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就是超越（或者叫解脱）。所谓超越也可以说是迂回，既回避和对方的正面对抗，又避免用自己的理性迫使对方就范。这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和对方从紧张的氛围中解放出来。不要那么较真儿、那么死心眼，说话避实就虚，带一点超越现实的味道。一旦对方注意力被转移了，其情绪的膨胀也就会中止了。
在上面那个关于啤酒的故事中，那个美国顾客的话可以充分说明超越现实的重要。他所提出的建议明明是不现实的，既然发现了苍蝇，就不可能再端给顾客了。但是，这样的假定却能使对方心领神会。
一位中国作家去美国访问，住在一家旅馆里。正巧他有一个朋友也住在这个城市里，于是这个朋友带着夫人和孩子来拜访。久别重逢，双方谈得很投机。但不久这位作家发现朋友的孩子正穿着鞋子在雪白的床单上跳舞。在这个当口，怎么办呢？用礼貌的语言劝阻？“对不起，你们的孩子穿着鞋子上床了，旅馆方面会有麻烦的，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孩子哄下来吧。”这显然不行，因为任何对孩子的不满都无异于是针对孩子的父母。只能让他们感到难为情，必然会破坏他乡遇故知的热烈气氛。这就不是解脱，而是制造紧张气氛了。这位作家很聪明，他用了超脱法来回避自己和对方可能引起的情绪膨胀。他突然停止了和朋友夫妇的谈话，说：“对不起，等一等，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等待着我，那就是把你们的小天使从床上搬到地球上来。”朋友夫妇很自然地笑了——也就是解脱了。
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大词小用”的技巧来解脱自己和对方。他所用的词是“地球”而不是“地板”，如果他是做语文作业，那可以肯定必错无疑，但是在这里，他恰恰因为故意错用了词语而显得富有幽默感。“地球”这个词和“地板”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地球的大小远非地板可比，这种对比越强烈，语言的现实感也就越弱。把一个小孩子从床上抱下来放在地球上，在空间的联想上就大大超越出旅馆的房间，在那么大的空间中，床单上的一两个脚印立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把做这样一件小事说成是“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显得不伦不类，这恰恰使焦虑的情绪缓解，双方也就从尴尬的气氛中被解脱出来了。
许多国人自怨自艾，总觉得自己缺乏“幽默细胞”，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认死理的好胜心在阻碍着自己幽默细胞的发达。
许多年前，我的女儿还在念小学，她妈妈对她分数的要求简直可以用苛刻来形容。即使女儿考了99分，她还是会用责备的口吻厉声说道：“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这一分！”我真是无言以对。不好意思与太太争辩的我只好顺着她说：“对对对，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孩子学不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老师教的不好。”太太说：“那也不能这么说，别人家的孩子也有得100分的呀！”我说：“那就是孩子的脑袋笨。”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又说：“那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阁下的遗传基因不太好。”太太反驳：“那怎么会呢！我当年是很聪明的！”“对，当年就是因为你聪明，我才看上你的。那么第二个原因，那就是鄙人比较笨。”太太说：“那还差不多。”我又说了：“孩子考不好是由于爸爸笨，那你还怪孩子干什么？孩子是没有办法来选择爸爸的，孩子的爸爸是某人替她选的。想当年，你如花似玉，后面跟着一个连队，鄙人很不幸地跟在最后面。你满园里捡瓜，捡得眼花，捡了半天，捡了个傻瓜。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终于，太太笑了。承认自己笨有什么好处呢？我的话让她回想起当年自己是如何被我迷住的，让一个40多岁的女人回忆20多岁的时候的恋爱，滋味多么甜蜜啊！不跟她来点甜言蜜语，她就不能从一分两分的计较中解放出来。
幽默是情绪的解毒剂。怎么解毒？把对方从认死理的好胜心中解脱出来，引导到一种和谐的抒情状态中去。
幽默并不完全是某种技巧，幽默是以人的宽广胸怀为前提的，而且它需要一种能把痛苦转化为欢乐的能力。
