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救丈人
中国古代幽默故事常用同音异义的办法造成词义错位。趣味当然有不俗的，但是，往往并不是最有趣的。出格之作，常常是一些把圣贤当做角色拿来编排故事的。比如，要讽刺一个人被捧得太厉害了，直接说出来是很少讨好的。把孔夫子、孟夫子拿出来充当角色，由于角色反差比较大，故事就比较精彩了。
北宋徽宗时，皇帝下诏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在孔庙里塑他的坐像。后来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声威显赫，掌了朝政，奏请将王安石的座次上升到孟子之上。当时宫中的艺术家就编了一个戏：
剧中孔子坐在当中，颜渊、孟子、王安石站在两侧。孔子叫他们坐下，王安石拱手请孟子坐在上手，孟子推辞说：“我仅仅封了一个公爵，而相公你贵为王，不能这样客气。”
王安石又请颜渊上坐，颜渊也推辞说：“我是身居穷巷的平民，不敢上坐。”
王安石不得已就坐在上手。
接着孔子坐不住了，请王安石上坐，王安石反复谦让。
这时，子路愤愤不平，一把把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抓了进来。公冶长十分尴尬，问子路何故。子路说：
“你身为孔夫子女婿，还不赶快救救你丈人，你看人家的女婿是怎么干的？”
这种故事的幽默，全在最后的一句话：圣贤地位的神圣性突然变成了市井小民的世俗性，在荒诞情境中渗透着讽喻性。
远志和小草
谢安最初只当了一个著作郎的小官，因病辞去了官职，隐居在浙江绍兴会稽东山，成为知识分子清高品格的旗帜。朝廷多次诏他出山，他都不肯。当时流传一句话：安石（谢安的字）不出，其奈苍生何！直到四十岁，他才应聘当了当时权贵桓温的司马，以淝水一战而青史留名。
他功成名就之后，有些知识分子对他就有些不满了。
有一次，有人送给桓温一种草药，学名叫做远志，又名小草。
桓温就拿来问谢安，为什么同一种草药，却有两种名称。谢安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有一个叫做郝隆的，抢着回答说：
“这个很好解释，在山野中（隐居），就是远志；出得山来（做官），就是小草。”
谢安听了，面有羞惭之色。
在引用了这个故事之后，李贽加了一个评语说：
“郝隆的话说错了，应该是：隐居时为小草，出了山才是远志。”
李贽这句话的妙处在于：表面上是反了过来，实质上是对谢安的讽刺，他本来就不想在山中做小草，他的远大志向，就是出山做官。
李贽和郝隆意义相反的话都符合逻辑，二者形成了反差，意味就深远了。
愚蠢和幽默
中国古代史书上有不少描写大臣刻板教条的故事，按照柏格森机械刻板的理论应该产生幽默效果，但是却与幽默相去甚远。有时这种故事经冯梦龙一点拨，幽默之趣就油然而生。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辑录了不少这类故事。
西汉的甘延寿、陈汤斩杀了匈奴的首领郅支单于，请求皇帝准许将其头颅悬挂于都城长安蛮夷外交代表们聚居的藁街。而当时著名丞相匡衡认为不妥，理由是：当时是春天，据《礼记·月令》，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不应该掩埋尸体。
在这则故事后面，冯梦龙批道：“请问匡衡，两位大将斩杀匈奴的时候，是不是在中央政府规定执行死刑的秋天？”冯氏的这一批语，不但把匡衡的教条主义导致的荒谬暴露无遗，而且创造了一种游戏的语境，本来很愚蠢的故事变得幽默起来。
北宋时期理学家程颐给皇帝讲解经典，皇帝倚着栏杆顺手折了一枝杨柳。
程颐就规劝说：“春天正是万物生长之时，不该无故对杨柳加以摧残。”皇帝很不高兴地把杨柳枝丢在地上，弄了个不欢而散。
冯梦龙在这则故事后面，给了一句评语：“遇到孟夫子，好色、好钱都没有什么了不得，遇上程夫子，连一根杨柳都动不得。苦哉，苦哉！”
放火和点灯
有些史书上的或者流传的故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并不一定是幽默的。
唐朝的宗室中有个叫做李载仁的，五代十国时，任观察使的下属，掌管刑狱之事。这个人在饮食上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很不喜欢吃猪肉。
有一次，他正要出去参加会议，恰巧此时部下有人打架。这位李载仁先生大怒，马上叫厨子拿饼和猪肉来，让打架的人面对面地吃。还对他们说，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给他们吃的猪肉里面还要加上猪油。
