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冯友兰想起了道家、玄学和禅宗。这几派与冯友兰一样，都认为本体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但他们也都说出了一整套的义理系统。三家说不可说者的方式启发了冯友兰，使他发现逻辑分析之外，还有另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那就是“负的方法”，冯友兰解释说：“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即对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显。既有所表显，即是讲形上学。此种讲形上学的方法，可以说是‘烘云托月’的方法。画家画月的一种方法，是只在纸上烘云，于所烘云中留下一圆底或半圆底空白，其空白即月。画家的意思，本在画月。便其所画之月，正在他所未画底地方。”
比较讽刺的是，冯友兰自己也承认，用负的方法讲到最后，只是“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如果哲学探究的结果竟是这样，那么它又有什么价值呢？
对此，冯友兰回答说：“形上学的功用，本不在于增加人的对于实际底知识。形上学的功用，本只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积极底知识，它只可以使人有最高底境界”、“哲学本来是空虚之学。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的学问，不是使人增加对于实际底知识及才能底学问”。
这种巧妙的“转语”一下子使新理学起死回生，原来的所有“废话”都重新获得了意义，那就是它们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这样说：“新理学中底几个主要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但理与气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以使人达到最高的天地境界。在接下来的著作中，冯友兰专门写了一本书《新原人》，对境界的类型、高低及如何提升等问题展开分析，他的新理学也就很容易地转向了人生哲学领域。
冯友兰的新理学系统大体如此。这个系统借鉴了许多西方的资源，如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柏拉图的共相理论等，同时也使用了许多理学的范畴、道家和玄学的直觉方法等，呈现出明显的中西结合的特征。但是，东西方哲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把它们“结合”起来免不了会出现许多漏洞。冯友兰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批评。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认为新理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对分析技巧的“误用”，维也纳学派的代表洪谦就撰文说，新理学比传统的形而上学更空洞，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看，更应该被“取消”。讲中国哲学的学者则觉得新理学的概念多属“曲解”，朱光潜所说的，与传统理学相比，新理学总是有点“不太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杜国庠的批评和上述两派都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没有忘记给“新理学”进行定性。下面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了‘持标新统’，不异抹杀史实，厚诬古人，为了鼓吹‘玄风’，不惜提倡‘风流’，是认‘任诞’，则不免有损学人的风格。而且这种形上学，崇尚‘玄虚’，足以阻碍科学的发展，标榜道统，也复违背民主的精神，对于今后和平建国的大业，实不相宜。”
但是，杜文最有力的批评并不是这种“定性”，而是在新理学系统中，至少找出两个冯友兰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
第一，对“气”的规定陷入了自相矛盾。按照冯友兰的解释，理是事物所依照的形式，形式是不会变化的。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材料，但又没有任何性质。如果有性质的话，那些性质就变成“理”了。所以气只是一种逻辑的观念，可能的存在。那么具体的事物是如何出现的呢？冯友兰引入了“动”的概念：“于实现其余底理之先，气必实现动之理。气必先实现动之理，然后方能有流行。”问题是，动之理也是形式，同样是不动的，动之理如何动起来仍然是个问题。杜国庠分析说：
“实现”是一事，也是一“动”。所以，“实现动之理”的气，必先已是能“动”的气，不可能“只是一可能底存在”的气。这样地推下去，“气”至少必有“动”之性。这就和冯氏的所谓“气”者矛盾了。这个矛盾的弱点，也许是冯氏所感到头痛的。他在《新理学》中，就说过如次的话：“气至少必有存在之性……他至少须依照存在之理。”到了《新原道》，他虽以“实现”代替“依照”，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对于新理学系统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冯友兰弟子金春峰教授说：“冯先生关于气的种种说法，理论上既要继承程朱理学，又欲与之划清界限，实际上却陷入了思想混乱与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 这也间接证明了杜国庠的判断是准确的。
第二，形上系统与人生观产生了脱节。新理学的形上系统是由四个观念组成，但是，这些观念或是“纯形式”的，或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它们如何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仍然是个问题。杜国庠说：
张横渠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还有孔孟的余风。其所谓“乾称父，坤称母”，“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之类，犹是利用这种家人长幼的观念，去引起其人的“痛痒相关的情感”。至于程明道所谓“仁者浑然与物一体”的说法，早已深受二氏本体论的影响，而把“仁”看成仿佛二氏所谓“道”或“真如”的东西，不是孔孟所谓“仁”。这样地了解“仁”，尚可勉强地说“仁者浑然与物一体”。但在冯氏，其所谓“理智底总括”所得来的“大全”这一观念，则只是一个“空底观念”。既无内容，也“并不肯定，一切事物之间，有内部底联系或内在底关系”，又怎能使人“思”它一下，便发生趋赴实践的“情感”呢？所以，附会也无用处，形式的观念，究竟不能引起热烈的情感。
