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第一个难关：放弃名利，投身革命，准备掉脑袋
外公在1989年接受上海一家报纸的记者采访时说：参加革命60多年，“我是个幸存者。我一生经过了几个难关。第一个难关是1925年下决心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是要与旧社会决裂，放弃个人名利，冒生命危险，随时准备牺牲的。”
说起这第一个难关，还须回到外公的大学时候。
外公从青岛实习完回到学校，进入大学四年级。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过去之后，校园里又恢复到日常的轨道上来了，似乎一切又复归平静。
可是外公的内心却不平静，他时时都在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读完这个学年，眼看就要毕业了，今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五卅的奇耻大辱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常常对着收藏的一张照片疑神注目。照片上是一位面容清秀、稚气未脱的少年。照片背面有外公写下的几行字：
五卅牺牲之同学
陈虞钦君之像
陆定一谨藏
每当看见这位死难的少年朋友的照片，他会想起五卅响起的罪恶的枪声，以及南京路上那一滩滩鲜红的血液......五卅风暴已经过去，但血仇未报，国恨难平。中华民族仍在继续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人民仍然在军阀统治下艰难喘息。可是，中国的现状怎样才能有个根本的改变，一腔救国救民的抱负如何来实现？外公苦苦思考着这些问题，常常夜不能寐。
南洋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两人合住一间宿舍。与外公同室的是张永和。张永和是云南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外公的同班同学。外公正是由他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员。五卅运动中他俩一起参加学联工作，张永和还是上海学联的负责人之一。正是由于这些关系和共同的斗争生活，使他们既是同窗，又是好友。两人同往一间宿舍后，外公却觉察到他的行动似乎显得异常：经常缺课，东奔西走，早出晚归。回来时总带回一些书刊什么的。他将公开出版的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拿给外公阅读。外公读了其中的文章，进一步明白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特别是从中可以找到许多自己正在思考但一直困惑难解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答案。这使他的思想开阔起来，也使他十分兴奋和激动。当他知道《向导》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刊物，《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刊物，并且他所见过的勇敢、诚实、俭朴、锐敏的共产党员恽代英就是《中国青年》的主要编委之一，读这些文章，愈觉得共产党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党，是为国为民的党。共产党人的形象在他的心中了就倍感高尚和亲切。
外公也发现张永和除带回这些公开出版的刊物以外，也时常将带回的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躲闪着锁进他的抽屉里。他藏匿的是什么东西呢？出于好奇心，也自恃平日与他的关系不错，一次趁他不在的时候，外公打开了他的抽屉，翻看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些政治宣传大纲和内部报告一类的文件。文件中有的标有“中英”这样的字眼，他猜测这是中共中央的谐音缩写，于是他恍然大悟：张永和原来就是共产党员！
张永和回到房间后，觉察到抽屉里的文件巳被人翻动过，心里似乎很不安。外公立即向他说明，抽屉是他打开过，并责怪为什么早不给他看这些文件。张永和听后，放下心来。他了解外公，知道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嫉恶如仇、勇于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进行斗争的进步青年，所以不但没有责怪他的冒失，而且告诉他，自己确是共产党员，并和他谈心，开导他认识共产党组织的性质、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以及党所指明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这番披肝沥胆的谈话，这些前所未闻的道理，外公听后异常激动、倍感振奋！
从这时候起，外公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他通过张永和以及其他渠道，读到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选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节选本）、《中国青年》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等等。尽管这方面的书不多，但读了很有用，使他懂得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用这些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现状，许多以前觉得疑惑的问题便豁然贯通了。
比如说军阀专政。为什么会出现军阀专政？以前不清楚，现在清楚了，知道是因为背后有帝国主义当后台。军阀为了势力划分，投靠帝国主义为主子，依杖帝国主义的势力，借主子的款，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当卖国贼。为什么有帝国主义？过去人们解释不清楚，只知道有中国人处国人之分。共产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把弱小民族的国家和地区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后起者必然要争夺势力范围。正是几个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搞势力划分，掠夺中国人民，就支持中国的军阀政权，造成军阀混战，渔利的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灾难和痛苦。
这样，也就知道为什么实业救国的路走不通——因为军阀卖国，帝国主义的欺负，外国资本把中国的民族工业压垮，所以实业救国只是一种空想。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人们只想有个“好人政府”，学了共产主义就知道，抽象的好人政府是没有的。以前有人说吴佩孚比张作霖好，现在来看就清楚了，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从“中华民国”便可看清这一点。孙中山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解答，他的三民主义讲到了帝国主义，但并没有说清楚；他还不懂得依靠工人、农民。在哲学上，中国的哲学都讲道，但颠过来倒过去都没有讲清楚。其实道就是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道讲清楚了，比中国哲学高明。孙中山的哲学讲“知难行易”，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后者更科学。曾经泛滥一时的“新思潮”，还有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既主张无政府，就提不出也用不着提什么纲领。国家主义把“五四”时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变成国内反共、国际反苏。他们的首领企图讨好军阀、讨好帝国主义，暴露出可耻的嘴脸。中国要得救，只有实行工人阶级专政，共产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生产离不开劳动者，工人、农民是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共产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工农利益，发动工农起来革命，改造中国。
共产主义的学说，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外公的心灵。
