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外公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委。《布尔什维克》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回上海后，于1927年10月24日创刊的。起初，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为编委，瞿秋白为主任。12月，编委扩大为二十六人，增加了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陆定一等人。
年仅22岁的外公，毕业后参加革命才两三年，可谓初出茅芦，便经历了血雨腥风的严峻考验，度过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二个难关。在革命的低潮中，他不仅没有退却，反而斗志弥坚，并在锻炼中迅速成熟，崭露头角，走上了团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除钦佩他自身的才华外，我们不禁要感叹：那一场革命，真是最能锻造人才的大熔炉啊！
外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第三节第三个难关：受到王明路线的多次打击，
外公说：“第三个难关是1931--1934年受到王明路线的多次打击，加给我的罪名叫着‘调和路线’，撤职、降职，直到开除团籍。开除团籍意味着连党籍也开除了。团籍是1933年下半年才恢复的。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才有正式的工作。”
第一次受打击：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身份
1928年7月15日至2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外公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团的五大后，团中央决定由外公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
在中共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共产国际设立了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在此以前，共产国际主要是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为纽带，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的工作。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尽管代表们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但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诺伊曼等人在中国所犯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共产国际决定改变体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不再通过共产国际代表，而主要依靠在莫斯科设立一个常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
这样，在中共六大闭幕后，便组织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陆定一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瞿秋白为中共代表团团长。
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早已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闭幕后便留在莫斯科担负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尚在国内的外公接受任务后，便于1928年底只身前往莫斯科。
这是一次漫长而又艰险的旅行。
外公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到大连，再转乘火车到哈尔滨。按计划，到了哈尔滨才有人与他接头。在大连住宿，住的是神明路的朗索室。期间，日本侦探曾两次来旅馆检查住宿登记簿，说有共产党的要人经过这里。不知他们是虚张声势还是针对外公来的，幸好没有发生意外。（据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过这里时遇到过险情。）第二天晚上，外公上了南满的火车到长春，又换乘中东铁路才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道外的一家旅馆住下后，立即按约定的地址和暗号写了信寄出。很快收到回信，约他到街心公园接头。在那里，他见到的是一位苏联人和一位中国翻译。他们要他前往满洲里再与另一位苏联人接头，并告诉他接头的暗号。
外公又乘车前往满洲里，找到了接头地点，见到了住在那里的苏联人。这位苏联人当时没多说什么，只是要他傍晚去他那里。傍晚他去后，这位苏联人拿出一副雪撬、牵了一匹马，套好，拉着他上了路。半夜时分，到了中苏边界，过了边境线，四个骑马的苏联人将他们围起来进行盘问。弄清情况后，这些人送他到了火车站。就这样，他上了开往伯力市的火车。一天半后，到达伯力市，车站上有人将他接到一家旅馆，说第二天才有火车去莫斯科。一会儿又通知说当天有车。他又上了火车，车走得很慢，沿途站上停留的时间又长，这样走走停停，坐了一个星期才到莫斯科。
原先已通知共产国际派人来接站，但等了好一阵却不见谁来接。他只好自己雇了一轮马拉铁撬来到克里姆林宫前。有人出来问话，并把他带进里面共产国际办公的地方登记。不一会，瞿秋白、余飞以及曾到过中国的几位少共国际代表出来迎接他。见了面才知道，他们之所以没有到车站接他，是以为火车要第二天才能到达。
然后，外公被安置在留克斯旅馆。“留克斯”即“豪华”的意思。房子由大理石砌成，一进大门是一头熊的塑像。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张国焘夫妇以及余飞夫妇都住在这里。外公一人住一间长而窄的房间。
1929年1月，蔡和森也来到了莫斯科，成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
外公开始在少共国际上班。他既是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又是少共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少共国际执行委员。少共国际设有东方部、欧洲部、拉丁美洲部等部门。每天上班，实际上无事可做。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消息很闭塞，看不到中国的报纸，对国内的事变无法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整天忙的是欧洲的事务，因为欧洲各国的消息传得快。
无事可做，外公就想趁此机会学习俄语，并请了一位苏联女大学生当教员。他还到列宁学院（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高级党校）旁听，学习《资本论》。
在驻莫斯科期间，1929年，外公还随同瞿秋白、邓中夏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德国南部工业城市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二次大会。”他们使用假护照，穿越波兰，经柏林前往法兰克福。在柏林逗留时，他们一行还看望了在那里做海员工作的廖承志。
1929年7月3日至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中共代表团瞿秋白、蔡和森和外公出席了会议。外公在会上发言谈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问题。会后，外公写了《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总结》。这分长达二万多字的总结本来不是作为文章来写的，而是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意见，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写信，做个内部报告。但是这份文件寄到国内后，李立三将它以“定一”的署名发表在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1期上。李立三这样做，大概是因为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第三时期”的理论，可以成为他进行全国暴动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特别是所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将爆发革命的论断，事实证明是个错误的判断。
忙完一阵后，外公还想继续学俄语，但却不得静心，终于学不下去了。原因是中山大学风波迭起，并且把中共代表团也牵涉进去了，引起了中共代表团与米夫、王明等人的激烈斗争。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它一成立起，就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苏联人米夫不能合作，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而在发生了中山大学风波后，这种对立便激烈化、公开化了。
