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创作中，如果在描写人物时，对典型环境描写得不明确，不充分，他的生活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典型的社会概括性就会受到影响。但却不能由此得出不进行典型环境的描写就不能塑造典型人物的结论，甚至认为写人物没有达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高度，就没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可言。不能得出这样刻板划一的认识。因为在文学史上并不是所有作品都能达到再现典型环境的高度，而这个高度乃是有情节性的作品的充分现实主义的标志，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的必有的条件。而过去许多年中，人们常常把这一特别尺度当成了一般尺度，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现实主义定义的内涵之一，根本无视恩格斯虽提出典型环境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不承认《城市姑娘》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事实。把典型环境当作现实主义的一般特点之一，与恩格斯提出这一问题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在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中看到，他虽然指出，这位女作家的《城市姑娘》没有真实地再现出历史的典型环境，可却同时又承认了小说的这样两点：一是，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但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二是，小说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这些话再简而言之，就是：《城市姑娘》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写出了典型人物，却没有达到典型环境的高度。这正清楚说明，典型环境的真实再现乃是充分现实主义的标志，如以此作为现实主义的必备条件，并且还以此作为典型人物的必备条件，那就连恩格斯对《城市姑娘》两条明确肯定，也要受到否定；而否定恩格斯的人却又是以恩格斯主张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的。大概马克思当年正是面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假到真时真亦假”了。
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并不能全都达到再现典型环境的高度，但却都很注意环境描写的现实性，而浪漫主义作家一般却不大注意社会历史环境的精确、真实表现。如拜伦在1813年到1816年间发表的一系列的东方叙事诗，其中写的都是个人反叛的英雄，他们孤独骄傲地向整个黑暗、罪恶的社会抗争。但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环境，不是异国的城镇，就是荒凉的海岛，再不就是波涛滚滚的汪洋，反叛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复仇，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别的，反对的敌人多是威尼斯总督或土耳其统领等等——这一切都描写得比较简单而浅淡，只有诗人自己的反叛的激情表现得十分真实。所以对这些叙事诗只有从诗人自己存在的社会环境和他自己的性格去理解，才能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典型意义，只就作品作直接观察，是探究不出它们的全部意蕴的。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则是很少见到的。
我们应该看到，在成功的创作中描写典型环境的目的，乃在于表现典型人物，就是对于自然环境、生活普通处所及场景陈设等等——体现一定社会历史和人物性格存在的某种条件——的描写，也主要是围绕人物塑造来着笔的。具体环境的描写必须与典型环境结合在一起，使具体环境、人物关系、情节冲突等等，都成为真实再现典型环境的具体条件，从而成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具体真实的艺术表现。
强调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目的是为了深刻地反映生活，充分地塑造典型人物。而作为有情节性的文艺作品，要深刻地反映生活，离开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写，又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经典作家要求文艺反映生活时，总特别强调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现实。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要求对于人物的描写必须有“精确的个性”，“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一个‘这个’。”艺术反映生活的实际规律正是这样，只有通过典型的个性才能更加充分地、深刻地表现出生活的某种本质特征，这是生活的辩证法所决定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列宁的概括，极其辩证地揭示了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作为艺术形象，与其他事物相通之处在于，它也是通过个别来表现一般的，因为个别是一般的存在条件，但一般中包含着许多个别的东西，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它们在一般中只有其同一性，所以并不完全相同，各有其矛盾存在。如以表现农民为例，只有了解许多农民的基本特征，通过一个个具有自己特点的性格来加以表现，这时才能达到典型性格的地步。一般地、概念化地表现农民，只能告诉人们一种观念性，就不能具有形象的可感性；然而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本质的前提下表现农民的个性，那写出来的就可能不是农民的某种个性。所以只有使二者真正相辅相成，才能真正体现事物的具体的本质，本质的存在也才有自己独具的条件。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只有典型的人物才能够充分地体现生活的本质，更好地表现出一般。因为个别的人物，虽然也是一定社会人群的一个存在因素，但它是自然形态的东西，原始形态的东西，可能是丰富和生动的，但在它的身上也可能存在着游离于历史潮流之外的非本质的东西，具有非典型的因素。所以创造典型人物时，必须排除不足以表现典型人物本质的因素，通过对于广大的同类人物的概括，经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改造制作的功夫，再以活生生的个性形式把人物复杂的社会本质表现出来，这样才能达到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又是明确的个性。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创造的典型，才有可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比如《人到中年》中陆文婷这个形象，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她概括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特点。人们可以在她身上看到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成果，看到极左路线在生活中造成的荒谬，看到中年知识分子所遇到的多种复杂的矛盾，如此等等，都是时代的典型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陆文婷身上和时代环境密切相联的个性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如在“文革”中，她给那位戴着“走资派”帽子的副部长做眼科手术，她不惧那些“革命小将”的造反，在严重关头，忠于职守，义正辞严；而当那位重返高位的副部长要寻找当年那位对他多有恩惠的眼科医生时，她听若不闻，丝毫不想出头得到感谢或其他形式的酬报，使人感到她身上从来是热心交织着高洁，细微联结着大方，忍耐包含着自信，她的生活道路、处事为人、道德情操、气质脾性，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别人，是“一个‘这个’”，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典型的塑造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强烈，最后的决定手段就是个性化。无典型的社会本质内容，当然无从谈到个性；而无个性的描写，也难有典型的存在。所以，充分的典型的创造是以典型性格的描写为中心的，又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离开这些就没有充分的艺术典型形象可言。由此可以深刻地认识到恩格斯提出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重点所在。
我们讲塑造人物不能脱离其社会历史环境，只是讲了环境对人物的作用，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人物还可以改造、建设、创造新的环境。就是说，在以环境为基础的环境条件与人物的关系中，还有人物对环境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就告诉我们，还要足够地估计到人物对其历史时代环境的作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时候，也要反映出典型人物推动典型环境的特点。许多成功的革命文艺作品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这方面的经验也不能忽视。
生活中存在的具体人物，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某种特点。应该说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基础。但是还必须明确，从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来看，并不是一般凡有个性的人物，都可以成为这种典型人物，还必须从社会历史潮流中汲取出人物行动的动因，这才能与历史上那种“糟糕的个性化”划开界限。