外公通过学习和思考，认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便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决心投身党的怀抱，成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外公做为一个富家子弟、知识分子，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有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外，还在于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和探索，经过了曲折的对真理的寻求，这一过程，就是艰难的“信仰”的熔铸过程。正因为这一信仰是理性的选择，且来之不易，所以一旦确立，便坚不可摧。
投身革命，必然要考虑与个人关系重大的几个问题。一是要与旧社会、旧家庭断绝关系；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势是严峻的，革命者时时刻刻都可能被捕、坐牢和杀头。面对严刑逼供怎么办、能严守党的机密，为党的革命事业勇敢献身吗？——这些他都一一想过了，并且下定决心，为革命什么难关都无所畏惧，准备坐牢，也不怕掉脑袋！
就在1925年的秋天，外公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外公的入团介绍人是张永和与梅电龙。梅电龙，后改名梅龚彬，湖北人，共产党员，就读于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他一边读书，一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曾任民革秘书长）。当时由于党员人数少，南洋大学与同文书院的党员合编为一个支部，所以他与张永和是同一支部的党员。
在江湾复旦大学校园内的一间小屋里，外公参加了秘密举行的入团宣誓仪式。
这时大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党和团的组织不断扩大。这年年底，外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以后，外公参加了在上海大学秘密举办的“秘密工作培训班”。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当时瞿秋白任教务长，并与邓中夏主持社会学系。他们除在日常的教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也以业余培训班的形式，提高新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从事地下工作的能力。培训班授课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如何作秘密工作等课程。到培训班讲课的有瞿秋白、罗亦农、赵世炎、施存统等人。因为培训班是秘密开办的，为了防止万一，黑板上故意写上与讲课内容毫无关系的其他报告提纲。通过培训学习，外公的革命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26年初，党组织安排外公做青年工作，担任南洋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张永和是党支部书记。这是他们面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既要准备毕业考试，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外公忙得不可开交。这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军阀段祺瑞枪杀示威学生的“三.一八”事件。上海学生纷纷起来表示声援。这时外公正患“白喉”，但他仍抱病坚持进行发动工作，组织罢课和示威游行，却终因身体支持不住，住进了隔离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外公却思绪万端。眼看就要毕业了，何去何从需要做出决择。
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一般工作一两年就可当上工程师，薪水甚丰。此外，外公的父亲要他考官费去美国留学，如果官费考不上就自费。他的哥哥陆坤一经清华预备学校毕业后正在美国求学，巳取得硕士学位，现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凭能力，外公要走上渡洋留学这一条令人羡慕的路子是十分有把握的。是当工程师？是出国留学？还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这三条道路摆在面前。
外公对我谈了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当工程师，一个月有60大洋的薪水，过上‘小康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当工程师谁来管我们呢，是那些考60分的人；这些人的上面又是谁在管呢，就是那些军阀、反动政客、贪官污吏、卖国贼。想想不服气，所以就不干！”外公说完，还大笑不已。
更有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促使他选择了最冒风险的后一条道路。
与他同室的张永和没有读完这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了学校，因为校方巳经注意到他的行动，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对外公，校方虽然也知道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并不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外公的半公开身份一直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所以他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并在毕业典礼时戴上博士帽照了相。
进行毕业分配了。南洋大学的毕业生，照惯例是由交通部分配到各地实习，然后就在那里转为正式工作。可是校长凌鸿勋却在毕业分配上刁难有“赤色嫌疑”的进步学生。他专门找外公和另一位学生费振东去谈话，说：“既然你们反对政府，准备分配你们到广九铁路去实习。”他所说的政府就是北洋军阀政权，而广东当时建立了反军阀的革命政权。所以他又说：“政府的命令从未到过广东，这次可以到了，因为广东政府一定会收留你们的。”这实际上是拒绝分配他们实习的托辞。外公对此根本不予理睬，而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毕业后外公没有回过家，也没有与父亲通过信。父亲长时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便托人到处找他，很久未找着，以为他失踪了。后来不知怎么打听到了他，便委舅舅来上海，要他回无锡与早年订婚的三姨妈的女儿完婚。外公没有听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与旧家庭决裂，做这个旧社会的叛逆者。
外公留在上海，担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在大约两三个月后，他就又被调到团中央工作。
就这样，外公度过了他所称的人生第一道难关，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道路。
第二节第二个难关：在反革命大屠杀中坚持斗争
外公说：“第二个难关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五万党员，大部分被国民党屠杀，一小部分消极，极少数人叛变为国民党特务。我没有被捕，也没有消极，坚持下来了。”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大屠杀，是外公参加革命后第二年的事情，这说明他刚参加革命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外公毕业后在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工作，但时间并不长，大约两三个月后，他就被调到团中央机关，担任《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
《中国青年》周刊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由邓中夏、恽代英等于1923年10月20日创刊。《中国青年》是广大青年最喜爱的革命刊物之一，发行量达三万册，它犹如中国沉沉夜空中的启明星，指引着广大青年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外公所崇敬的恽代英曾是《中国青年》的主要编委。此时担任主编的是李求实。
外公在此期间做编辑，同时也从事文字翻译工作，为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提供译文。他翻译过列宁的《士兵与土地》、布哈林的《资本主义的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与共产主义运动》等文章和著作，也翻译过少共国际的文件，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外公还亲自动笔为《中国青年》撰稿，写下了大量文章。外公发表文章署名通常用“定一”、“定”、“D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