设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是1925年由共产国际创办，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学校。起初为纪念孙中山的逝世，起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党员）的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属国民党籍的学生退学回国，校名亦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说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生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中山大学实行校长制，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副校长是米夫。拉狄克是著名的托派人物，在反托派的运动中被免职。米夫于1927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在米夫的掌握之中。接着，米夫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
米夫的学说平平，却野心勃勃，且善于玩弄权术。他以共产国际唯一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并且是一位恶劣的苏联大国主义者。这些苏联的大国主义者，自居为“老子党”，把中国党和别国党都视为“儿子”，干涉别国党的内政，培植宗派集团夺取该国党的领导权。米夫就是这样的大国主义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只有靠他和他培植的宗派集团的领导才能胜利。
王明集团就是他所培植的宗派集团。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安徽省六安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毕业后，进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翌年参加“五卅”运动，秋天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字是“克劳白夫”。他是到莫斯科后才入党的。王明善于溜须拍马，讨好米夫。他就读的俄文班的列宁主义课是米夫上的，这就使王明与米夫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王明在别的课程进行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到了讨论列宁主义课时，常常是第一个抢先发言，于是“克劳白夫”这个名字给米夫留下了好的印象。王明记忆力强，俄文学得好，加之与米夫非常接近，便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欢心。
1927年4月至7月，中国处于紧急时期，米夫来中国访问，把尚未毕业的王明带在身边当翻译，到了上海、广州、武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经过这一趟中国之行，王明和米夫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回到莫斯科后，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王明留校工作。当时中山大学的领导层存在派别斗争，教务处不满意支部局，支部局批评教务处。1927年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上，两派争吵不休，米夫和王明以第三势力参与斗争，为米夫当校长开路，支持支部局批评教务处。王明在学生中大肆活动，支持米夫，成为这场争论中的积极组织者、米夫的得力助手、亲信和心腹。米夫终于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正校长，王明也一跃当上了中山大学的秘书，继而掌握了支部局的领导权，成为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支配全校学生的命运。
王明等人控制了支部局后，自称“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抛出了一大套“左”得出奇的理论，认为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中国革命只有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另一方面是反动地主、资产阶级，没有中间势力，没有第三种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国不需要统一战线。
“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这是王明的又一论断。他认为马列主义出在书本里，马列主义只能从苏联输入，扬言中国的老党员、老干部、中央领导“理论水平低”，不是马列主义者，只有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其次，王明认为中国革命必须采取大城市武装暴动的形式。他所写的《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他对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本否定，认为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一样，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王明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
王明还是个恶劣的宗派主义者。他和李竹声等人控制的支部局，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以亲疏、好恶为标准。能讨他们欢心的，就提拔重用，否则就诬陷、打击，打棍子、戴帽子。他们有米夫做后台，有恃无恐，百般诬陷反对他们的那套理论的同学。
中山大学的一批老党员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述明等，看不惯王明奉承和吹牛拍马的恶劣作风，便遭到王明的打击。上述这些人中不少是属于江苏、浙江两省的，因此，王明就掐造说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一个“江浙同乡会”组织，并给这个组织加上了“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同学也起来反对王明，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支部局的错误，王明等人便将他们称为“工人反对派”。为了对他们打击报复，王明骇人听闻地散布说，中山大学存在着一条与支部局、共产国际相对立的“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就是“江浙同乡会”、“工人反对派”等的联盟。并以此名义开除了十二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人被逮捕。这件事激起了中大学生的义愤，于是，许多中国学生立即上书联共中央和中国代表团，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
在中大风波中，中共代表团同米夫王明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学生经常前往中共代表团当面反映情况，瞿秋白本人听取了学生的意见。中共代表团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大调查时，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争执。1929年夏天，中大举行学年总结大会，由于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和支部局，瞿秋白便公开发表演讲，支持多数学生，指责王明等人，爆发了中共代表团和米夫、王明等之间的公开斗争，会议僵持了三天。瞿秋白要求中共代表团成员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
外公在那些日子里，接待了大量汇报情况的学生。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他还特意问过被说成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主要成员的孙冶方（真名薛萼果）什么是“江浙同乡会”。孙冶方说，哪有什么“江浙同乡会”，是他当了教员，卢布多了点，一些同学要他请客，他答应了，二三十位中国同学，买点中国菜，这个炒，那个煮，在他房间吃了一顿，一边吃，一边闹，窗外有人听见了。那次在一起吃饭的，也不都是江浙人，比如左权就是湖南人。但不知怎么一传，传到王明那里，就成了“江浙同乡会”的大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