文艺作品是对精神生活的提炼，其中的幽默则更能显示出对于世俗的超脱。还记得侯宝林大师的那段经典的相声吗？医生因为粗心一次又一次地把各种各样的手术器具留在了病人的肚子里，最后，忍无可忍的病人对大夫说：“干脆别缝了，安条拉锁得了，要是再落下什么，不用开刀，拉开拉锁就直接找了。”
这是对医生的批评，但是，没有直接对抗性的指责，相反，倒是一种友好的建议。但是，这种建议（在肚子上安拉锁）是不可行的，是超越现实的，是可笑的。这种幽默是比较高雅的。一般的说，人在受到侵犯、伤害之时，最容易情绪失控，对施害者最容易产生敌意。但这里的病人，居然一面把自己从敌意中解脱出来，一面又把对方从自责的尴尬中解脱出来。这种超越生理病痛的姿态，表现出其心灵的自由度是相当高的。
网上有一则笑话，对我们可能有更高的启示：
有三个人到纽约度假。他们在一座高层宾馆的第45层订了一个套房。
一天晚上，大楼电梯出现故障，服务员安排他们在大厅过夜。
他们商量后，决定徒步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登楼的劳累。
笑话讲了，歌也唱了，好不容易爬到第44层，还差一层，大家都感觉精疲力竭。
“好吧，彼德，轮到你来讲个幽默故事了。”
彼德说：“故事不长，却令人伤心至极：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大厅了。”
看这个故事的人，肯定会笑起来，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角也会悲极而生乐。这个故事的最后有一个“顿悟”：“我们痛苦，所以幽默；我们幽默，所以快乐”。幽默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超越痛苦。
但是，这种超越痛苦还不能算是最高的，充其量就是生理上的，而最高的则是心理上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某所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权威娶了一位年轻而风骚的太太。当他出外之时，那年轻的太太就把情夫引进家门。一日，权威偶然发现忘记携带东西，半道归来，发现了床前男人的鞋子，衣柜内显然有人在颤抖。老权威从容不迫地拿上东西，安然离去，给情夫充分时间退出。这当然是很高的修养，但这样做，充其量只能说是很文明，或者很礼貌，但是，并不幽默。西方类似题材的幽默故事则是这样说的：当一位男士回家以后，发现自己的太太正和神甫在做爱，他并没有发作，而是跑到房间的窗口边，对着天空祷告起来。神甫惊惶不迭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
既然你代替了我的职位，我也只好代替你的职位了。
这当然是笑话，是艺术的想象，不是现实。但它告诉我们，幽默需要超越现实。与现实拉开的距离越大，幽默感也就越强烈。但是，这样的超越，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有一天早晨起来有急事，而年轻的秘书却迟到了。秘书内疚地解释，迟到的原因是表出了问题。华盛顿平静地说：“看来你得换一个表了，否则我就该换一个秘书了。”
这里的幽默，虽然缓解了对抗，但并没有像那个看到神父和自己妻子做爱的人那样反讽，而是把换秘书与换表作了一个简单的类比，看似轻描淡写却又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秘书。
五、从现实中解脱的方法：反说歪理
从操作性来说，幽默不起来的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面临情绪膨胀时缺乏解脱的意识和有效的方法。人皆有好胜之心。好胜心的特点是在对峙性情境中企图压倒对方而不被对方压倒。当好胜心受到对方坚决的顽强的抵抗时，情绪就紧张，敌意就膨胀起来，这是人性共同的弱点。富有幽默感的人，不是没有好胜心。不过其好胜心不是采取直接冲突的雄辩模式，也不是采取抑制外部行为的礼貌模式，而是采取从直接对峙中转移的解脱模式。在熟练地驾驭这样的模式时，显示自己在智能上的优越感。幽默家的好胜心表现在通常人不能解脱的，他能解脱。当然，常人即使能解脱，也不免在情绪上带着勉强色彩；幽默家的解脱，在正面看是消极的，但从侧面看则是积极的、进取的。
