党当局对内战的责任是避不了的。”
他告诫人们：“如果对于内战危险没有有效的制止，那末历史上空前的最大规模的内战，是很难避免的了！”
蒋介石在军事上受到挫折、政治上受到国内外强烈遣责后，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5日，中共中央的会议批准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中国共产党代表共七人，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12月17日，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团另两位成员董必武、王若飞已在重庆）。
1946年1月10日上午十时，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五人、中国民主同盟九人，社会贤达九人。开幕当天到会代表三十六人。
蒋介石宣布开会，并致开幕词。他还同时宣布“停战协定”已经达成以及政府的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名政党有合法地位，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在这之前蒋介石从未见过外公，因此在会上曾特意问起：“中共代表陆定一先生是哪位？”当外公站起来面对他时，他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位多年来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政治敌手。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了词。他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11日、12日、14日，分别举行了政协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会议。外公在会上提出：会议议程应协商排定。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由国民党政府、中共、民盟、无党无派和青年党五方面代表陈立夫、董必武、梁漱溟、王云五、陈启天等协商，决定会议议程分政治、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四类，自本日起，每日一类，在大会上作大体讨论，然后由主席指定分组委员会草拟报告，提请大会通过。
15日，政协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施政纲领问题。董必武在会上系统报告中国共产党对施政纲领的意见。会上公布了会议代表分组人员名单，一共五个组：（一）改组政府组。中共代表团参加人王若飞、陆定一。（二）施政纲领组。中共代表参加人董必武、王若飞。（三）军事组。中共代表参加人周恩来、陆定一。（四）国民大会组。中共代表参加人董必武、邓颖超。（五）宪法草案组，中共代表参加人吴玉章、周恩来。
16日上午，政协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周恩来作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针对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再“政治民主化”，妄图要我交出军队，周恩来指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还要认识军队应属于国家，也应属于人民，军队必须由民主政权来统帅，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他批判了国民党流行的把军队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第一”观念。报告提出了中共关于军事改革的十二项建议。
会上，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听了周恩来讲到“军人第一”的标语有毛病，便起来发言，为“军人第一”观念作辩护。他说：讲话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军人欺压人民，站在老百姓之上是不对的，但中国人有轻视军人的习惯，军人比老百姓苦，看戏时常见太太小组看不起军人的事情。那个标语的目的是在唤起社会尊重军人。
邵力子的这一辩护性发言，立即受到外公的批驳。外公发言指出：决不能使军人站在老百姓头上。日本的军部高于一切，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用“军人第一”并不能真正提高军人地位，只有愈爱护人民，才能受人民尊重与爱护。收复区人民对军队的印象不隹，请政府注意，不要逼得人民走投无路。
外公在发言中还对国民党代表张群的发言发表意见，他说：岳军先生说的三人小组在一个月内决定办法，两个月里完成整编，本间在求其快，快做总是好的，非但这件事要快，全国的整军也要同样的做得快。庞大的军费压在人民头上，真是一天也不能忍耐，应该快解决。至于要办好，就要公平合理。同时，军队国家化应与政治民主化平行进行。这是多数人的共同见解。因此要军队国家化快做到，也要政治民主化快些做出好结果。共产党所以组成军队，是“逼上梁山”逼出来的。这是因为政治原因。要“逼上梁山”的事不再发生，若又主张把政治民主化放在军队国家化之后，那是很危险的办法。因此，要军队国家化，希望政治快民主化，特别希望蒋主席宣布的四项人民权利能立即实施。
17日、18日，政协举行第七、第八两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政府代表提出《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由张厉生加以说明。国民党代表顽固地维护其“道统”，坚持十年前一党包办选出的“代表”仍然有效，受到中共、民盟等各代表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