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觉得，这恐怕不仅仅是一种论证的策略，以便让汉学家们更容易接受。同样也不太像是思想混乱的结果，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玄妙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陈澧并没有真正从考证学传统中走出来，长期的汉学训练使他对宋儒的“义理”抱有一种习惯性的反感，这从他把“排陆王”作为《学思录》大旨之一即可看出。下节我们将会论证陈澧对“义理”的了解并没有超出考证学的传统，这是他整个主张呈现混乱色彩的症结所在。
陈澧贯彻“汉宋调和”论的第三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次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了郑玄和朱熹两人。《读书记》单列两卷讨论两人的学说，可见陈澧对二人的重视程度。郑玄是汉学宗师，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以这两人作为汉、宋的代表，自然没有什么不合适。事实上，在陈氏之前，清代汉学家也有人倡导并尊郑、朱，例如吴派的惠栋就有“六经宗服郑，百行法程朱”的说法，皖派的江永也曾替朱子的《近思录》作过集注。这些人并尊郑、朱的理由虽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种类型，那就是既肯定郑玄在汉学上的成就，也承认朱熹在理学上的贡献。陈澧则不然，他在这两卷书中，试图说明的仍然是那个“汉儒精义理、宋学能考据”的中心论点。结果我们发现，郑玄论学的大旨，不在于“小小才艺”之事，而在于“圣人之道”，程朱义理之学早已发端于汉儒；朱熹除了知道居敬穷理之外，还重训诂、重注疏、重音读、知算学、明地理，即便与汉儒比，也不遑多让。
就朱熹而言，陈澧的解释并不算错，只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理学家中，朱熹可能是最重视章句训诂之学的人，他一生孜孜不倦注经、解经，都是想把义理建立在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但理学就是理学，经解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义理的最终获得必须建立在自得的基础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陈澧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点，当他辩驳说“第一事（穷理）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时，汉学和宋学的区别立刻暴露无遗。
和有关朱熹的解释相比，陈澧对郑玄的“发明”倒显得更有说服力一些。虽然把“圣人之道”作为郑学之宗旨并不足以说明郑学之特色（因为汉、宋的区别本不在目的，而在于方法），虽然凭有限的几句话并不足以证明郑学真的“说心性最精”，但陈澧毕竟对汉学更有体会，当他把郑氏家法概括为“有宗主，亦有不同”，并与何休之“墨守”、许慎之“异义”相互对照时，确能彰显汉儒各家之特色。从陈澧本人反对墨守和异义、特别推崇郑氏家法来看，“有宗主、有不同”似乎也是形成他的“汉宋调和”论的一个助缘。
总之，出于对汉学之弊的反省，陈澧提出了“汉宋调和”的主张。从多方面的材料看，陈澧曾经尝试把这种主张的宗旨表述为：汉、宋皆有其独特的价值。可是，他所提供的证据却是汉学和宋学互相兼有对方之长。正是这些证据本身的脆弱，使得陈澧难以自圆其说，并深受后来者的诟病。陈澧之所以陷入此种窘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仍然身处考据的传统之内，对“义理”之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恰当的认识。
四、“义理”之所以为“义理”
“义理”与“考据”的关系是清代学术的一个中心问题。尽管可以把该问题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宋代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但这两对概念却是不能随便置换的。宋代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属于“义理之学”内部的事儿，双方的分歧最多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号称最重“道问学”的朱熹仍然把读书看成“第二事”，就足以说明问题。清代则不同，“义理”与“考据”被当作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学问来对待，“义理”属于思想性的内容，“考据”则是对名物数度的训释。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极端的看法是：“义理”皆空谈，“考据”才是实学，因此不必耗精费神于“义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对明代心学极端厌恶，并且乐意置程朱理学于不闻不问之列。第二种意见是：“义理”必须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这是最流行、影响也最大的一种说法，戴东原曾给予经典的表述，钱大昕等积极附和，焦循、阮元并且热心地去效法和实践。钱大昕对“义理”没什么兴趣，故只愿从事考证的工作；焦、阮则有“义理”的偏好，他们都试图通过训诂的方法解决经典中的义理问题。最后一种意见是：“义理”是一种自得之学，不必建立在“考据”之上。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是宋学家，考证学派中几乎找不到一个代表。晚年的戴震曾经提出“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向这种观点的让步。
陈澧在反省汉学之弊时，曾意识到考证学把精力专注于文字名物的训释是舍本逐末，因此他批评汉学家不知道经典中还有许多不必训释的内容。这种说法与第二种意见相比已有松动，主要表现在：第一，至少承认经典中有些“义理”可以不必借“训诂”而明。第二，把“义理”放在了比“训诂”更重要的地位。但是，仅此而已，在基本精神上，陈澧的说法与第二种意见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那就是：“义理”全部保存在经典中，任何试图超越经典文本来寻求义理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通常所说的“自得”只不过是师心自用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在《遗稿》中，陈澧曾这样表白自己：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陈澧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不愿意讲理学，而是说不必要、也不能够超出经书去讲理学。“义理”全在经书中，只要认真去读经，义理自然可以到手。他借陆清献的话批评象山、阳明说：
