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将军和毛泽东
幽默的根本功能是缓解人际交往中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地位低者冒犯了地位高的人士的时候，地位髙的要善于以幽默的语言化解地位低者的尴尬和不安，让心理紧张的下级放松。
一个德国士兵给著名将军开啤酒的时候，不小心把泡沫溅到将军的光头上去了。士兵大为惶恐。而将军却说：“你以为这是治疗我秃顶的最佳良方吗？”
士兵和周围的人都被这位将军逗笑了。
一个北方的朋友看了这则幽默故事之后说，这个德国将军不如毛泽东幽默。他说：
毛泽东家乡的一个农村妇女到北京看他老人家由于一路风寒，又禁不住兴奋，居然对着毛泽东打了一个喷嚏，把老人家弄了个满脸唾沫星子。这太煞风景了，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
毛泽东却轻松自在地说：“国民党的飞机大炮都轰炸不了我，没有想到你的喷嚏比飞机大炮还厉害。”
毛泽东和德国将军同样淡化了自己被冒犯的严重性，把别人从尴尬和不安的境地里解脱出来。朋友认为这一则比德国将军的幽默故事要好一点，大概是因为毛泽东所受到的冒犯更为严重，表现出对世俗的等级尊严更大的超越性。
歪拆姓名
歪拆姓名，是我国古代常用的幽默方法，不过就我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大都比较深奥或者牵强。毛泽东在这方面有比较特殊的修养。他常常在初次相见时，拆解对方的姓名来幽默一番，以缓解其紧张的情绪。
在延安时期，有一次，一个新来的保健医生初次见毛泽东，他问了这位医生的名字，答曰：“朱仲丽。”
毛泽东用拆字的方法，把仲字拆成人和中，说：“那你是人中最美丽的了。”
等到医生表示要改，毛泽东才说自己是开玩笑。这样就把对方的紧张情绪缓解了。
还有一次，新来一个警卫员，见到毛泽东后神情非常拘谨，毛泽东问他姓名，答曰：“张金宝。”
毛泽东就说道：“好啊，有你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金银财宝都有了。”一句话就把这位农民的孩子逗笑了，他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消失了。毛泽东不但用歪解姓名来缓解新来的下级的紧张情绪，对于熟悉的高级干部，他有时也用歪解姓名的办法来表达他对形势的判断。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转战于陕北农村，遇到了新华社副社长范长江，突然说：
“你这波浪滔滔的长江怎么流到陕北高原上来了。在这里无声无息，不要紧，我们很快会打到江浙去，到时你就会滔滔滚滚的了。”
俚俗与深刻
毛泽东的幽默是世所公认的，埃德加·斯诺、尼克松、大平正芳、基辛格莫不交口称誉，但是，他们往往只是限于一般的赞叹。真正说准了毛泽东幽默特点的应该是爱泼斯坦。
他说：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严肃性和俚俗性的幽默。的确，他的幽默既有深邃的一面，又有通俗的一面。即使最严肃的政治问题他也能很幽默地用很通俗的口语来表达。例如，要给赫鲁晓夫（这个反面教员）发一个大奖章，还说蒋介石是人民解放军的运输队长等等。
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他在对文艺界名流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有人问他如果谈判失败，他有没有信心战胜蒋介石。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他没有用政治术语回答，而是用通俗的幽默语言来调侃了一番：“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是将军的‘将’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至于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要战胜他易如反掌。”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具体论证稳操胜券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所用的通俗词源法，自然不是认真的论证，但是人们却完全可以从他的幽默中感受到他的自信和乐观。
风趣与率真
幽默不但是超越现实的，带着心照不宣的假定性，而且还必须是风趣和率真的，是情感的真诚流露。幽默是不能虚伪的，风趣常常与率真联系在一起，一点率真心态都没有的人，是不容易学会幽默的。已故的中国领导人中，陈毅是以率真著称的。他风趣的逸事很多，大抵与他的率真有关。
1938年，新四军在浙江某地集中开会，主持人宣布请陈毅将军讲话。
陈毅走上讲台就说：
“刚才那位同志称我为将军，平时我愧不敢当。但是现在叫我将军，我看也有几分道理。我就是要接受老百姓的委托，去‘将’日本人的‘军’，一‘将’就把他们将个死。”
有一次行军到小山村，条件差，只能让陈毅住土地庙，但是他却不肯，竟躲到一个羊棚里去了。后勤部门的人觉得过意不去，陈毅就说：
“革命还没有胜利，我陈毅就住上了‘洋（羊）楼’了。这还不好吗？”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中国是用什么武器把美国的U-2飞机打下来的。这是个军事秘密，本可以用官样文章“无可奉告”来敷衍，但是陈毅却开了一个玩笑：
“我们是用竹竿把它给捅下来的。”
这当然是假话，但是却反衬出了他的率真和机智，大家很开怀地笑了。
朱镕基的幽默
听前总理朱镕基的讲话让人十分过瘾，他的坦率和幽默真使人人迷。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他的报告，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许多没有听过他报告的人以一种很平常的心态入座了。