有些教授很讨厌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每逢有人打瞌睡，都要有所发作。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因而获得心理平衡，相反，倒是常常在事后为自己的失控而感到后悔不安。他们并不是没有解脱的意向，而是没有瞬时解脱的能力。我想，他们在事情过后，脱离具体现场的刺激性场景时，就能解脱了。我想，解脱不难，只是在现场刺激性中采取瞬时的解脱难，因为那是不容犹豫的，需要果断的现场摆脱。如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反复钻研情绪的解脱方法，并不是没有希望提高解脱能力。有一种解脱方法，可能有普遍的适应性，那就是从反面着眼，用“反说歪理”的方法解脱自己和对方。我自己也碰到过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起初，我是有一点不快的，但是，我克制着情绪膨胀，用一种超脱现场的想象来言说。面对着个别学生的放肆，我说：“上课打瞌睡——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信任和爱护。”一下子学生哄堂大笑，连那打瞌睡的人也被笑声吵醒了。这自然是从反面去找理由的解脱法——把许多人认为是有损尊严的事，说成是很有面子的事。但如果仅仅是这么说，就可能是哗众取宠，歪理要歪得有理，这是需要细致地发挥的。我接着说：
“第一，上课公然打瞌睡，不怕老师怀恨在心，在考卷上扣分，这是对老师人格的最大信任。第二，上课打瞌睡，说明老师讲课不吸引人，有如催眠曲。把这个意见大声讲出来，对老师尊严不利；用无声的身体语言向老师提示，这是对老师自尊心的保护……”
我还没有讲完，学生们又笑了。我接着说：
“在这个课堂里，只有我一个人，领悟了他的身体语言。”
这种方法的特点第一是“反说”，也就是从反面去找理由；第二，所找出来的理由不能是正理，正理不幽默。我找出来的道理很歪，把歪理讲得像正理一样丝丝入扣，层层推演，振振有词，就幽默了。
中国相声艺人有句名言，叫作：理儿不歪，笑不来。
歪理有幽默的效应，但也不能瞎歪，要歪得有理。歪得没有一点理由，就成了疯子的胡话了，最多也不过是耍贫嘴，滑稽而已。上面我所说的那一套，自然幽默，可是并不深刻，只使学生兴奋起来，降低对抗情绪。学生不守课堂纪律，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的幽默，批评诱导是不可回避的。
但是，如果把批评直接表达出来：“你这样上课睡觉不太好，下次不可。”这就煞风景了。我没有这样说，而是换了一种说法：
“上课睡觉，这很难避免，我当大学生的时候就睡过。这是生理反应，不可抗拒。与其整整一堂课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听不进去，折磨自己又欺骗老师，不如小睡片刻再认真听讲。孔夫子有个学生，叫作宰予的，白天睡大觉，孔夫子对他的批评很严厉，说是‘朽木不可雕也’。我不大同意孔夫子这样的粗暴批评，因为他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学生上课打瞌睡，原因五花八门，可能是昨天他开夜车学习雷锋，帮助一个第一次见面的老乡走后门去了。这应该一分为二，帮老乡，尤其是帮第一次见面的老乡，热爱乡土的精神亦应予嘉奖；但是走后门，就该作科学分析。如果说不是助人为乐，而是去干别的事——如打扑克啦，和女孩子谈心啦，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我这么一说，全体学生一下子又哄堂大笑起来，而恰恰在这时我的歪理转向了正理。因为我和学生都明白，所谓帮老乡，都是虚言，都不是事实；而深夜打扑克、谈恋爱却更接近于事实。明明该更严肃地对待的现象却用了更为轻描淡写的语言，这在逻辑上造成了一种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提示学生去领悟我隐含的相当严肃的态度。
说反话是从反面寻找歪理的一种方法，立志于幽默谈吐者当努力在这方面不倦地进行自我训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些违反事实的话，把一些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
在驾驭这样的方法的时候，要注意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歪理，而且是歪得有理，才能引发会心的微笑和欢乐的互动。为了把欢乐的情绪推向高潮，我又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开军事会议。毛泽东正在讲话，将军们洗耳恭听。但是连日作战，许多将军都疲劳了。其中有一个居然呼呼大睡，还发出了鼾声。大家都为这位将军的无礼紧张得面面相觑。但是毛泽东却不动声色。等他讲完了以后，另外一位首长讲话了。毛泽东却站起来，对着他轻轻地说：“嘘……轻一点儿，那边有人睡着了。”
我一说完全班同学都鼓起掌来，而那位刚才打瞌睡的同学也醒了。在欢乐的氛围中，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们的将军已经醒了，让我们为他的醒来，再鼓一次掌。”
这种方法的要义是，话语越是显而易见的悖理，越能引起心领神会的欢乐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