这个故事虽然有一点好笑，不过只是表现了李载仁的迂腐而已；如果是李载仁这样说，只是开开玩笑，就可能产生幽默感了。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在冯梦龙所辑的《古今谭概》上，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名叫田登的人，做了州官后，规定不许犯他的名讳。犯了他名讳的小官小吏，大都被他打了板子。正月十五过元宵，照例让民众进城观看花灯。由于“灯”字与他的名字“登”同音，掌管这项事务的小官在出布告的时候，就把“本州依例，放灯三日”，改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冯梦龙在后面加的批语是：“俗语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则批语在后代很有影响。
忌讳的尴尬
中国古代的笑话里，多以满足于合乎道理的智趣为乐，情趣却往往表达不出来，即使像冯梦龙那样的大家有时也未能“幸免”。
宋朝宗室里有一个叫宗汉的，他非常讨厌人家犯他的名讳，规定所有涉及“汉”字的都要改做“兵士”。他的老婆供奉十八罗汉，叫做“供奉十八兵士”，他的儿子读“汉书”叫做读“兵士书”。
这个故事，本没有什么幽默感。
冯梦龙在后面加了一段注解：
十六国时赵国君石虎规定，每逢提到‘虎’字，只许叫‘王猛’；
五代梁国君主朱全忠规定凡是与“忠”同音的钟都只能叫‘大圣铜’；
有一个叫做李甘的人家讲到橘子只能叫‘金轮藏’；
杨虞卿的家人，每逢说到鱼，就改称‘水花羊’；
更有一个叫陆先的，因为牛字的上半段与他的先字相同，便规定把牛叫做‘钝公子’。至于和尚把酒叫做‘般若汤’，把鱼叫做‘水穿龙’，鸡叫做‘钻篱菜’，是为了用语言来掩饰自己不守戒律，尤其可恶。
冯梦龙讲出了这么多名讳而造成的尴尬事，很有智慧，许多古怪的事例加在一起，增加了趣味，但是，这只是一种智趣，而不是幽默所要求的情趣。
“最不足取”的批语
宋太祖时，有一个叫刘词的，曾经任过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中央政府里很高级的官员，改朝换代以后，又任后周的大将。这个人常常穿着盔甲，枕着兵器睡觉。对人说：“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以这个东西，取得富贵，哪能一刻忘怀它！”
冯梦龙批曰：
“这么说来，中了进士的，就应该睡在书籍笔墨上；做了财主的，就要睡在作肥料的粪灰堆上了。”
这个批语写得极其简洁，又十分警策。妙在将谬就谬，把此人由于功利世俗之心导致的荒谬，推到与粪便和草木灰同寝的程度。
刻薄的道学先生
导致荒谬是一种间接的反驳，由于荒谬，往往能构成幽默的趣味，但是对象不同，也就要有不同的分寸。对平辈或者关系不甚密切的人，可以尖刻一些，如果是对自己的长辈，分寸感就特别重要了。
冯梦龙在他的笑话书中，引用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道学先生总是说：
“老天如果不生个孔夫子下来，从古到今都是漫漫长夜。”
有一位叫刘谐的翰林就说：“怪不得伏羲以前的圣人们整天总是点着蜡烛走路。”
在伏羲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蜡烛，所以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反驳有一点尖锐，但是也有一点调皮，所以算不上刻薄。
但是导致荒谬若是用到了自己长辈的身上，就刻薄了。
有位刘谐先生在分家的时候，向自己的父亲要一个干练的仆人，父亲却将那个仆人给了他的哥哥。他抗议，父亲说：“同胞兄弟如同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有什么分别呢？”
等到他父亲病了，要他搔搔右手，他却故意去搔左手。父亲说：“错了。”刘谐说：“左手和右手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样的导致荒谬，冯梦龙的评语是：“虽至亲必报如此！”其实问题不在于至亲不至亲，关键在于针锋相对，而且出于报复，这就显得无情而刻薄了。
笑话之忌
中国古代没有幽默理论，笑话书也很少有理论，最近见到一本叫做《半庵笑政》的书，有一点理论。共分笑品（品位）、笑候（机遇）、笑资（材料）、笑友（搭档）、笑忌（忌讳）。其中最有意思，也最为深刻的是“笑忌”：
“刺人隐事，笑中刀，不理会，涉政，侮圣贤，分左右袒，令人难堪，先笑不已，寓炎凉，饶舌。”这里有不少精彩见解，可惜由于不讲究分类，所以显得混乱。
以上这一切忌讳，大抵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具有强烈封建理念的，如“涉政”、“侮圣贤”。
第二类是与幽默的缓解冲突、沟通心灵的功能不相容的，如“令人难堪”、“寓炎凉”、“刺人隐事”。在这些忌讳里面也是最要不得的，原因是它激化冲突。