然《大学》条目，亦何尝不可借？如象山、阳明辈，皆是借《大学》条目，作自己宗旨。
象山、阳明之所以被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借经书讲自家宗旨。和大多数考证学者一样，陈澧相信这是导致明学“空疏”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时时提醒说：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
陈澧特别欣赏朱熹对“自得”的另一番解释：
大概读书，且因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使之浃洽于心，自见意味可也。……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己出耳。
按照这种解释，“自得”不是自己而得，而是自然而得。“自己而得”以我为主，“自然而得”则由学习得来。从哪里学习？当然是从儒家经书中学习，于是陈澧总结说：
必读经乃谓之经学。以疏解注，以注解经，既解之而读之、思之，此经学也。不以疏解注，是读疏非读注也；不以注解经，是读注非读经也。嗟乎，天下岂易有经学哉！
为了纠正汉学之弊，陈澧曾搬出义理之学（宋学）的大旗。可是，出于对义理本身的极端不信任，陈澧又极力鼓吹读经，要求只从经书中“学习”义理。转了一个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戴东原曾经概括过考证学的大纲领：“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陈澧修订了第一句（古经的有些内容可以不借助“故训”而明），照搬了第二句。虽有小变，但宗旨无别。看看《自述》中的话，就会知道陈澧在汉宋之间、义理考据之间的抉择：
又以为国朝考据之学盛矣，犹有未备者，宜补苴之。
何为主、何为辅，这里说得实在清楚不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陈澧强调义理只不过是为了“补苴”考据，提倡“宋学”主要是用来济“汉学”之穷。所谓“汉宋调和”，就陈澧的本来意愿来说，并不是简单的调停，而是有轻有重、有主有次的。换句话说，在陈澧那时，“汉”也许真的是“汉”，但“宋”却肯定不是真“宋”，最多也只是已经“汉”化的“宋”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年辈稍晚、但却同样出身于汉学传统的章太炎就显得比陈澧高明许多：
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
我们可以不必同意章氏的经、子之分，也不一定认可他对经学性质的断定，但却不能不承认他对“义理之学”的特征有精到的体会：“义理”之学属于主观之学，它一定要建立在自得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自得”（自己而得），“义理”将失去价值，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并不是说讲“义理”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意发挥。训诂考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典文本，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大部分“义理”上的分歧都不是由于“训诂”的原因而产生。即便是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们都掌握了它的含义，也不能说就真的理解了该书的内容。文本没有呈现出的东西永远比呈现出来的多，这就是为什么在训诂学上并不复杂的《论语》和《孟子》有那么多种不同解释的原因所在。
陈澧当然知道儒家经典有多种解释，并且他建议人们要首先了解“先儒诸家”谁是谁非，然后再从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读经时的指导思想：
所谓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先儒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先儒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家。此之谓经学。
问题是，凭什么来判定是非？凭什么去进行选择？“选择”、“判定是非”本身不就已经包含有读者自己的认识和体验吗？另外，先儒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释？难道全是由于客观的理由？就拿陈澧最爱读的《孟子》来说，何谓性善，后儒聚讼纷纭，总不能说所有这些人都不善于读书吧！
由“读书”寻求“义理”是对的，但把“义理”全部看成是“读书”所得则有疑问。主张经书已经穷尽了所有的“义理”，则更成问题。当陈澧这样说时：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使稍堕一偏也。
他实际上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至少，从后人对这部书的反应来看，他的“微言大义”常常被“读书考据”部分遮蔽掉了。批评他抄袭、摭拾，自然只是个别人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所重视的都是这部书在经学史方面的一些见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微言大义”、他调和汉宋的苦衷，反而常常被忽视或者忘记。
重提一下章太炎也许会给我们一点启发。章氏早年同样受过严格的考证学训练，他后来之所以能够认识到“义理”之学必须“直观自得”，完全是由于佛教唯识学的影响。换句话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已经从汉学的传统中走了出来。陈澧却没有。陈澧仍然在汉学之内，这注定了他和大多数的汉学家一样，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义理”之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