张载和程颢都是冯友兰描述“天地境界”时最喜欢引证的理学家，但在杜国庠看来，新理学系统和张、程的学说完全是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内容的，一种纯形式。有内容的东西才可能激起人的道德情感，纯形式的东西只不过是玩弄一些概念或逻辑的游戏而已。是否属于玩弄概念游戏，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但杜国庠所指出的由形式之路无法导出实践之学，的确是冯友兰新理学的最大问题。读道家的著作，我们往往体会到一种博大的胸怀、自由的心境，甚至批判的冲动。读宋儒的语录，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份敬慎、和乐以及非常执著的道德情怀。但是，读冯氏的“贞元六书”，很难获得上述的那种体验，至多只能感受到某种清明的智慧而已，原因就在于此。
杜国庠对新理学系统“过河拆桥”式的思想方法，对冯友兰在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划界等，也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由于那些主要属于学术传统和知识背景的不同，这里就不去管它了。
五、道统之争
在完成《新理学》和《新原人》之后，冯友兰又写了两部书，尝试评定他自己的哲学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一部叫《新知言》，主要谈新理学在世界哲学上的位置。一部叫《新原道》，主要讲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
《新知言》的主要说法是：新理学是利用逻辑分析方法重建的形而上学，它因为奠基在纯形式之上，所以可以免除掉维也纳学派的批判。
《新原道》则称：“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以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
《新知言》由于涉及维也纳学派，该派在中国的代表洪谦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给予了反驳。《新原道》因为自称是接着中国哲学的最好传统，并代表“中国哲学的精神的最近底进展”，而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杜国庠连续写的两篇批判文章，都是针对《新原道》这本书的。
第一篇叫《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篇是《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两篇都是反“玄虚”的，但前一篇多从历史着眼，后一篇则更关注现实。
在第一篇中，杜国庠说：
他的新理学，本是一种玄而又玄的空虚之学，但他又未能忘情于“无用之用”的“大用”。不如是就不能“接着”他所见的“各重要学派”的“传统”。故虽偏爱玄虚，也得略谈世务。……当他在“叙述中国哲学史中各重要学派”的时候，“接”不拢的，就得歪曲附会，使它符合自己既定的标准；实在无可附会的，便行舍弃，甚至抹煞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哲学，以保持其所谓“主流”。其所谓主流，明明是玄学的，却偏偏要冒称“中国哲学”。
杜国庠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歪曲的，如孔子的“天”，明明是主宰的意思，冯友兰偏把它解释成“有似于天地境界”；又如孟子的“浩然之气”，明明来源于宋尹学派的“灵气”，冯友兰却把它解释为“同天”的意思。抹煞的就更多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因为不合乎“经虚涉旷”，干脆就没有提。后期墨家因为带有唯物论倾向，只用二十几个字就打发了。明清之交以来的思想家，因为“不喜作抽象底思想”，整个时代都成了空白，结果“把近代学术史最有价值的二三百年的哲学一笔勾销”。
冯友兰为什么要这样做？杜国庠结论是：“新理学可以说是属于玄学一类的，而玄学何得僭称中国哲学之精神？然而，它竟被贴上了中国哲学之精神这一商标，那就是冯氏的建立新道统的企图在作怪。”
在第二篇中，杜国庠说：
冯氏这种宇宙人生观，教人安分守己，勿以贫贱得失介意，“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也可做到圣人。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革新。在这一点，正与“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的说法，一抑一扬，赴弦应拍。在统治者固然会觉其悦耳动听。但试问一般正在争民主谋翻身的老百姓，到今天，还需要这种帮闲哲学吗？
这就是杜国庠对新理学系统之实际作用的判定。试想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下，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不把冯友兰作为攻击的对象呢？
就《新原道》而言，冯友兰建立“新道统”的意图确实非常明显。他声称要接着中国哲学最好的传统，这“最好的传统”当然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书中没有提到荀子或清儒，也并不算是失误，因为这部书本来就不是一部哲学史。冯友兰树道统的动机，最明显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系统找到一个传承的脉络，他是否有借机上位、与政统勾连的目的，实难判断。杜国庠也只是说统治者会觉得“悦耳动听”而已。
从学术的角度看，争论的关键在于，谁才最有资格代表“中国哲学的最好传统”？
《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认为我们为学做人的需要，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玄学是反科学的，歪曲事实，有损学者的风度，贻误青年的学业，尤应纠正。
这就是杜国庠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杜国庠和侯外庐等人一起致力于发掘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大概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
不过，同样是上面的这篇文章，杜国庠还说了下面的这段话：
客观的史实所示：思潮的发展，确如社会阶级的代兴一样，唯物论与观念论也迭为盛衰，时有偏倚，或继承或批判，交织而成一条总流。其间实有一脉之潜通，但无道统的独霸。
如果“实事求是”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观念论”是否也包括在“实事求是”之内？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杜国庠和他的同志们也免不了有争道统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