第三类是妨碍心灵默默沟通的。幽默要求凭借自己的智慧领会对方话语中的妙处，获得顿悟之后，会心而笑，如果唯恐他人领会不到，反复“饶舌”，就与幽默要求智慧的顿悟相矛盾了。“先笑不已”之所以成为大忌，就在于，自己先笑，只能显示自己的智慧优于对方，这就有碍于他人在顿悟中体会自己智慧的乐趣，只能引起别人的厌烦。
默会——顿悟
《半庵笑政》可能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笑话理论书，其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提法，但是很可惜，良莠不齐，重要的和次要的交叉纠缠，头绪比较杂乱，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中包含着相当智慧的见解。如在“笑品”中提出的“默会”就很有见地。
笑话，上升为幽默，要求一种默默的沟通，无声的意会，而不是有声的、直接的灌输，最忌讳的是强加。幽默感的形成，关键在于讲述者把自己想说的结论预先留在了逻辑空白中，让对方在接受了上下文以后，默默地进入其狭窄的逻辑通道中，获得领悟。用“默会”这样的语言，和通常的禅宗用语“顿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任何一种幽默的逻辑结构中所包含的信息，一旦公开地讲述出来，顿时就失去了趣味。说幽默感起码的条件就是含蓄是不太完全的，它还要求不太晦涩，太晦涩不利于对方默会。好的幽默必然把听者硬是逼到“默会”的焦点上去。
近日见报端载金庸善诙谐故事：
金大侠见一小女子曰：“此女子之美丽增长率为吾所见之最者。”一听到美丽，那女子甚为开怀。但是，不久，有人告此小女子曰：“金大侠此言，其实是说你小时候，很丑陋也。”小女子立即怅然若失。
从开怀到怅然，条件是“默会”，或者顿悟。从无声的默会中，突然意识到金大侠预留的结论，如果此结论不是与表面上的感觉恰恰相反，则还不能达到幽默的层次。
笑话的素材
古代著名笑话理论书籍《半庵笑政》中有所谓的“笑资”的一节，这可能是这本不乏见地的书的糟粕了。
所谓“笑资”，就是嘲笑的对象。在本书的作者看来，“笑资”不外是：“口吃人相骂，乡下人着新衣进城拜年，听醉语（醉汉胡说），哑子比势（哑巴用手势来代替有声语言的窘相），痴人听因果垂泪，对客泄气，村夫掉书袋，学官话，和尚发怒，帮闲客作出恭状，胡子饮食不便，优人打诨。”
这里自然有一些真正的幽默趣味，比如“村夫掉书袋”，就是说好好的平常话不讲，倒要拿出古人书本上的话吓唬别人，要提高自己的身份，不想却为难了自己。
除此以外就是低级趣味：口吃是人的生理缺陷，胡子长吃饭不便，嘲笑人家是缺乏同情心，乡下人穿新衣进城拜年，对之肆意贬低，恰恰暴露了作者浅薄的优越感。至于痴人听古人因果而垂泪正是他的可爱处，和尚本该六根清净，偶尔不能克制，发起火来，也正是他人性不能泯灭的表现，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当做可笑之谈资却是暴露出作者的俗气。
《半庵笑政》难能可贵地把难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作为研究的对象，本是很有勇气的，但可惜的是，作者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弱者缺乏同情心，加之文化素养比较低，连分类也不合乎规则，令人遗憾之处不少。
死到临头
死到临头一般是幽默不起来的，只有特别具有幽默气质的人才能轻松得起来。在西方有绞刑架下的幽默，有一个美国人甚至收集了一本关于死刑犯在临死以前的幽默故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一个人走上绞刑架，神父来给他祈祷，他说：不用了，关于那边的事情我将比你更为清楚。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幽默，除了金圣叹那样的“落地的人头，好快刀”以外，在一些笑话书上也往往有个别超越实用理性的幽默。
有一个姓邢的进士，身材很是矮小。鄱阳劫贼，抢了他的钱财还要杀他。
正当劫贼举刀的时候，他说：“人家称我为邢矮子，如果你再把我的头砍掉，我不是更矮了吗？”
劫贼听了他的话，不觉大笑，就放下了刀子。
这个故事的幽默感在于：一般人在死到临头的时候，对于死亡的恐惧会压倒一切自由的思绪，这个秀才居然能超越死到临头的痛苦，幽默起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在中国许多古代的笑话中显得特别精彩。
怕老婆甚于怕贼
中国古代笑话中有不少比较庸俗的：有讽刺残疾的、口吃的、贪吃的，这类故事很少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都是针对人的生理性毛病的，而不是属于情感状态的，因而显得浅薄而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