他一上台就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想还是简短一些比较好一点。”
下面有些性格活跃的人说：“希望尽可能多讲一点”。
他说：“多讲拖了时间影响吃饭，是要犯错误的。”
下面就开始热闹起来，希望他多讲的声音开始大起来。
他说：“既然这样，我就多讲一点。不过，你们也不要太认真。如果觉得讲得不好，精神疲倦了，可以‘闭目养神’；有必要的，还可以自行方便。”
底下有人会心地笑起来。
他又非常从容地说：“不过要‘分批分期’。”
他这一说，底下哄堂大笑起来。
哄堂大笑的原因是他所用的这个“分批分期”在商业和政治上有着较严肃的特殊含义，而他在这里却用来暗示进洗手间。
优雅地拒绝
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难的就是当面表示拒绝。缓解对抗是幽默的生命，当面拒绝势必增强对抗。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又不能和稀泥，既要拒绝，又不能伤了和气。这方面有许多经典的事例。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当副总统的时候，遇上这么一件事：
杰弗逊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便服，手执马鞭，独自来到巴尔的摩市的一家旅馆，要住宿。店主人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见他邋遢得像一个农夫，就很粗暴地拒绝了。他平静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要求，店主还是说：
“这里没有供你住宿的房间，先生。”
他离开后有人告知店主，这是托马斯副总统，店主大惊，立即吩咐仆人无论如何要把副总统先生追上，不惜任何代价把他请回来。仆人找到托马斯，说要用店里最好的东西来款待副总统。杰弗逊说：
“你家主人的盛情我难以接受。如果他没有房间接待一个邋遢的农民的话，他怎么可能有条件接待副总统呢？”
这种拒绝是相当严峻的，但是，用了店主搬起的石头砸了店主自己的脚，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不但雄辩而且比较优雅甚至幽默了。
自嘲和抒情
幽默是一种轻松的情感的交流，一般地说，在比较尴尬、比较危险、比较痛苦、比较恼火的情况下是很难发挥出来的。最困难的可能是在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
美国总统里根是很幽默的。在他任内，曾经遭到一次暗杀，被打伤了。人们都很紧张，而他却对太太南希说：
“我本来是可以躲一下的，可惜我来不及了。”
这表面上是自吹，其实是自嘲。事情过去以后，记者们问他当时的感觉，他说：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子弹从鼻子尖上滑过去更为激动人心的事了。”
这种“自吹”，在幽默学中属于“故作大言”。这不是吹牛，因为虚幻的成分相当明显。
把这个事例拿来与麦克阿瑟将军相比是很有意思的。麦克阿瑟将军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墨西哥军队的子弹打穿过他的军服，他还中过毒气，机枪子弹曾经烧焦过他的军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炮击他所在的法国城市梅斯时，他的部下感到不安，劝他转移，他说：
“整个德国也造不出一颗能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这样的大话，显然不是吹牛，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作大言。这里更多的是抒情的豪言，幽默的成分相对少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表现得更为幽默。当国民党军队即将进人延安的时候，炮声隆隆，部下都劝毛泽东赶快撤离，但是，他总是不紧不慢。部下很着急，他却说：
“急什么，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个什么鬼样子。”
如果光是表现一个统帅的从容镇定，这还只是麦克阿瑟的豪迈，但是“鬼样子”一词中包含的意味很丰富，并没有多少敌对的意思，甚至还有戏谑的成分，幽默感就这样强化了。
幽默和雄辩
政治家在受到反对派攻击的时候，有两种回应选择：一种是幽默；一种是雄辩。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被提名为总统的时候，年纪还比较轻，那孩子般的外貌（他当年34岁）成了反对派攻击的口实。
有一个78岁的众议员头面人物说他“乳臭未干”。
肯尼迪回答说：
“在一个78岁的老人看来，全美国大部分的人都太年轻。”
这种回答，虽然有某种攻击性成分，但是不太强烈，所以还没有达到明显讽刺的程度。这句话妙在他没有正面牙眼相还，而是把对方提出的问题换了一个视角，从反面说对方已经老朽。
这种转换思路之妙表现在从正面回避，从侧面进攻的顿悟。这是幽默的特点。
后来又有人在国会的演说中针对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极其成熟的总统。”
肯尼迪回答说：
“如果年龄被认为是成熟的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将放弃对四十四岁以下所有人的信任。这种排斥可能阻止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华盛顿指挥作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这种回答是针锋相对的，一点不幽默，但是很有说服力，其所举的名人，都在四十四岁以下，但都毫无疑义地对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种论辩方法属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